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人民的两个身体与政治神性的现代转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0 次 更新时间:2019-02-22 19: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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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中文版的出版,似乎马上就具有了文化事件的含义:一是汉语读书界有了一本重要的典籍,足以补充其中世纪政治思想的认知缺失;二是在古今之争中添加了争议元素,让古代派讨伐现代的勇气倍增;三是让单纯的现代信念派颇感压力,开始了反省现代正当性的自我催促。汉译本由刘小枫撰写的前言,更是将这本原意限于探究中世纪政治神学的思想史著作,直接推向了包含上述三个思想元素的中国古今相争的激辩前沿——他再次向现代主流论断掷下战书。据此可以认定,人们必须认真对待这本书的知识与实践价值,绝非虚言浮夸。

  

   琢磨康托洛维茨的著述用心,似乎并不在宣告现代政治的不堪,而在于呈现现代政治或现代建国的政治神学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经由这一特征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政治、现代国家的动态演进特质。将康氏的视野拓阔、视距拉长,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政治或现代建国在政治神学层面上从基督的两个身体、国王的两个身体到人民的两个身体的演变,以及由这一演变所展现的现代政治变迁的动态性、恒常性与精妙性。

  

一、何种经典

  

   康托洛维茨这本书堪称经典。经典之成为经典,总是伴随传奇。《国王的两个身体》出版逾一个甲子,起初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二十余年后的1989年才出版了它的外文译本即法译本和意大利语译本、跟着才有作者的母语德译本(1990年)、日译本(1992年)。即便加上眼前的中译本,这本书显然无法与那些动辄就有几十个译本的炙手可热之作媲美。抛开译本多少不论,按照中译本前言作者刘小枫教授的说法,此书在1990年代以后,引起欧美学界的热议,催生了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论争论,甚至一些历史学著作的作者开始模仿康托洛维茨的命题来命名自己的论著。依照实际情形来看,康氏此书的行情确实看涨:欧美学界在该书出版40、50、60周年之际都出版了纪念性的评论文集,而且批评者明显降低调门,显示该书美誉度的走高。

  

   不过,从明面上看,无论是康氏本人,还是这本著作,都远未成为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学关注的焦点。论据之一,就是流行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学词典,均未收入“康托洛维茨”与“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词条。至于论者将康氏此书放置到现代思想史进程中审视,并将之作为与现代世俗化、理性化的主流政治思想对立的古代神性化、宗教性的一方来处置,那可能涉及到论者自身的政治思想或基本价值偏好,并不一定是康氏此书的学术价值衡量标准,因此还不能将之作为评断此书的依据。

  

   但这是不是说康氏此书的价值就不高呢?那自然不是。《国王的两个身体》之所以堪称经典,不是因为它表现出作者直接介入现代政治争论的著述意图。以至于成为现代政治价值“诸神之争”的一方,并因此引起各方关注,以至于人们无法绕过它来表述不同的政治价值立场。而是在于它表现出一种较为超然的政治价值立场,仅仅从政治神学的学术史视角切入,切中中世纪政治神学的基本主题,切中现代早期这一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伟大转型进程,切中人们应当了解却往往极为陌生的古代、中世纪与现代三种相关结构恰相会聚的历史节点,切中人类政治生活变动性与稳定性剧烈交织的关键问题,切中现代政治受传统深刻影响的基本要素,从而向人们系统揭示了11-16世纪基督宗教与世俗政治之作为政治中轴转换阶段的政治史事实。恰恰由于康氏的学术史著述意图,让这本书成为思想史“诸神之争”硝烟弥漫的战场之外,必然让争论各方都不得不关注的一部政治神学知识经典。

  

