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祎楠:思想史视野中的质性研究:以方法意涵的构建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 次 更新时间:2019-07-28 0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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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祎楠  

   摘 要:本文尝试从思想史视角反思质性研究方法,以揭示被结构视角遮蔽的研究过程,从而探讨一种直面内心的反思性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思想史视角强调回到文本去阐释书写者赋予研究方法以意涵的思想过程。本文以“推论”“充分必要性”与“意义”等三种方法论立场中的方法意涵构建过程为例展现这样的思想过程:方法论如何引导了对特定研究方法的选择;当方法论与现实情况存在差距时,书写者如何在原有方法论立场中发展对质性方法新的理解以捍卫方法论的合理性;书写者如何在强调与其他立场的区分中发展对方法的理解。本文由此揭示了看似相同的方法背后所蕴含的巨大意涵和实践差异。一种围绕“意涵”展开的方法知识系统将有可能被建立起来。思想史视角为反思性的质性方法知识构建提供了可以付诸实践的路径。

   关键词:思想史视角; 结构视角; 意涵; 质性研究方法; 方法论

  

   本文尝试从思想史视角反思质性研究方法,以揭示被结构视角遮蔽的研究过程。思想史视角的基本立场是:研究者需要回到文本去阐释书写者赋予研究方法以意涵的思想过程。思想过程是书写者在流动的写作意向中不断表达的观点、论证、描述与评价;这些表达针对特定对象而发,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着书写者的意思(Chartier,1982:13-45;LaCapra,1982:57-85;Skinner,2002:86-89、93-102)。本文中的“意涵”,特指学术作品表现出的书写者对具体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解。这些理解只有在思想过程中才能涌现:它或来自于方法论的引导,或来自于调和方法论立场与现实差距的意向,或来自于强调方法论立场差异的意向。意涵只有在过程中才能出现,脱离了思想过程,意涵也就无从谈起。本文强调研究方法富有意涵,是要说明方法从来不是客观而固定的操作程序。方法是被书写者不断阐释的对象。

   书写者在阐释中不断重构新的方法实践,这些实践或被明言,或只是隐性策略。本文揭示产生意涵的思想过程,从而看到有关质性方法更加丰富的思想世界。思想史视角相信,只有通过对特定文本及其语境的分析,研究者才可以呈现意涵(LaCapra,1982:50)。文本承载了书写者错综复杂和不断流动的书写意向,也承载了他们所运用的知识、逻辑链条、判断评价,还承载了他们并未意识到的凝固化的知识结构。文本是一种话语媒介,它可以被不断阐释。这种阐释可以来自于书写者自己,也可以来自于阅读者(Chartier,1982:39-40;LaCapra,1982:57-85)。通过文本阐释,书写者的思想过程得以展现,而有关方法意涵的知识系统也得以呈现。

   本文将展现这样的思想过程:(1)方法论如何引导对特定研究方法的选择;(2)当方法论与现实情况存在差距时,书写者如何在原有方法论立场中发展对质性方法新的理解以捍卫自身的合理性;(3)书写者如何在强调与其他立场的区分中发展对方法的理解。通过对思想过程的研究,本文围绕“意涵”建立起新的方法知识系统,一些有关质性方法新的认识会由此产生。这些认识包括但不限于:研究方法的选择是如何随方法论意识的不同而改变的,对方法论局限性的理解如何催生出新的研究策略,对“比较”的不同理解与实践方式,对“理论化”的不同理解与实践方式,等等。这些认识揭示了看似相同的方法背后所蕴含的巨大的意涵和实践差异。本文揭示了融于具体思想过程中的方法意涵差异,这将大大扩展质性方法的视域。一种围绕“意涵”而展开的方法知识体系将有可能被建立起来。思想史视角也为反思性的质性方法知识构建提供了可以付诸实践的路径。

  

   思想史视角与结构视角对研究方法不同的理解

  

   研究方法历来是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学术界对此的讨论不断深入,国内学术界最近十年也日益关注研究方法问题。这些讨论促进了方法自觉与规范,但也激化了对于方法差异甚至优劣的论辩。尽管论辩各方的观点对立,却呈现出类似的研究视角,我们称之为“结构视角”。

   结构视角区分不同的方法论传承(Goertz and Mahoney,2012),并将这些传承理解为具有固定特征而泾渭分明的意义结构,进而将不同研究方法(或相关作品)分门别类地归入这些方法论。在这种思考模式中,研究方法就是可重复的操作规程,它们被贴上了某种方法论的标签,从而构造出“方法论—方法(著作)”的固定对应关系。比如,有的讨论者强调定性研究的特点在于以实在论或建构主义等方式探索个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定量研究则依靠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发现共性和普遍性(Johnson,2006;Goertz and Mahoney,2012:10-11;陈向明2016:13-20)。他们进而按照这样的类别将不同方法归入其中。比如,把以发现因果机制为目标的过程追踪、个案内分析和少案例比较(如QCA)等方法归入定性研究,把大样本的统计分析建模等归于定量研究(Brady and Collier,2010;Goertz and Mahoney,2012;Gerring,2017)。研究作品也被分门别类地置于不同传承中。比如,我们熟知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一书成为按照定量思路进行研究的典型,批评者强调其和真正的定性研究存在根本差异(Brady and Collier,2010)。正如格尔茨和马奥尼(Goertz and Mahoney,2012:222-223)所认为的,研究者可以将各种研究方法操作对应于定性与定量两种传承,列出所谓的差异“清单”。他们相信,“单个研究计划都可以按照传承所强调的内容被放到两种传承的某一边”。在这样的思路下,即使研究者主张“超越”“弥合”或者“混合”定量与定性研究,这种混合也依然依据预先构造的“方法论—方法操作”的思考模式展开(Lieberman,2005;Mahoney,2008)。

