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余浩:包容性先锋主义及其改革路径

——科技创新如何有助于多数人的全面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 次 更新时间:2018-07-23 12: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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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余浩  

   (2017年10月25日至29日,当代著名思想家、巴西政治家、哈佛大学法学院庞德法理学讲座教授罗伯托·M. 昂格尔应清华大学人文高等研究所邀请访问北京,10月28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对昂格尔教授进行深度访谈,谈话内容涉及到中共十九大的新方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中国的制度改革路径。本文系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次访谈部分内容的梳理和读解,特此刊出,以供关心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各界人士讨论。)

  

   昂格尔教授访华之际,恰逢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不可避免地,中国研究者与昂格尔教授的交谈,是以十九大传递出的新信息为起点。在昂格尔看来,十九大报告中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提法,以及放松GDP目标的指示,是对“以数量手段解决质量问题”的旧有举措的反思,政策指向已经很明显:经济增长的瓶颈只有通过结构性变革,特别是通过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变革,才能加以克服。昂格尔认为,思考中国与世界的未来,我们必须从理解当前国家发展的困境入手,因为这种困境不仅存在于中国,而且是个世界性难题。

  

一 世界经济的两种先锋主义


   昂格尔提出,世界经济有两种取向:“孤岛式先锋主义”与“包容性先锋主义”。前者是当前世界发展困境的根源,后者要求一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昂格尔的阐述从批判主流发展经济学开始。

   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指导国家发展的发展经济学强调,最佳的发展路径是使劳动力和资源从低生产力的经济部门转移至高生产力的部门。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这种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劳动分工和规模生产理论,与之相配套的是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模式:工业是指那种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和服务的模式,配备基于半熟练工人的相对刻板的机器和生产流程以及等级制和专业化劳动关系的制度环境。昂格尔指出,由于四点原因,福特主义工业生产模式不再是国家发展的可靠基础:

   第一,它不再占据世界经济的高地。新兴的高端生产实践,即所谓“知识经济”,已经崛起,生产转变为基于知识密集型经济活动的不断创新和彻底的实验主义实践。这要求生产组织与思想及需求的活跃程度相匹配,同时要求世界范围内生产文化的变革。昂格尔认为,这才是世界经济的真正的先锋队,之前的那种工业化只是一种“低端工业化”。

   第二,更为发达的知识密集型生产实践,有能力通过竞争超越旧有的工业化,即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创造出相同的成果。

   第三,在此前的那种福特主义工业化下,对半熟练工人的依赖,始终会导致出现另有一个国家可以提供更低廉的劳动力的情景,因此产生劳动力不断低廉化的“竞次”(a race to the bottom)现象。

   第四,在新的生产模式下,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差异,将日益缩小。这是因为知识和创新成为所有经济部门发展的基础,如所谓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如精密制造业)、知识密集型农业(如精密农业),其主要创新源泉就是具体的知识服务。

   上述四点原因导致此前理解的工业化及经济增长理论不再有效。很显然,替代性方案是在国家经济中使新兴高端生产实践——实验主义的、分散化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活动——得以彻底化与普及化。然而,昂格尔马上强调,当前的困难在于,在世界范围内目前的实践中,高端生产实践仅以“孤岛式先锋主义”的形式存在:例如,虽然在工业领域有硅谷这样的网络信息行业先驱,在服务业有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在农业中有精密型科学农业,但在任何经济部门里,这些高端生产实践都仅局限于狭隘的边缘地带,仅包含一小部分人群。

   即使在当今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中,“孤岛式先锋主义”也是一种常态。昂格尔指出,“知识经济”局限于孤岛状况,是当前世界经济停滞与大规模不平等得以出现的最为重要的根源:之所以是经济停滞的原因,是因为最具生产性的实践仍狭隘地局限在生产系统中的某些领域里,由此阻碍了更大范围内的生产力的提升;之所以是经济不平等的原因,是因为这种实践加深了经济的先锋队(如技术精英、创新天才)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这里的落后者,昂格尔指的是衰落的大企业的工人、技术和组织落后的小企业的雇工,包括家庭企业经营者,等等。

   当然,昂格尔绝不是说,应当去抑制技术进步和创新才华,以一种“不患寡,患不均”的态度打压当前的知识经济实践,以便拉平不均衡。昂格尔追问的是,如何能实现迅猛的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对于多数人的全面发展直接有利?就此而言,当今世界各国盛行的二次分配方案,如累进税制和再分配性社会分红等校正方案,由于受限于经济停滞和不平等得以产生的既有经济社会政治结构,远远不够充分。

   不过,昂格尔也并不是说,那些旨在实现分配正义的社会政策方案没有意义。他要说明的是,这些社会政策方案必要但不充分:它们是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应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补充,但不能成为后者的替代。当代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大谬误正是,他们以二次分配的社会政策方案代替了一次分配的经济社会制度改革。二次分配的社会政策的价值不在于它们能否消除眼下的不平等,因为最有效的方法只能是改革经济和社会制度。它们的真正作用应当在于,投资于人以及人的能力发展,给予人们有保障的利益和权能,保护他们能够应对不断变革的周遭环境。只有这样,二次分配的社会政策方案才能对一种有效的经济社会改革方案产生效益,这种改革方案就是以惠及更广泛人群和更具社会包容性的方式推进高端生产实践,即建立“包容性先锋主义”。

