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学术就是学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35 次 更新时间:2023-08-2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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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九日,我参加了“中国分析哲学研究一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所陈启伟老师到会,令大家高兴。陈老师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讲述他的学术经历和认识。我们喜欢听老一辈学者讲故事:他们经历过许多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体验过许多我们未曾体验过的东西;我们对它们感兴趣,因为从中可以获得一些前所未有的认知,得到一些启迪和激励。今天我也会写一些学术经历,年轻一代也会津津乐道。

最初认识陈老师是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汉译名著选题规划会上,应该是在一九九四年吧。那时我是小年轻,能够认识那么多老先生,非常难得。当年汪子嵩、张世英等老先生都在,陈老师还属于稍微“年轻”一些的。时间过得真快,如今陈老师已经是九十高寿了。

我不会“拜门子”,也不喜欢这样做,很少主动去“拜访”老先生,我与陈老师熟悉起来也比较晚,属于那种“自然而然的”。陈老师和我的老师诸葛殷同、张尚水先生及哲学所叶秀山先生是同学,也许有这一层关系,在我心里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所以每一次见面都很亲切。他一直在北大,很少外出,我和他交流不是很多,深谈更没有,属于“神交”吧,但是每次交往都会在“点”上。

在哲学所时,诸葛老师曾对我说,陈老师托他问我一下,“是不是可以”借阅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德文版,我说当然可以啦。那是很早的事情了,传递方式已经忘记,只记得诸葛带话中这一句的客气。那时国际学术交流不如今天这样开放,外文资料也不像今天这样容易获得。我很高兴陈老师知道我的研究,大概也关注了我的研究,只是太客气了。凭他的资历,凭他和诸葛老师的关系,这本来就是一句话的事。诸葛老师八十寿辰时,哲学所搞了一个纪念会,我赶去参加,会上还听陈老师讲了“文革”中的一件事,它在诸葛老师的生命历程中影响重大。这件事我读书时就听诸葛老师说过,陈老师的讲述使我对它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上一辈学者的经历,他们之间的情感和关系有了更深的体会。

陈老师送我的第一本书是他翻译的《世界的逻辑构造》,这是卡尔纳普的名著,当时我在感谢之余还和陈老师讨论了几句该书的重要性,我还问及是不是翻译了卡尔纳普的《意义与必然性》。我读过德文本,翻阅了陈老师的译作,觉得他翻译得非常好,细致准确。会上陈老师对我说,你送的书我都收到了,谢谢啊。这是近几年的事情了,出书了,总是要给陈老师送一本的。

一九九九年我在三联书店出版《走进分析哲学》一书,哈佛燕京丛书编委会请陈老师审读,老编辑许医农先生把陈老师的意见转给我。陈老师对文稿几个地方提出意见,还指出我对罗素一篇文章的时间注释有误。我体会到陈老师认真的态度,也认识到陈老师的学术水准,特别是陈老师严谨而细致的学风,我接受了陈老师的一些意见,对文稿做出修正。我的译着《弗雷格哲学论着选辑》再版时,商务印书馆陈小文先生希望我认真校对一遍。他还对我说,陈老师说,该译文有些地方不准确,比如“Koenig”译为“皇帝”不妥,应该译为“国王”,我对他说,照陈老师说的改。时间已久,这些事情记不太清了。我在会上发言时说,许医农让我核对一下罗素文献的时间,我说:“照陈老师说的改。”小文随后纠正了我,重复了以上故事。我记忆有误,不免张冠李戴了。但是“照陈老师说的改”这一句却没有错,因为我印象深刻。这是我对陈老师严谨细致的学风和态度的深刻印象和充分信任。

我和陈老师接触最多的是在汉译名著选题规划会上。近两年陈老师年事已高,不来参加了。一些译着不太容易确定时,我常说,下来问一问陈老师吧。这是我多年来形成的一个印象,也是对陈老师的敬重。我发现陈老师读书特别多,他的评价不是来自简单翻阅,更不是来自二手文献的说明,我相信他的意见是认真阅读以后的认识。同样是阅读哲学著作,陈老师是真正的“博览群书”,相比之下,我读的就没有陈老师多。我只是读某一类书,选题单上的许多书都是我没有读过的,至少没有认真读过,与陈老师根本没法比,所以我从心眼里佩服陈老师。