   《国王的两个身体》究竟是政治神学的知识经典,还是政治神学的资治通鉴?可能是研读者很难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断言康氏此书是一部政治神学的知识经典,是基于康氏撰著此书的自我剖白。一是康氏撰著此书的初期与后期结果并不一致,因此不存在一个早就潜藏心中,刻意矫正政治价值诸神之争局面的力挽狂澜宏愿。“此项研究到现在形成的最终成果,已经大大超出起初的计划。原本我只是想要指出‘国王的两个身体’这一法律理论在中世纪的一些原型或平行项,结果慢慢变成了本书副题所示的‘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这完全不是起初的意图。”一本一边写作、一边拓展著述意愿的作品,很难被派作研读者意图明显的政治用场。

  

   二是他坚决杜绝对政治神学进行肆意发挥,并将之用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这是一种自觉进行政治神学知识清理的著述态度。“这项研究的内容,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尝试说明:一种政治神学的某些原理,在作必要修正后直到20世纪仍然保持有效,这是通过何种手段和方法,在中世纪晚期开始发展起来的?不过,尽管我们的时代发生了恐怖的事情,就是从大到小所有的国家,统统拜服于最诡异的教义,将政治神学发挥成真正的妄想症,在许多情况下直接挑战人类和政治理性的基本原则,但是,以此推断作者乃是试图考察某些现代政治性宗教的偶像是如何生成的,就属于臆测了。我当然不是对晚近的错乱现象毫无知觉;事实上,越是体会到某些意识形态的蜘蛛网,就越是拓展和加深了我对早期发展的认识。但是,有必要强调,这类思索属于嗣后的思考,是眼前这项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也不影响研究的过程。”康氏这里明白无误地向人们表明,任何对此书的意识形态猜测都违背了他的著述意愿——尽管他意识到这一研究与当代意识形态的某种联系,但它着重想清理的是形成这一现象的认识史,而非政治史。他更是直白地表明,对中世纪政治神学进行的妄想性发挥,是与他的研究意图背道而驰的——他不是要挑战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恰恰是要捍卫这些原则。

  

   三是康氏自陈,他是因为着迷于历史材料散发出的魅力,而进行相关著述的。因此他无意于以探幽索微的方式给人们一些关于现实政治实践出路的微言大义暗示。“历史材料本身惯常散发出的魅力,可以胜过一切实践或道德应用的渴望,当然也不消说,胜过一切嗣后的思考。”这证明康氏对“国王的两个身体”之历史材料的蒐集与甄别的意愿,明显超出指引政治实践、提升道德水准的现实关怀。这是一种政治神学的知识立场而非应用渴求的鲜明体现。

  

   四是他明确表示此书并不想直接论述宏大主题,而只是想刻画出理解中世纪晚期或现代早期政治生活剧烈变迁中特定的“一股线索”。“本项研究是针对主权国家及其永久性的特定密码(王冠[Crown],尊荣[Dignity],祖国[Patria],等等),视角特别限定于按照各种政治信念在其初始阶段,以及被当作工具服务于近代早期国家建立之时的状况,来理解这些信念。鉴于本项研究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中抽出一股线索来考察,此项研究不能宣称完全解释清楚了所谓‘国家的神话’(卡西尔语)。此项研究可能多少对这一更宏大的问题有所贡献,尽管只限于一个主要的观念,即‘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拟制,包括其演化、涵义以及辐射作用。作者希望,通过对主题的限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某些包罗万象、雄心勃勃的思想史研究常常发生的危险:失去对主题、材料和事实的控制;语言和论辩含糊不清;无根据的普遍化推论;以及因冗长的重复而造成的穿透力缺乏。”这就告诉人们,凡是那些硬生生地将宏大关怀强加给康氏此书的研读者,本身已经严重偏离了康氏自己的著述目的。

  

