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儿: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来源

——民国时期民族学界“多元”“一体”理论设计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19-02-14 21: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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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儿  

  

   摘要: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界长期存在一种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思路,即在承认少数民族存在的前提下,以统一的新型文化构筑一个新的中华民族,造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无论是将苗汉“文化同源”作为“统一文化”的内核,还是推广汉语、并行民族语的语言教育策略,都反映出民族学界既承认“多元”又谋求“一体”的思路。20世纪40年代以后,这一思路逐步完善,明确了新型文化的形塑过程是对“现代化”的追求过程,并厘清了它与“汉化”“同化”的区别。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来源和发展思路。

  

   关键词:多元一体  新型文化  中华民族  民国时期

  

   作者:刘波儿,女,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讲师。

  

   抗战全面爆发后,民族成分复杂的西南边疆地区成为亟待建设的大后方。政治需要与学术契机的叠合,吸引了西迁至此的学者们以西南边地为个案,展开边疆治理问题的探讨。由于学科特点,民族学家敏锐地认识到多民族国家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尝试为构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行学理和实践层面的论证。沿着这一讨论的延长线,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此后,大量研究围绕着“多元一体”理论本身展开;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来源,特别是中国民族学界的早期探索,学界少有论及。事实上,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学家不仅从当时的民族实践中观察到了“多元”与“一体”的并存,而且考虑了这些“多元”如何向“一体”转化。本文试图梳理并分析这一过程,找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来源和发展思路。

  

一、多样的统一:民族学界的国家构建思路


   1939年,顾颉刚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他认为,中华民族是整体的、一元的,“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这一观点引发了学界诸多赞同的声音。费孝通却从民族学的角度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在社会接触的过程中,文化、语言、体质不会没有混合的,可是这些混合并不一定会在政治上发生统一的。”考虑到时局因素,费孝通很快放弃了辩论,没有再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但在之前的有关讨论中,费孝通实际上提出了关于国家内部结构安排的另一种思路,即能不能在不否认少数民族存在的前提下,寻找团结一致建立统一国家的办法?费孝通的这一思考,可以溯源到他的老师吴文藻。早在1926年,吴文藻就提出过以一种共同文化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凝聚核心的设想。他说:“一国家可以包括无数民族”“一民族可以造成无数国家”“民族乃一种文化精神,不含政治意味,国家乃一种政治组织,备有文化基础”“今日之国家,立于文化之基础上”。尽管这个说法相当模糊,却隐隐透露出他拟构建一种超族群的“文化”以兼顾“民族”与“国家”两端之意,“开创了中国人类学独立理论思考的道路”。或许是因为思考尚不成熟,吴文藻没有进一步详述如何构建这种超族群的文化,这种见解也“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

  

   十年之后,民族学界才作出了进一步的理论发掘。1936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学第一份专业刊物《民族学研究集刊》在创刊号中提出:“以各族文化为基础,使之吸收汉化及西化,与汉族并进,如此则整个中华民族可以于最短期间,孕育更善更美之新型文化。”就笔者目力所及,这是中国民族学界最早对“共同文化”之内涵作出的解说与形塑。一年后,撰写此文的黄文山又详细阐释了这个设想。他主张首先“以各族文化为基础,使之吸收汉化及西化,与汉族并进”,完成各区域内“浅化民族”与汉族的同化,接着,“使各区之民族,形成一个不可分裂之整个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最终实现内部的大团结,总之,“同化各种族为整个民族,并合各部落为整个国家,以整个民族建设整个国家”。

  

   此后,尽管碍于时局,讨论“多民族”问题已经不合时宜,但民族学的学科训练使民族学家们终究无法服膺目下的中国没有民族之分的说法,他们始终在探求建设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方案。1938年,吴文藻进一步完善了他早期的建立超文化机制的想法,提出建立具有向心力的文化中心,巩固国家统一的设想。他指出:“欲团结各族精神,使‘多元文化’,冶于一炉,成为‘政治一体’,当自沟通各族文化始”,使“各民族经济,政治,教育的发展,务期同进于文明进步之域”。而杨成志则坚信,“民族之存在,事实未容抹煞”“今日若仍采用‘废药忌医’之消极态度,恐其趋势不至‘欲盖弥彰’,或终酿成‘物极必反’之结果”。他主张,“今日我国民族研究固不应因恐引起隔阂而遏止,取消极之态度,实宜发扬光大,互相尊重各族之文化水准,作打破隔阂之积极准备”。即便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引起普遍赞誉之时,杨成志仍然认为民族是客观存在的,顾费二人的争论焦点只是“民族”的定义,顾颉刚的“民族”近乎Nation,费孝通的“民族”则接近Ethnic,“立场不同,见解自异,无足怪也”。中国民族学界在20世纪30-40年代就有“北吴南杨”之说,从他们对“多元”的共同坚持来看,这一观点应该代表了当时民族学界的主流态度。

  

   20世纪40年代,随着民族研究转向更为务实的边政研究,民族学界开始跳脱出纯学理的论争,在边疆治理的视阈下思考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路径问题。吴文藻、黄文山以统一文化实现国家统一的建构思路得到了延续与发展。正如陶云逵所说:“欲求全国真正的团结,全国各地各人群真正的打成一片,我们必得有统一的文化(历史上及当今各民族例子甚多容另文详述),就是有同样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模式,这样全国族乃成一个有机整体。”岑家梧则进一步指出,所谓的统一文化是指“在各族的文化中,求出一致之处,指出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最终实现“多样的统一”,这正是“将来中华民族文化的尽善尽美的所在”。

