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 次 更新时间:2019-02-06 20: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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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一、社会史是什么?


   如果在这里,我并不十分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学的亲缘关系,并不把社会史视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或者不像某些国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把历史学看作是社会学向过去的投影,这也许是一件很不讨好的事,但是我仍然愿意固执己见,把社会史在观念和概念以至方法上受惠的学科从社会学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我希望社会史(social history)的修饰词“社会”是来自“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而不是或不仅是社会学(sociology)。

  

   直到如今,史学界内部关于社会史的概念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这显然是制约着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法制史等等并列,具体来说就是社会生活史、生活方式史、社会行为史,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史、通史和总体史,另外则有少数人指出,社会史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我个人的看法是,社会史首先应是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是一种总体的综合的历史研究。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只不过还处在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对于研究者和大学历史系的各级学生来说,如果一开始就认定社会史是一门专史,而没有摸清社会史的来龙去脉,恐怕会给自己的视野设置极大的障碍。传统的学科分类显然是根据内容进行的,一切人类社会文化现象被分割为政治、经济、思想、军事、法律、外交、宗教、文学、艺术等等,于是逐渐出现了研究它们的学科;面对过去的历史学显然也被如此分割了,除了在特定时期被认为是历史研究主体部分的东西被保留下来以外,多数内容被划归各个学科,如文学史在文学、法律史在法学、宗教史在宗教学,思想史在哲学等等,甚至经济史也多在经济学。要不是政治学比起历史学纯属后生晚辈,而历史学长期以来就是政治家的御用学科因而历史也就是政治史,恐怕历史学家的饭碗里面早已是空空如也了。因此,在这样的历史学远远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时候,社会史(也许还有文化史)应运而生了。如果把这样一个史学革命的产物重新装到传统史学分类的筐里,会使很多人认为,社会史与传统的政治史等专史除了研究的内容不同以外,其它一切都将“涛声依旧”。

  

   我们把社会史首先理解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是从中外史学史的发展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在20世纪以前的史学,或西方在“新史学”出现之前的史学可以被称之为“政治史”,这种政治史也是一种史学范式。这倒不是说在这种范式支配之下就没有对经济现象、思想和文化现象等等的历史研究,而是说“政治高于一切”,不仅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等的比重被无限加大,而且对经济、思想及其它方面的研究都被赋予政治的功能和政治性的解释。正如沃勒斯坦等人所说,“史学家一直都比较擅长研究过去的政治,而不太擅长于研究过去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史学研究往往侧重于事件,侧重于个体和机构的动机,而在分析处于长时段中的那些不那么具有个性特征的过程和结构时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结构和过程似乎完全被忽略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来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必须加大经济与社会史的比重,并赋予它一种独立的品格,使之成为理解一般历史的钥匙”(沃勒斯坦等,1997,44-45页)。

  

   正是这种独立品格的赋予,使社会史从一门专史或历史学的学科分支升格为取代政治史范式的新史学范式,“成为理解一般历史的钥匙”,而不致沦落为研究社会生活及其它的“传统史学”,也使得其它传统史学分支在社会史的影响下进行自我更新与改造。有倡导社会史是一门“专史”的学者以为,“新史学的开山祖在作为史观使用`社会史'这一概念时,同时就暗含着它是作为区别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而存在的新的领域”(孟彦弘,1998,第139-140页),这多少有些误会。因为就“领域”而言,社会史已经是“徐娘半老”了,不仅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那里就已经倡导过包罗万象的社会文化史,至少还有屈维廉(G. M. Trevelyan)的《英国社会史》。这种传统社会史的“研究范围是生活方式、社会风俗等,其中没有政治和经济的地位,也没有阶级和斗争,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巨变,这是一部日常生活的历史。此外,传统社会史引用的资料一般是文学传记性的材料和官方统计资料”,因而遭到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的批判(姜,1990,第259页)。伊格尔斯(G. G. Iggers)也认为,这种对社会文化的关注“仍旧遵循民族政治发展的传统观念”(伊格尔斯,1989,第33页)。因此,新史学倡导的社会史是与旧的政治史范式相对立的,是批判和改造传统史学(包括传统的社会史)而非被后者招安(如在传统史学分类中排一个座次)。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作为专史的“社会史”只可能还是传统的政治史。

  

   作为范式出现的社会史的特征之一,在于它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研究。这种整体的和综合的特征并不标志它是一种宏观的通史,也不代表它只是研究对象的社会背景。它可以在非常具体而微观的研究中表现出来。令人不解的是,赞成社会史是一门专史的学者同时也赞成“整体史观”,好像不知道新史学提倡整体史学,正是因为传统史学通过主观的学科分类方法把历史肢解了,因此历史研究距离科学的历史认识越来越远。我当然理解“将其区分为若干专史是为了研究、认识历史的便利”(孟彦弘,1998),但正如文化史那样,让社会史划地为牢殊为不易。因为从广义来说,社会与文化同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范畴不在个层次上。有的学者把作为专史的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设定为群体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心态、社会运行和区域社会,但社会心态难道不是思想史、宗教史等等可以研究的吗?社会生活不是可以由民俗史研究的吗?区域社会就更不用说,研究区域经济、区域文化,甚至人文地理的人都可以加入进来,凭什么说这是社会史的禁脔呢?何况在群体结构中,宦官究竟是政治群体还是社会群体呢?到底该归政治史还是归社会史研究呢?

