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3 次 更新时间:2018-03-05 00: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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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  

   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就前者而言,主要变化有二:一为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为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出现。至于思想内容的变化,也有两面:文化取向危机与 新的思想论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

  

新的传播媒介

  

   (一)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出现与成长

   报刊杂志

   1895年以前,中国已有近代报刊杂志的出现,但是数量极少,而且多半是传教士或者商人办的。前者主要是有关教会活动的消息,后者主要是有关商业市场的消息。 少数几家综合性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循环日报》,又都是一些当时社会的「边缘人士」,如外国人或者出身买办阶级的人办的,属于边缘性报刊( marginal press),影响有限。

   1895年以后,最初由于政治改革运动的带动,报刊杂志数量激增。根据布里滕( Roswell S. Britton)的统计,1895年中国报刊共有15家。1895-98三年间,数目增加到60家(我个人的统计是64家),1913年是487家,五四时代数量更为激增。根据当时《中国年鉴》(China Year Book)的估计是840家,《申报》认为有1, 134家,而1917年美国人伍德布里奇(Samuel I. Woodbridge)在《中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Sinica)给的数字是2,000家。据胡适的估计,仅是1919年,全国新创办的报刊大约就有400种。由此可见转型时期报刊杂志增长速度的惊人。同时,这些新型报刊杂志的主持人多出身士绅阶层,言论受到社会的尊重,影响容 易扩散。因此,这种新型报刊可称之为精英报刊(elite press)。此外,这些新 型报刊的性质与功能也与前此的「边缘性报刊」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不但报导国内外的新闻,并具介绍新思想及刺激政治社会意识的作用。

   转型时代的传播媒体,除了报刊杂志之外,还有现代出版事业的出现。它们利用现代的印刷技术与企业组织大量出版与行销书籍,对于当时思想与知识的散布以及文化的变迁也是一大动力。例如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期,有三大书局之称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与世界书局都是在转型时代成立。当时它们广泛散布新知识,新思想的一个重要管道就是替新式学校印刷各种教科书。因此,下面接著就必须说明转型时代新式学制的出现如何成为当时传播媒体的重要一环。

   新式学校

   大致说来,清朝这一段时期,书院制度比起宋明时代大为衰落。十九世纪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书院制度才有复苏的趋势。但是教育制度大规模的改变,是1895年以后的事,首先是戊戌维新运动带来兴办书院与学堂的风气,设立新学科,介绍新思想。1900年以后,继之以教育制度的普遍改革,奠定了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一方面是1905年传统考试制度的废除,同时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以建立新学制与吸收新知识为主要目的。当时大学的建立,在新式学制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它们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温饮与集散中心。因此,它们在转型时代的成长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由1895年至1920年代,全国共设立87所大专院校。截至1949年,中国约有110所大专院校,其中有4/5创立于转型时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87所大专院校内,有21所公私立大学,几乎包括了所有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大学及学术思想重镇,如北大、清华、燕京、东南诸大学。可见转型时代是现代教育制度兴起的关键时期。

   自由结社——学会

   所谓学会,是指转型时代的知识份子为了探讨新思想、散播新知识并评论时政的自由结社。中国传统不是没有这种学术性与政治性的自由结社,晚明东林、复社、几社就是显例。但是清朝建立以后,讲学论政的结社为政府所禁止,虽然士大夫之间仍然时有「诗社」这一类文学性的结社,但政治性的结社则几乎绝迹。1895年以后,随著政治改革的开展,学会大兴。从1895-98年,据初步统计,约有76个学会组织。以后就整个转型时代而言,虽因资料缺乏,难以确计,但从许多零碎的报导可以推想这种结社一定相当普遍。因为一般而言,学会这种组织并不需要相当的人力与物力才能实现,它只要一群知识份子有此意愿就可以成立,而我们确知当时知识份子集会讲学论政的意愿是很普遍的。因此,就传播新思想、新知识而言,学会在当时的重要性不下于报刊杂志与新式学校。

   在转型时代,报章杂志、学校与学会三者同时出现,互相影响,彼此作用,使得新思想的传播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峰。

   从长远看来,这三种制度媒介造成了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影响:一个是它们的出现是二十世纪文化发展的基础建构(infrastructure)的启端,另一个就是舆论或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的展开。近年来,中外学者常常讨论所谓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中国近现代出现的问题。因为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央政府权力的萎缩,地方绅权的扩张,接管许多地方公益事业,同时外国租界在许多城市出现,形成一些「国家机关」以外的公共领域。但我认为这些发展都只是导致公共领域的间接因素,而上述三种制度性的传播媒介的出现才是直接因素。根据哈贝马斯(Jrgen Habermas)对欧洲近代早期公共领域形成的典范研究,公共领域之出现直接反映了两种现象: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rational-critical)意识。转型时代舆论之形成,也正好反映了这两种现象。那时,在一个没有正式民主制度的社会伫,报刊杂志、学校与学会都是政治参与的重要管道。同时,这些制度媒介,不论是透过传统儒家「公」的观念或是新的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观念,都是以理性的讨论来表达批判意识。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三种制度媒介所造成的舆论,代表公共领域至少在转型时代有相当程度的出现。