  

   不难发现,20世纪20-40年代,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民族学界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有着基本一致的理论设计思路,即在坚持多民族存在的前提下,从文化统一的角度去构筑一个新型文化辐照之下的“中华民族”国家。

  

二、“文化同源”书写与“一体”构建:凌纯声、芮逸夫的苗汉互动想象


   20世纪30年代以后,云南、西康、内蒙古等地边疆民族矛盾频发,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关注,学术界也注意到民族问题、特别是民族文化问题在中国边疆问题中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凌纯声、芮逸夫开始了湘西苗族地区调查。这是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田野工作。

  

   在此过程中,芮逸夫接触到了讲述苗族祖先起源的洪水故事。他注意到,虽然故事版本有差异,但其母题都是表述“现代人类是由洪水遗民兄妹二人配偶遗传下来的子孙”,苗族尊兄妹二人为傩公傩母,并举行“还傩愿”仪式祈求福佑。1938年,芮逸夫在其著作《苗族洪水传说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中指出,在鸦雀苗传唱的洪水故事中,创世先祖中的男性被称为“Bu-i”,而他们在用汉语提及祖先时则发音为“Fu-hsi”,此音近于《傩公傩母歌》中的“伏羲”,并且,因为“中国古时是没有轻唇音的,所以伏羲的‘伏’与Bu-i的‘Bu’,音本相通”。由此,芮逸夫推断出“〣u-i”等于“Fu-hsi”,即指“伏羲”。接着,他又采用英国民族学家克拉克(Samuel R.Clarke)的研究,认为“Bu-i的‘Bu’是‘祖先’之义,‘i’是‘一’或‘第一’之义。所以‘Bu-i’就是‘第一祖先’之义”,即“始祖”,④所以“伏羲”即为苗族始祖。他接着指出:“伏羲及女娲之名的见于古籍,最早不出于战国末年,并且也不多见”“疑非汉族旧有之说。或伏羲与Bu-i,女娲与Ku-eh音近,传说尤多相似。Bu-i与Ku-eh为苗族之祖,此为苗族自说其洪水之后遗传人类之故事,吾人误用以为己有也”“据现有的材料,如上文所考,大概兄妹配偶型的洪水故事是起源于苗族的可能性较多。在尚未发见更多材料可资证明起源于他族之前,则上文所云伏羲女娲乃是苗人之说,或者可以说是较近似的推测”。⑤芮逸夫相信,伏羲女娲之说原本是苗人的祖先故事,在播迁过程中逐渐被汉人用为自己的创世传说。

  

   芮文刊登一年后,凌纯声、芮逸夫共同撰写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亦成稿。几乎在每个主题中,凌、芮二人都会反复比较苗、汉的文化特征,认为今日苗人的宗教仪式、经济活动、饮食习惯、婚丧习俗等或在事实上,或在可能上受到“汉化”的影响。例如,“苗汉两族同处已久,所有经济活动,现多大同小异”“今日湘苗的衣式,无论男女,多大同小异,可说有些汉化”“今日苗人家庭生活,逐渐同化于汉人,即婚丧仪式亦多效汉俗,仅保留若干苗俗的遗留而已”。这样的描述俯拾皆是。

  

   凌、芮二人的结论可以合并成这样一个关于苗族起源的历史图景:上古时代,苗就已生活在后来的汉地,后出现的汉从苗那里习得了创世传说并内化为自己的祖先神话,而苗亦从汉那里袭用了宗教仪式、经济活动、饮食习惯、婚丧习俗等社会文化特征。其后的战乱中,苗不断向西南迁移,最终定居下来。

  

   二人的著作得到了当时诸多学者的极力推崇。《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八”出版,充分说明了全国最高学术机构对该著的认可。芮逸夫的研究也震动了学术界,“许多优秀学者如徐中舒、马长寿、徐旭生等对它都很推崇,甚至还从各自的角度为之续证”。徐中舒认为,芮逸夫“为古史指出一个新方向”,徐益棠多次称赞其文“为近来研究民族传说最成功之作,而开我民族学界研究神话及传说之风气”。然而,当代学者对二人的研究却有很多批评。台湾学者王孝廉曾批评芮逸夫所采用的对音法是“用汉语的中古语音去推论或比附另一种完全不相同的语言”,得出语音相近即是同义的结论是很不当的,他认为“这个神话要素与汉民族所传的伏羲女娲,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连”。凌纯声的论证则被日本学者吉开将人批评为“这显然是中原一元论”。张兆和认为,凌纯声和芮逸夫“将湘西苗人论述为一个处在被先进的汉人文化同化过程之中,却又界限清晰的族群”,是“以某种方式将汉学中的‘东方主义’品质移植到新近传入中国的西方人类学实践当中”。同样的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引发了完全相反的两种评价,这不免令人感到奇怪,除了学术认知的进步之外,是否有其他因素引发了当时学界纷至沓来的赞誉呢?

  

如果考虑到历史学研究的民族动员作用,结合抗战爆发后中国民族史书写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不难发现,凌、芮二人对汉苗关系与互动的描述显然表达了他们从文化同源的角度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思路——也就是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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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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