  

   其它学科的学者又是怎样看待社会史的呢?以重视历时性研究的人类学家王铭铭的著作为例,他并没有对社会史作出什么定义,而是轻松自然地在行文中使用这个在史学界颇多争议的语汇。在探讨弗里德曼(M. Freedman)的宗教研究时,他似乎是把认定宗族是巩固“封建”统治的研究归为“政治史”的研究,而分析特定时空中的宗族的社会组织形式等结构特征的研究则被视为“社会史”的研究(王铭铭,1997a,第84-87页)。在论及民间宗教研究时,他则说民间宗教“代表一个丰富的文化史,而且这个文化史的过程与以政治史为主线的历时进程有别”。由于人类学界的一些学者重视历史,同时“社会历史学界出现了一批对人类学的课题深感兴趣的学者”,使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同上,第170页)。这都在暗示,所谓社会史是专注于人类学研究课题,同时从人类学视角观察过去的历史研究。而且社会史与文化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互换的(就像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一样,这有赖于它们的具体研究对象),这个意义似乎就是:他们是政治史的对立面。在他们看来,对人类学家的研究有意义的历史都是社会史,或者至少终将变为社会史。在人类学家的历史研究中,也许根本就用不着加上这个修饰语;在他们那里,历史就等于社会史。

  

   我们不妨转述一个故事。在广东番禺的沙湾,曾经流传着一个“姑嫂坟”的传说。所谓“姑嫂坟”,据说是当地何氏家族四世祖何人暮的夫人何妹妹的坟墓,其生活年代大约在南宋绍定前后,以后还一直受到族人的祭扫,并且仪式非常隆重。至于为什么会如此,故事的讲述者说是姑嫂感情融洽,姑不愿与嫂分离而不出嫁,后嫂病重,姑为其上楼取衣,失足摔下身亡。或说嫂亡后姑悲伤过度,亦病而身亡,后人则把她们合葬一穴。针对这样一个传说,历史学家刘志伟首先认为,这样的传说并不足以说明这两位女性如此受重视的原因,其背后的社会情境是长期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颇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女性,比如改嫁、女儿在家中的较高地位、自梳女与不落家的习俗,甚至某些家族尊崇女性祖先等等,表明该地区的民间社会起码不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然而,通过考证和比较传该说的三个大同小异的版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传统遭到了官方话语的“入侵”。因为源于民间传说的、较简单地讲述二女情笃的版本,是较早出的版本,其主题无非是针对传统上比较普遍的姑嫂矛盾,但后来却被改造成为侍奉多病的丈夫、兄弟,或为少孤的子侄积劳成疾的两种版本,即围绕男性服务的新版本,出现在不同时期的地方志中。“一个普通的民间传说,成了士大夫推行道德教化的寓言”。同时,这一故事主题的变换,亦由于在“姑嫂坟”的左近后来增入而实际并不存在的三世祖可琛的墓,而得到加强(刘志伟,未刊稿)。

  

   以我个人的看法,这样的研究是典型的社会史研究。这固然是因为它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女性,因为它把民间故事研究上升到一种文化批评,并把一种心态(传说故事所表现的)落实到社会的情境中,但关键在于它与传统的政治背道而驰。研究女性未必不可以是政治史,如果研究循着族权—夫权的模式,离不开妇女受压迫和妇女解放的唯一思路,它就不可能是社会史。但社会史决不回避政治(无论承认与否,把社会史归入专史在潜意识里是在有意回避政治史),它所要做的是改造政治史,上面的故事恰恰反映了政治(国家力量)在地方社会中的推进。就此而言,下面的例子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关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一直是史学家关注的问题。对李自成农民起义、清兵入关、南明政权等等的研究,一般都沿着传统政治史的轨道进行。但是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却向我们揭示了对这些问题进行社会史探索的可能性。她独辟蹊径地向人们展示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次日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这一爆炸性新闻,是如何传播到江南社会的具体过程。由于此后江南地区的抗清活动曾异常激烈,而传统的政治史通常用“民族矛盾”或“阶级斗争”等标准来解释当时人们的各种行动,因此这项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了解真实的信息在传播系统遭到破坏和社会混乱的情形下被夸大、扭曲,甚至伪造的过程,更准确地把握信息接受者的主观世界,真正认识造成时人如此行为的具体动机。这样,研究的目标就直指明末清初动乱时期人民的意识和心理,不如此,就不能真正和全面地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动(岸本美绪,1993,第347-363页)。

  

这样,传统的事件研究就被转化为对大众传播系统在社会变动中的作用、社会心理和社会反应的研究,反过来有助于对事件研究的可信程度的重新判断。传统的政治史就被改造成社会史。实际上,西方史学的最新变化似乎就是“政治史的复归”,它是在福科和布迪厄的影响下出现的:哲学和社会学都对一个社会构成内部的权力运作大感兴趣,而文化人类学也从单纯地研究民间社会转而探讨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历史学也紧踵其后,但是正如乔治·迪比(G.Duby)所说,“重返政治史的我们已今非昔比”。他曾写了一部关于1214年布维纳战役的书,但他并“没有叙述战役的过程,而是利用了这一重大事件所引起的议论和反响”,“从围绕这次战役形成的大量人际关系的迹象着手,勾画出一种封建战争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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