罗祎楠:中国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 的学理探索

——以宋元明历史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 次 更新时间:2019-03-14 23: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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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祎楠  

  

   当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这一论断的提出,启发学界深入思考“内生于”中国深厚历史脉络中的国家治理“演化”之路。对“内生性演化”的探索,有赖于通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将中国历史资料分析与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密切联系——这正是本文所讨论的“学理”探索的意涵。对“内生性演化”学理探索的开展,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超越外生于中国历史的理论视角对传统历史的僵化性刻画,呈现中国治理多样性的演化历程?如何在学理上说明这样的演化是“内生于”中国历史机制自身的?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论题蕴含着对治理权力何种新的理解?为何治理权力必须呈现于社会科学学理探究的过程?本文以宋元明时期儒家文化与国家治理关系的研究为例,尝试对上述问题给予一些回答。

  

一、“个体性权力”视角对宋元明时期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的遮蔽


   自19世纪末开始,历史学界对宋元明时期国家治理的概括受到了多种理论模式的影响,如家产官僚制、君主专制、地方精英支配等。通过对这些理论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体现的“个体性权力”视角。我们首先以马克斯·韦伯构建的“传统型权威”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韦伯的理论中存在一种对权力的理解:将“权力” (macht)视为基于个体(包括个人、组织等行动者)依靠资源占有上的优势而将意志施加于其他个体的过程。我们称之为“个体性权力”视角。在“个体性权力”为主导的支配结构(如家产制国家)中,对支配妥当性的服从只是帮助不同参与者获得权力资源的手段而已。权力过程完全服从于“纯粹个人性的关系、偏好、承诺与特权”,参与者依靠各种方式(如传统规范、社会声望、获得精英身份的礼仪化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令人畏惧的政治军事强制手段等)扩展自己的实力与权力。传统规则得到巩固是因为其赋予了支配者“合法性”这一权力资源,也赋予了支配者在传统之外任意而为的潜在权力;赋予了家产官僚占有个人官职而牟利的合法性,使之可以利用传统规则的模糊性获得利益;赋予了其他家父长组织抵抗支配者干预本组织事务的合理依据。权力过程具有自利、分裂、僵化、专断和靠实力说话的特点。权力结构要么表现为支配者无力阻止望族控制而导致的官职定型化,要么呈现为支配者的个人专断。

  

   韦伯将他对家产制国家权力逻辑的理解应用于对传统中国治理的描述:在儒教伦理的推动下,君主、官僚与社会组织之间只能就传统规则的合法性达成共识。在传统之外则是君主、官僚、社会组织随意自由裁量的空间。家产制国家内部权力关系处于僵化平衡之中,难以改变。儒教成为强化这一结构的文化因素。它不能塑造士人改造现实世界的“由内而外统一”的伦理,只能使士人继续成为按照自己个体权力利益灵活行动的“种种有用的,个别的特质所构成的一个组合体”。

  

   这一视角弥散于国际学术界对宋元明国家治理的多种理论概括中。传统国家权力过程被理解为君主、士大夫不同集团、官僚部门等依靠资源优势争夺对某些治理领域排他性的控制权和特权利益。参与者占有的资源、其意志和实力的对比关系,决定了互动的结果。“国家”不过是他们逐利竞争的场所。研究者对这场竞争中的主导方认识不一,产生了诸如君主专制说、士大夫官僚部门竞争说等论断。

  

   另一些学者则将国家想象为具有自主性(autonomy)的行动者(actor)。政府部门、官僚、皇帝等个体统治者被视为国家的代表,而其他行动者则被视为社会的代表。“国家”与“社会”只是不同个体行动者的代名词。宋元明时期的历史变化被概括为:北宋职业精英领导国家积极有为地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代表性的例子是王安石新法),南宋开始,这一治理方式被社会精英主导地方事务所代替。学者强调宋元明时期国家在社会和市场管理方面呈现出狭隘和无能的特点。但他们对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在治理中起主导作用的认识不一,包括强调乡绅依靠经济、文化或政治优势对基层进行控制的“乡绅支配说”;强调士人独立于国家权威而对地方文化和社会事务进行主导的士人精英理论;将士人、乡绅及其他基层力量统一视为“地方精英支配”;等等。

  

   总之,传统中国的治理过程在“个体性权力”视角中被理解为“崩解成一堆分别为个体(基于其特权而)占有的拼凑权力”。参与者由于具有资源和实力优势而在某一治理领域或职位具有排他性的控制权。这样的控制权又为参与者带来特权和新的资源,使之可以继续强化权力。这种自我强化的权力占有机制“一旦确定,支配者即别想更动,除非他想激起利害关系者的强烈反抗”。这使得国家治理被分解为不同参与者各自占有的权力领地,这些领地交错共存,盘根错节而难以改变。正如韦伯所说:“这样的一种结构是僵硬的:无法适应新任务,也不能接受抽象规制”。

  