   当然,康氏如此大部头的一部政治思想史著作,肯定会给基于不同阅读需要的研读者各种各样的解读理由。其中一种,就是将康氏此书读为政治神学的资治通鉴。这是一种透过康氏政治思想史考察的主题,力图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关切当下人类政治争端、更执着人类当前政治困境以及出路的解读进路。譬如在中文版前言的作者看来,康氏此书就正是欧洲其来有自的反思/反对现代主流政治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不仅是与剑桥学派推崇人民积极介入政治生活的共和主义恰相反对的伸张王权的主张,而且也是与韦伯理性主义的现代立场恰相对峙的政治神学立场,更是与现代政治之作为无头政治恰相抗衡的高贵政治吁求。因此合逻辑地为君主政体的还魂做清道夫,“民主政体取代君主政体,不仅是政治支配权的转移,还有德性观念、精神品质的支配权的转移。显而易见,与民主政体一同出现的一系列价值观念革命:王者气概、领袖尊荣、卓绝的个人优异品质等观念,不再拥有‘主权’。也不再受人敬仰。民主意识意味着,改变‘价值判断的等级秩序’,切割‘价值权威与效力权威’之间的关系,使得低俗趣味‘能够对地球上一切高贵的东西发起殊死战争’。《国王的两个身体》会让今天的我们想到这样的道理:斩首作为政治体的人民身体的‘头’,无异于斩除一个人民国家应该景仰的高贵精神——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文明传统的珍珠彻底破碎。”这就将康氏放置到了一个竭力呼吁恢复君主制度的教主位置上了,不惟将康氏着力勾画的现代国家“初始阶段”的“一股线索”瞬间扩展为现代国家全过程与总格局,而且将康氏力图避免的普遍化推论直接作为康氏本人的立场,一种将康氏推上全力阻断现代历程的意图跃然纸上。

  

   为此,论者将康氏的思想前后串连,力图证明康氏反现代立场的一贯性。同时将康氏作为韦伯与剑桥学派的对立面,凸显其抗拒现代的王权保守主义取向,并将这样的对立作为矫正现代政制缺失的基本思路。在连贯康氏思想的脉络上,论者不仅将康氏早期写作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与《国王的两个身体》打通为一来看,因此强烈申述一种一以贯之的康氏反现代主张;而且将康氏的老师、曾经的同道格奥尔格思想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康氏思想完全归属于反现代政治阵营。这样的归纳是大为可疑的。在对立康氏思想与韦伯思想的陈述上,论者高扬康氏的“政治史学”进路,不加修饰地贬抑韦伯的“社会史学”路数。在对峙康氏方法与剑桥学派进路上面,论者毫无保留地褒奖康氏“国王不死”的政治立规,而痛诋剑桥学派颂扬的公民共和激情,并将现代政治的成功单单归为公民民主教育的成功。在这种放大康托洛维茨著述意图的扩展解读线索中,施密特、施特劳斯和尼采也被请出来,作为论证现代政治缺失,从旁证明现代政治必须从根救起的依据。这无疑更加令人生疑。

  

   就康氏本人的写作剖白而言,人们完全可以只将这本书作为中世纪政治神学的知识典籍对待。但从中文版前言作者的解读来看,康氏此书完全是为矫正现代政治偏失而作,因此康氏此书只能被当做资治通鉴来读。知识经典的历史指向与资治通鉴的现实针对很难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是一个严肃的作者对自己历史研究的审慎定位,后者是读者对作者“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结果。

  

出现上述阅读分歧,当然与康氏此书的著作方式有关。康氏此书在内容上极为宏富、在方法上多重引入、在主题上复线考察、在结论上引而不发,都给研读者以巨大的发挥空间。内容上宏富,主要体现为康氏对整个中世纪神学思想、尤其是中世纪晚期政治神学向世俗化思想变迁的全幅描述,代表中世纪政治神学最高水准的成熟期思想体系如奥古斯丁、晚期思想体系如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非常自如地加以引用,非常流畅地评短论长。而中世纪向现代转变时期的重要思想家,诸如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的思想家,也熟稔于心,概予品评。方法上多样,主要体现为康氏对神学、哲学、历史学、法学、心理学、人类学的学科方法,身体学、图像学、纹章学、钱币学等等专门方法的交错使用。主题上复线考察,主要体现为康氏在凸显“国王永远不死”的核心主题之余,对以基督为中心的王权、以法律为中心的王权、以政治体为中心的王权、以人为中心的王权耐心描述与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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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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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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