  

   (二)新的社群媒体——现代知识阶层的形成

   现代知识份子是甚么样的人?这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大约而言,知识份子是一群有如下特徵的人:(1)受过相当教育、有一定知识水准的人(此 处所谓教育不一定是指正式教育,也可以指非正式教育,例如自修求学的钱穆、董作宾等人),因此他们的思想取向比一般人高。(2)他们的思想取向常常使他们与现实政治、社会有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3)他们的思想取向有求变的趋势。 若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较,更可衬托出现代中国知识份子的特殊性。就其与现存的社会结构而言,传统士绅是与他们所来自的乡土社会有著密切的有机关系。他们是当地社会的精英,不但在地方上具有各种影响力,而且参与地方政府,发挥许多不可少的行政与领导功能。而现代知识份子多半脱离了他们本乡的乡土社会,寄居于沿江沿海的几个大都市,变成社会上脱了根的游离份子。他们所赖以活动或生活的组织,常常就是我前面所谓的三种制度媒介。

   就其与当时政治权力结构的关系而言,传统士绅阶层透过考试制度一方面可以晋身国家官僚,另一方面也可留在乡土,担任地方领导精英,参与地方行政。因此,其与现存权力结构的互相依存关系大于相互抵触的关系。反之,新式知识份子既因科举制度在转型时代初期罢废,仕进阶梯中断,复又脱离乡土,流寓异地,不再参与地方事务,他们既然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缺少有机关系,因此与当时政治权力中心相抵触的可能性要大于相互依存的关系。

   就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而言,士绅阶层的文化认同较高。他们自认把文化传统维持与继续下去是他们的天责,因此他们大致而言是「卫道」与「传道」之士。而现代知识份子的文化认同就薄弱得多,主要因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使得他们常常挣扎、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他们的文化认同感也就难免带有强烈的游移性、暧昧性与矛盾性。

   就现代知识份子与文化的关系而言,还有一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那就是他们在文化上巨大的影响力。现代知识份子就其人数而论,当然不能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 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绝不下于士绅阶层。这主要是基于知识份子与传播媒介的密切关系。他们的社会活动往往是办报章杂志,在学校教书或求学,以及从事自由结社,如学会或其他知识性、政治性的组织。透过这些传播媒介,他们能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其影响之大与他们极少的人数很不成比例。因此转型时代的知识份子,在社会上他们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余英时的话),在文化上, 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所以要了解现代知识份子,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政治边缘性和社会游离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的文化的核心地位。这二者之间的差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人的思想为何常常会有强烈的疏离感与激化的倾向,而与传统士绅阶层的文化保守性适成对比。

   根据上面的分析,不论是从政治、社会或文化的角度看,现代知识阶层都与传统士绅阶级有著重要的不同。大体而言,这一阶层主要是在转型时代从士绅阶级分化出来,在二十世纪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各方面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散布新思想方面,他们是主要的社群媒体。

  

思想内容的变化

  

  

   大致说来,转型时代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内涵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文化出现了空前的取向危机;另一方面,一个新的思想论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也在此时期内浮现。

   (一)文化取向危机的出现

   转型时代是一个危机的时代。1895年以后,不仅外患内乱均有显著的升高,威胁著国家的存亡;同时,中国传统的基本政治社会结构也开始解体。这方面最显著的危机当然是传统政治秩序在转型时代由动摇而崩溃,这个在中国维持数千年的政治秩序一旦瓦解,使得中国人在政治社会上失去重心和方向,自然产生思想上极大的混乱与虚脱。这伫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这政治秩序的崩溃,政治层面的危机同时也牵连到更深一层的文化危机。因为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上,这就是所谓的普世王权(universal kingship)。这种政治制 度不仅代表一种政治秩序,而且也代表一种宇宙秩序。易言之,它是植基于中国人根深柢固的基本宇宙观。因此,普世王权的崩溃不仅代表政治秩序的崩溃,也象徵基本宇宙观受到震撼而动摇。重要的是:在转型时代,与这基本的宇宙观一向绾合在一起的一些儒家基本价值也在受到侵蚀而逐渐解体。也就是说,当时政治秩序的危机正好像是一座大冰山露在水面的尖端,潜在水面下尚有更深更广泛的文化思想危机。这危机就是我所谓的取向危机。

   所谓取向危机是指文化思想危机深化到某一程度以后,构成文化思想核心的基本宇宙观与价值观随著动摇,因此人的基本文化取向感到失落与迷乱。1895年左右,四川一位知识份子宋育仁,面对当时的文化危机曾说过下面一段话,很能道出我所谓取向危机的端倪:

"其(指西学)用心尤在破中国祖先之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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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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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九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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