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余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 次 更新时间:2019-03-10 22: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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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余浩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大湾区建设对于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大意义:“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这个建设任务符合我国坚持的全面改革和开放国家战略。事实上,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明确承诺过:“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大湾区所覆盖的9+2城市群,本身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开放度最高的地区。例如,香港从开埠之际即是一个自由港,多年以来也始终以经济自由而闻名。2018年2月2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显示,香港经济自由度连续24年居世界第一。广东省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多年来保持占据中国总出口量的 1/3,创新能力也较高,如余淼杰教授指出的,深圳的企业平均研发强度为 4. 1%,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 4%的水平。总之,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既有现实基础,也有紧迫的必要性。

  

   《规划纲要》设定“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建设原则,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的任务。如何推动更有力度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香港澳门作为自由经济体、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优势,是建设大湾区的重点工作。

  

  

   目前,全球化进程正发生新的变化。众所周知,当前的全球化发展是基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技术进步驱动了全球范围内信息交流成本的大幅下降,使制造同一产品的不同环节可以分散到全球范围内的不同地区。例如,从1960年代开始,硅谷的制造业就大规模向海外迁移,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在这种全球化力量的驱动下,出现北方去工业化和南方工业化同步进行的局面,形成我们常说的全球价值链重构:研发留在发达国家,并且集中在少数区域;制造业分布在欠发达国家,并且出现不断流向低成本地区的趋势。根据国际经济学家理查德?巴德温(Richard Baldwin)教授的研究,七国集团在1990年之前占有全球制造业利润份额的2/3,但在1990年之后,份额下降到1/2左右;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6个欠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到2010年已上升至30%。其中,中国占到20%。然而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有一种“逆全球化”的潮流,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在近年愈演愈烈。西方去工业过程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是激发这股逆向潮流的核心原因。这股逆流迫使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必须面对两个新的挑战:第一,以硅谷为典型的新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模式,但是存在大量的技术门槛和制度壁垒,使这种先进生产模式目前仅局限于一些前沿生产领域,能直接从中受益的人口非常有限。如何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又防止严重的贫富悬殊?第二,新信息通信技术的重大发展有可能会引发产业价值链的又一次深刻重构:例如,随着3D打印技术的迅猛发展,制造业成本有可能大幅度下降,一种新的“再工业化”模式也许会出现在研发地点周围,而不是形成研发和制造相分离的格局。如何急早抓住这种新的变化契机,占据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制高点?

  

   实际上,在粤港澳大湾区,克服发展不均衡的任务十分重大。香港在遭受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拖累而长期陷入低迷状态,迄今仍未见复苏迹象。最近几年里,不断有研究者分析指出,香港已陷入所谓“高收入陷阱”,面对生育率下降、房价高企、青年人对未来没有信心、贫富差距悬殊的严峻挑战。香港中文大学林夏如教授2017年一篇文章指出,各项数据都显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已处在衰落之中:在经济起飞时代GDP增速能维持在6%,近年仅为3%;人口年龄中位数在1981年是26岁,1996年是34岁,到2015年已达44岁;平均房价接近本地家庭年平均收入的20倍;2016年,香港的基尼系数为0.539,是45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社会不平等程度位于世界发达经济体之首。

  

   同时,祖国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转型任务。中共十八大以来,为应对国内外新形势,中央调整了政策指引方向,相应放松GDP目标。十九大重新定义社会主要矛盾,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相融合,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是探索如何有效落实这种新发展理念的实验田。

  

   总之,迫切必要以大湾区作为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实验田,突出科技创新为引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一方面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一方面推动充分而平衡的发展,在全新的发展理念上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探索路径。

  

  

   为把大湾区打造成为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可以基于《规划纲要》提出如下制度创新举措:

  

   1. 优布局:推动国家级重大科技产业项目落地,布局大湾区高新科技产业。争取和推动国家级重大科技产业项目在大湾区落地,同时以大湾区四个核心城市目前的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状况为基础,规划大湾区产业,系统打造创新产业链,奠定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性科技创新中心的基础。通过在大湾区高标准布局科技创新发展高地,吸引内地、港澳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人才、技术和资本集聚。

  

   2. 创环境:推动大力实施营商体制改革,创建吸引全球企业投资的制度环境。当前,信息与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全球商业模式的剧烈变化,“贸易-服务-投资”一体化发展激发对于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的急迫需求。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贸易深度发展,服务超越商品成为更主要的贸易部分,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议题越来越受重视,TTIP、EPA、RCEP、TPP等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新兴国际经贸规则的示范样本,对于新型全球化的塑造势必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此外,香港一向有“全球最佳营商经济体”之称,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2018年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香港的“政府效率”和“营商效率”连续4年排名全球第一。广东9市可以根据自身条件,以新兴国际经贸规则和香港的制度经验为借鉴,制定深化改革营商环境的行动纲领,推动完善商事法律体系,打造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和数字政府。

  

   3. 强基础:大力扶持中小科创企业发展,建立创新型的金融和教育制度。创业基金以无偿资助、贷款贴息和资本金投入等方式扶持和引导大湾区中小科创企业发展。通过大力培育中小科创企业,一方面重点支持有自主创新的企业进行科技成果产业化和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适当支持科创市场中介企业发展,活跃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市场,倒逼大湾区范围内的科研院校改革其科研管理体制,帮助科研人员接触市场,增加高新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的机会。总之,需要在大湾区内形成政策实验田,建立创新型金融、教育和劳动制度,为科创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

  

   4. 树人才:协同出台国际型人才培育计划,为大湾区建设提供科技人才。粤港澳各地目前都有英才计划,同时也设有创业奖项,可以将这些措施作为基础进一步加以整合,通过协同粤港澳政府联合出台人才计划,一方面鼓励年轻人在大湾区创业,一方面加强大湾区高校科研机构对于全球优秀学生的吸引力。需要强调的是,针对大湾区建设而出台的人才培育计划,应该保持高度的开放度和灵活性,其一,打破阻碍人才流动的玻璃门,激励企业实施灵活就业的人才方案;其二,经常性地创办科技成果奖项,吸引世界各地优秀学生组织团队参与;其三,设立短期资助,帮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创人才在大湾区短期学习和研究,使大湾区成为高端人才自由往来、共同创造的圣地。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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