   昂格尔主张,为创建这种创新性经济和一种收益面广泛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辩证地沿着两个方向实施改革:一方面,为包容性的高端生产实践建立基础,另一方面,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基本保障,使任何人都不必依赖于任何具体的工作也能享有便利且普遍的保障。由此,我们能够兼备彻底的灵活性(选择的勇气、能力和机会)与经济上的安全(普遍的基本保障)。

  

二 金融与劳动制度改革


   昂格尔所谓为包容性先锋主义建立基础,其制度方案主要是针对金融与劳动制度的改革。对于前者,昂格尔提出,关键在于金融应按照确保它能为社会生产服务的方法加以组织,不能允许金融为自我服务,如出现美国金融危机时的那种“金融自我肿胀症”,必须“让金融成为好的仆人而不是坏的主人。对于后者,昂格尔指出,特别需要避免使绝大多数劳动者陷入“不稳定雇佣与彻底的经济不安全”的境地。

   就金融制度改革来说,昂格尔认为,在当前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下,金融自我膨胀,这使公司的生产体系主要靠留存利润进行再投资,银行和股市中的大部分资本与生产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结果是,不论经济形势好坏,金融都不受影响,且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更具破坏性。中国的情况是,大银行与国有企业有更紧密的关系,并实施强制性投资战略——这正是昂格尔所说的“用数量方法解决质量问题”。中国很幸运地拥有很高的储蓄水平。原则上,高储蓄水平是一种稀缺资源,它使得国家能够不单纯依赖金融资本的利益。然而,高水平储蓄率仅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方法贯通储蓄与生产,即延迟消费且进入生产性投资的渠道,仍然不足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昂格尔认为,这正是中国当前发生的情况:资本要么藏而不露,要么流入影子银行体系(影子银行体系是缺乏监管的无序状态,有助于填补正式银行机构不足形成的空白,但是也加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

   因此,昂格尔提出,必须重新组织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国家应在政府与企业的中间层面进行组织,如推动建立自主管理的风投基金,以便推动庞大储蓄资本进入生产性投资的渠道,并防止其流入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同时,政府需要推进资产市场的深化,使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能够获得本国货币的信贷支持,从而保证国家经济相对于国际资本市场的独立性。针对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昂格尔指出,当前欧美流行的实践是一种“监管二元主义”,即在政府保险作为担保的金融机构采取强监管措施,而对所谓市场自发形成的金融机构采取一种基于自治主义的弱监管,这就导致了市场上很容易产生逃避监管的金融机构,眼下需要改革监管二元主义。不过,昂格尔也说明,这种改革虽然紧迫,但却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根本性任务依然是前述的促使金融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的创新举措。

   就劳动制度改革而言,昂格尔认为区分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非常重要,前者为后者的努力确定一个方向。长期目标关注的是知识经济的潜力,集中体现在人与机器关系的塑造上。在福特主义工业化生产中,工人只是亚当·斯密别针厂和亨利·福特装配流水线上一个组成部分,不断地进行着重复劳动,就像机器一样。知识经济有潜力从根本上改变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人已经学会如何用算法公式来表达那些可重复的工作,并且能够把这些公式具体化在机器设备中,因此机器要做的工作就是为人类去完成那些人类已经学会了如何重复的事情,从而使人类有可能将他们最重要的时间资源用于那些还没有学会如何重复的工作,这样能够使人变得更为强大。昂格尔强调,人类不能被等同于机器。机器变得越来越灵活和复杂,但人类的操作先于机器,人类从事那些不可重复的、需要想象力的工作。如果说,人的思维里的确有一部分接近于机器,即按照已发现的规律从事重复的工作和思考,那么,想象力就是人的一种“反机器”的特质:超越那些所谓规律和框架去探索新的事务。

   知识经济的创造力就应当体现在将人的机器属性与“反机器”属性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结果是促进人的更全面充分的发展。昂格尔指出,上述长期目标不会在劳动力被买卖、仅有少数人能使用公共资本、私人资本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对劳动者行使专制的经济体制中得以实现。在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相信,雇佣劳动只是通往自由劳动的一种暂时有效的过渡形式,它们将必然随着时间推移而被自由劳动的更高形式所取代,即合作与自我雇佣。昂格尔提醒注意: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属性就是买卖人类劳动,社会主义必须把解放劳动者作为它的方案的一部分,并且创造一种经济生活形式,停止雇佣劳动作为自由劳动的主要形式。无论如何,要实现这种长期目标,需要财产权和合同体制的逐步变革、人与机器关系的逐步改变、合作和自我雇佣对雇佣劳动的逐步取代。

而短期目标需要特别关注这样一个现实问题: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陷入“不稳定的雇佣与彻底的经济不安全”的境地。昂格尔指出,在当前世界那种孤岛式知识经济格局下,经济的先锋队有能力从事不重复的、充满想象力的工作,而把那些重复的生产过程外包给欠发展地区和国家的人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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