陈老师的译着非常多,大部分是分析哲学的经典。他的译着我大多读过,翻阅最多的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读得也最细。国内有四五个中译本,我还曾经想过就这些译本写些什么,特别是比较一下陈老师译本与其他几个译本的同异,并将它们与原著做一番比较。但是,陈老师对我最有影响的不是他的译着,也不是他的论着,而是他给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中译本写的序。那个序共分四部分:一是本体论问题,二是认识论问题,三是语言哲学问题,四是逻辑问题。我读这个序非常早,它的内容已经遗忘,但是这四个分段我一直记得。当时我觉得它们很干净,不重叠,各自独立,印象很深。后来我提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和分析哲学是其三个不同的哲学形态,逻辑的理论方法则是贯彻始终的东西。虽然陈老师只是分节对奎因的思想做出说明,我是对从古希腊到今天哲学发展的认识,但是字面上它们高度一致,大有“暗合”之意。仔细回想,不能说我的这一认识就是来自陈老师的,但是我确实记得,陈老师的这个序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至少说明,我和陈老师对哲学的思考方式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本体论、认识论和分析哲学都是哲学中的正当用语和分类认识。我的说法最初是在《走进分析哲学》一书中提出的,那时只是有一个大致的直观的认识。陈老师给该书写的一段评审意见被编印在书的勒口上,称其强调现代逻辑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是启人深思的”;指出其呼吁加强现代逻辑的地位和作用,“对一向缺乏强有力的分析传统的中国哲学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赞誉其立意、内容以及文字表达“诚属不易”。这对我是褒扬,也是鞭策。我的研究从分析哲学进一步拓展,将近二十年后又写出了《语言与世界》,特别是在两年前写出《论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从理论上阐述我对本体论、认识论和分析哲学这一划分的认识。

一个学者在成长过程中会有许多老师,受教方式也多种多样。耳提面命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读书,认认真真地读书。陈老师的论着不是很多,只要认真读,一定会有收获。

会上陈老师兴致极高,又谈起当年洪谦先生教他读书的故事,怎么让他读哲学史,每次读书他自己如何认真准备。陈老师谈到洪先生要求他学习德文,读德文文献,而他自己当年刚开始学习德文,只能读英文书,结果他们二人一起读书:一个拿着德文版,一个拿着英文版。这个故事画面感极强,我不禁想起留学德国时我跟尼尔斯一起读亚里士多德的情景:他拿着希腊文本,我拿着德文本;还有在谢波斯教授的讨论班上读莱布尼兹:他读的是拉丁文本,我读德文本。当年大学毕业以后张尚水和叶秀山先生到哲学所工作,陈老师和诸葛老师留北大读研,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不过会上第一次听陈老师说起当年跟方树春先生一起读书,他还提到方先生给他批改论文:如今还保留着当年的稿件,上面有方先生批改的文字。早年我读过方先生翻译的《范畴篇》,知道他是古希腊哲学专家。在国内学哲学,机遇很重要。老师跟错了,一辈子基本上就完了。所以我总说,学生都是好学生。这其实也是一种感叹。陈老师是洪谦先生的学生,又受教于方先生,实在是名师高徒啊!陈老师说,在老师的要求和督促下,他认真读书,一开始基础打得很牢。我又想起周先生对我说的话,要一年读一本书,读懂读透,读上十本书,就可以写文章了。老一代学者都注重基础训练。打基础是一个比喻。这些年读书多了一些,我觉得另一个比喻也很好:树大根深。一棵树一开始不能埋得太深,否则就长不起来了。随着阳光雨露的滋润,它会枝繁叶茂,根也会越扎越深。但是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树种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杨树柳树很快可以成材,松树柏树则需要时日;同样成林,终究还是有区别的。我常对学生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看到的天也就是井口那么大。所以,问题不在于是不是知道天外有天,而在于要努力尽量待在一个比较大的井里。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好好读书,而且要会读书,读好书。