   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个体性权力”视角,蕴含了功能主义的思考方式。功能主义的特点在于将一套先入为主的理想制度视为达成国家权力运行最优结果的唯一途径。学者大量运用定量分析等方法证明他们认为的理想制度,但并没有摆脱规范性的政治理论提出的命题和结论。规范性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纠葛难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科学学理思维的缺失。受此影响的中国研究中,学者会有意或无意地将中国作为证明理想治理模式优越性的正面或反面素材。比如,韦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在于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将其抽象化以建立理想型,而后对比理想型间的差异。中国的治理模式就是作为理性官僚制这一理想类型的对立面而被建构出来的。理性官僚制所具有的“追求与献身‘切事化’的目标,以及接受此一目标的支配的”行动,根本不同于家产制国家权力结构的“僵化”、“无法适应新任务,也不能接受抽象的规制”。而与“反面论”相对的研究则试图在中国传统中搜寻出符合理想标准的制度,进而印证中国早已经具有了“现代性”,如证明中国有某些先进社会群体主导的公共领域等。

  

   两种看法尽管针锋相对,却反映了同样的研究路径——研究者专注于运用中国历史资料印证理想政治模式的正确。但即便他们动用大量史料,其研究路径依然是非历史的。这一研究路径同样也是非社会科学的,因为很多研究只是将材料抽离于历史过程以佐证自己早已形成的某些带有价值倾向的判断。这些判断来自于脱离中国历史而产生的理论,它外生于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逻辑。历史概括的随意性也为学术与政治权力的纠葛打开了大门。

  

二、“制度性权力”视角对“内生性演化”的基本理解


   对中国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的发现,需要研究者以新的视角看待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与现实,本文提出的“制度性权力”视角便属此类。概括来说,这一视角将治理参与者的行动与相互关系作为被解释对象;要求从学理上说明制度与其运行的历史过程交织而成的“历史机制”如何塑造治理结果。

  

   在这一视角下,中国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的历史进程被照亮:国家治理丰富的演化过程“生成”于超越个体之上的、由制度及其运行的历史过程扭结而成的历史机制之“内”。这种生成作用也体现了权力的意义:历史机制具有因果力量(causal power),塑造了融于其中的治理参与者的行动与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权力过程必须依赖社会科学的分析才得以呈现。这需要学者自觉地构建方法论以分析历史机制与治理演化间的因果关系,将方法论与史料分析、理论构建融会贯通。这便是“内生性演化”学理研究的意涵。

  

   “制度性权力”视角与“个体性权力”视角对国家治理过程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解。在后者看来,国家治理过程是某些个体参与者依赖自身资源优势获得对权力领地排他性的支配权,并依靠这样的支配权持续获得特权利益,从而进一步维持其支配权的过程。在此视角下,研究者往往认为存在着超越任何制度的参与者的自主利益、偏好,并以此来解释治理结果。

  

   “制度性权力”视角则认为,国家治理的结果取决于由制度及其运行的历史过程所共同构成的历史机制(mechanism)。这其中包含着对“制度”与“制度运行的历史过程”两方面的理解。“制度”是人们长期稳定和可重复的行动与思考模式——无论这些模式的形成是来自外部权威的强制,还是主动的信仰,或是内心无意识的自觉遵守。按照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一般认识,我们将制度分为三类。第一类制度是被国家或社会权威力量支持的规制性体系。包括如正式或非正式的法规、通用的话语结构、政府或社会的组织结构等。第二类是规范性因素,包括如常规行为、价值、社会或政治规范等。第三类则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文化认知体系,包括话语符号系统、思维模式或道德标准等。本文讨论的制度既包括人们内心主动服从的文化制度;也包括依靠习俗的力量规定的具有强制性的礼仪制度;还包括依靠国家强制实行的政治制度等。所谓“历史过程”,是将常态性的制度“激活”为即时变化的治理参与者的行动和相互关系的过程。我们将这样的过程视为由事件、互动、意义等因素构成。

  

   在“制度性权力”视角看来,正是制度与其动态运行过程扭结在一起,成为一种具有“因果力量”的历史机制。历史机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参与者意愿、价值、伦理、掌握的资源高下等个体性特征的加总。“权力”不再表现为个体依靠资源的优势实现自我目标,而是表现为历史机制那种塑造行动和相互关系的因果力量。国家治理权力不被个体性的力量所决定——无论这一力量的主体是政府组织、统治者、某些社会阶层还是社会组织。治理权力来源于超越这些个体力量的历史机制。历史机制决定于生产方式等客观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具体的制度和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相互作用,塑造了国家治理权力的表现形式——“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制度性权力”视角从两个层面理解制度与历史过程的辩证关系,以此建立对“历史机制”的理解。首先,制度在历史机制中具有属于实在(real)层次的统合(coordination)作用:参与者的主观世界与行为方式无法脱离其深陷的制度世界,即使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制度的具体存在。这种统合作用的实在性在于它需要依赖方法论指导下的理论分析才可以显现,它是高于具体历史过程的。在具体而微观的历史过程中,我们观察到的可能是截然相反的权力现象。我们可能看到制度如何赋予治理参与者资源,使他们利用制度能动地获得个人利益;我们也可能看到制度如何制约行动者的选择。这样的过程是治理者所直接面对的具体情景。但是这样看似矛盾的具体过程却体现了制度“统合”这一实在性特点:制度在具体的历史中发挥着塑造参与者行动和相互关系的因果力量。制度的统合性特点不是虚幻的想象,不是规范性的理论假说,也不只是可观察到的直接而具体的互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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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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