   决定这种立场划分的是一套看似客观,实则模糊的知识体系。讨论者依赖某些先入为主的知识给研究方法贴上分类标签。这些知识来源模糊,被人为固化,掩盖了更加多样的方法意涵特征。固化的方法论标签和真正丰富的方法意涵之间存在错位,造成了对质性研究方法理解的困难。本文就讨论了四个错位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坚持定性立场的批评者将加利·金(Gary King)等人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视为定量统计的代表(Brady and Collier,2010:67-79)。但这样的批评忽视了该书文本蕴含的调和质性与统计间不契合性的思想过程,也难以理解书中出现的与统计思路不吻合的对定性研究的意涵表述。比如,书中否定了统计的随机抽样原则在少案例研究中的可操作性,却肯定了“有目的的选取观察值”的做法。再比如,作者虽然强调需要根据解释变量的变化范围选取观察值,但也承认按照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范围选取观察值的合理性。这些矛盾性的表述只有通过思想史视角才可以理解(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142-149)。

   第二个例子,研究者将通过过程追踪发现因果机制视为质性研究的重要方法,进而归纳出这一方法明确的特点和操作步骤(Beach and Pederson,2013:1-5),但他们忽略了,同样是按照过程追踪的方法操作将经验材料理论化为因果机制,操作背后所具有的意涵可能截然不同。不同的方法论对什么是因果和什么是理论有着多样的认识,因而书写者对追踪何种过程也是认识不一。他们或是聚焦于个人的工具理性与制度激励(Bennett and Checkel,2015:31-34),或是将事件作为重点,抑或集中关注赋意过程。他们也会依照完全不同的方法实践构建理论。

   第三个例子,以QCA为代表的案例比较方法相信通过一套规范的操作可以寻找充分、必要等原因,但忽视了使操作得以成立的意涵基础,那就是展开比较的案例为什么可以成为案例。案例被认为是预先给定的客观存在,却忽视了研究者按照自己的要求组织材料构造案例的思想过程,案例的不同意涵在这个过程中涌现。比如,本文讨论到的对“可比性”的构造就体现了这样的思想过程。

   第四个例子,在现今普遍流行的扎根理论中,研究者宣称有一套客观化资料收集和编码程序操作(陈向明,2016:327-332),却忽略了扎根理论源于意义研究中的符号互动的基本方法论立场,更忽视了扎根理论得以建立自我合理性的方法论本源,即为什么扎根理论自我认为可以发现因果关系(科宾、施特劳斯,2015:6-10)。讨论者因而忽视了扎根理论中通过比较进行概念校准的方法操作背后所体现的不同于其他比较方法的意涵:对研究者与学术共同体交流方式的理性化,而不是对研究方法操作程序的理性化。

   这些例子提示我们,在结构视角所见之外,存在更加复杂的研究过程。这样的过程只有通过思想史视角才可以被揭示。思想史视角与结构视角具有三个主要差异。

   第一,在理解研究方法时,思想史视角强调,外生性的方法知识不能取代对赋予方法以意涵的思想过程的理解(Bol,2004)。结构视角只看到方法的操作步骤和方法论的固化特征,只是将方法论和方法静态地对应在一起,却忽视了二者在思想世界中的联动过程。比如,本文揭示了“控制性比较”的理想与社会世界无法充分控制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如何催生了方法书写者对“可比性”的意涵构建。这样的构建体现了书写者协调矛盾的意向。结构视角尽管也看到了这样的困境,但无法理解这种困境是如何在具体思想过程中催生意涵的。讨论者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依靠某种固有的方法知识解决此种困境。他们或者只是以寻找所谓相似地区等方法将少案例比较中的控制难题模糊处理,或者干脆走向更加符合控制逻辑的实验法(Tsai,2007;Slater and Ziblatt,2013;Mahoney and Thelen,2015:10-11)。这些做法忽视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广泛存在的解决控制性比较问题的隐性实践策略。再比如,本文揭示了以意义作为构造因果性基础的学者如何不断强调自己可以更好地解决控制困境。正是这种意向性引发了对“比较”和“理论化”方法新的理解。结构视角不会关注这样的思想过程,因为它更在乎如何对各种立场展开批判式的评价。评价者将自己视为某些方法立场的坚守者,却失去了将立场还原于思想过程中的反思性。他们试图评价差异,却忽视了差异本身所具有的推动方法意涵发展的力量。

第二,思想史视角将方法意涵纳入研究视野,而结构视角忽视了方法意涵的存在。方法被视为代表特定方法论并超然于具体文本的固定操作方式。这样的视角忽视了看似类似的方法的不同意涵,也忽视了书写者构造意涵的思想过程。比如,当书写者将从“指号到意义”的不断互动视为因果过程时,他们相信不再需要依靠“控制性比较”就可以发现因果。因此,他们转而将“比较”理解为在复杂意义世界中寻求精确性解释进而建立理论综合的过程。书写者对自我方法论立场优越性的认识引导出“比较”新的意涵。再比如,面对控制困境,书写者悄悄地改变了作为“控制性比较”方法基础的“相同性”与“不同性”的意涵。使所谓不同性成为相同性的特定表现形式。结构视角将这些方法笼统地视为少案例(Small-N)比较,却忽视了它们具有的不同意涵。这样的意涵也引导了不同的方法实践。比如,在第一个例子中,书写者需要对整个赋意过程进行理论化,而不再是将过程分割为不同概念以展开比较。在第二个例子中,书写者则需要首先以“条件—应对”构建因果叙事,然后再有意识地调节概念抽象层次,将不同性处理为相同性的特定形式。对意涵构建过程的揭示将建立一种新的方法知识系统。只有在思想史视野中,这样的知识才可以呈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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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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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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