在讲述了自己的学术经历之后,陈老师谈了对哲学的三点认识。我觉得其中第二点特别好,我非常赞同他说的一句话:“学术就是学术。”没有这一认识,不可能对哲学研究一辈子全身心投入。许多中国学者的学术生命戛然而止:突然有一天,他们放下学术研究,开始关注或热心于其他东西了,比如名利仕途、养生旅游,甚至风花雪月。以前我还有些困惑,现在我认识到,这就是学者和文人的区别。陈老师是学者,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以他一直工作。他告诉我们,他用时十五个月,刚刚翻译完成一部译稿,二十万字。他夫人补充说,为九十寿辰献礼!在场的无不动容,情不自禁地为他鼓掌喝彩。不说年龄,他的一只眼睛近乎失明啊!我又想起奎因晚年因为无法阅读论文从事研究而感到焦虑,他对亲友发出抱怨,在聆听他们讲述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时感到兴奋。关于文人和学者的区别,我是在奎因身上认识到的。确切地说,多年以来一种模模糊糊的认识,在奎因身上获得澄明,如今在陈老师身上得以再现。

学术就是学术,这是一种朴素的学术认识,也是陈老师一生学术经历的体会。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读大学,六十年代初研究生毕业,经历过风雨坎坷。会上他以切身经历告诫我们,学术观点不同可以相互批评,但是一定不要以政治批判的方式来对待学术研究。我不禁想起陈老师的一篇文章,他认为,简单的大批判式的批判是一种“外在的批判”,这“不过是学术上的一种懒汉行为”,而“从一种哲学体系本身的分析指明其为谬误,这是一种‘内在的批判,是一件需要付出艰苦的精神劳动的科学的工作”。我在《寂寞求真》中谈论过他的这些话,我还表示“非常赞同陈先生这种卓越的见识”。那是我二十多年前写的书,说明我早就对陈老师这一认识完全认同。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和进步,我还认识到,“外在的”和“内在的”说明了一种区别,这就是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或者说,说明了哲学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哲学问题的探讨和批评是有一些专门要求的,需要对哲学问题本身有深入的理解和透彻的认识,应该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他人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哲学批评不应该脱离哲学问题的知识谱系和历史背景,不应该随意将哲学问题纳入自己的非哲学话语体系,说三道四,更不应该不懂装懂,居高临下。应该怎样还是不应该怎样,大概无法说得周全,但是,“需要付出艰苦的精神劳动的科学的工作”却是明确而具体的描述,而“学术就是学术”则是精神和准则的清晰表达。

陈老师在讲完第一点认识之后忽然停顿下来,而且停顿了很长时间。我们以为他累了,还劝他休息一下。陈老师不置可否,又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了下去,就说到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就说出了“学术就是学术”。我忽然明白陈老师为什么停顿:他不是累了,正相反,他一定想到了什么,那时他一定是处在思如潮涌的时刻。他需要努力平息一下自己的思绪和情绪。这使我想起汪子嵩先生晚年反复说的“为知识而知识”和他曲折的学术历程,梁存秀先生经常说的“为真理而真理”和他经历的那些事情。汪先生从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获得认知,梁先生则直接借用费希特的话,来源不同,说法也不一样,但都是他们一生治学的洞见,浸透了他们的学术经历和生命体验。近年来我常说“为学术而学术”,这也是我四十多年学术生涯的认识。在我看来,这些说法意思大致相同。如果认识不到学术就是学术,那么就做不到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若是认识不到哲学的专业性和科学性,这样的认识根本就无从谈起。

学术就是学术,这不仅是一种学术认识,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平凡之至,质朴之极。二十多年前我把我的认识概括为“寂寞求真”:寂寞是一种生活方式,求真是一种学术境界。借用中国人传统的真善美之说,真是一种最高境界,它可以是道德层面的,但可以与认识无关,可以与学术无关。借助我的哲学理念来说,“真”是一种先验的东西,是与认识本身相关的东西,“求真”甚至就是一种对哲学本身的追求,一如弗雷格所说,真为逻辑指引方向,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将哲学称为关于真的学问是恰当的。在哲学追求上,我与陈老师是一致的。

我觉得,学术就是学术,这一说法是有意义的。黑格尔说,没有人会说“甲是甲”这样的话,他还以此批评同一律,批评逻辑。问题是,陈老师就这样说了,而且在场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赞同他的说法。至少我是赞同的,而且是深深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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