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乾 唐世平:现代化的“入场券”

——现代欧洲囯家崛起的定性比较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0 次 更新时间:2019-01-25 19:04:59

进入专题: 现代化   西欧国家   制度变革  

黄振乾   唐世平  

  

   内容提要:现代化开启于西欧的少数几个国家。因此,现代化的最本源问题之一是为什么有的西欧国家能率先进入现代化而别的西欧国家不能。通过构建一个早期欧洲国家现代化的新数据集,并应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本研究为现代国家兴起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研究发现,从大西洋贸易兴起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近两百年的“第一波现代化”中,初始制度、初始经济规模和大西洋贸易三个要素对现代国家崛起至关重要,其中参与大西洋贸易是必要条件。在此期间,两类国家更有可能崛起:一是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二是初始经济规模较小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英国、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葡萄牙七国获得了“第一波现代化”的入场券。我们的研究表明,早期现代国家崛起的道路不止一条,但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崛起的必经之路,而能否增强改革力量,能否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是决定现代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现代化  大西洋贸易  西欧国家  定性比较分析

  

   正文

  

   国家兴衰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对国家兴衰的探索中,对早期现代国家兴起的研究尤为重要。为什么有的国家能率先迈入现代化,有的国家没能乘上现代化的大船,有的国家反而在现代化过程中衰落了?相关问题的回答不仅能深化我们对国家兴衰的理解,还能为依然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思路和启发。既有研究主要从地理位置、产权保护、海洋贸易、白银冲击和国际战争等视角来解释现代国家兴起,这些解释深化了学界对现代化的认识,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缺陷。近些年,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历史数据的挖掘、因果推论方法的进步以及新的分析工具的开发,使得重新认识早期现代国家的兴起成为可能。

  

   通过创建新的数据集,应用定性比较分析工具,我们对16世纪大西洋贸易兴起到法国大革命两百年间(即“第一波现代化”)的23个欧洲国家进行了系统分析。[1]此研究是我们“重新解释现代化”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侧重从因果机制和案例比较的角度对现代国家兴衰进行探讨,本文旨在通过更大样本的定性比较分析来呈现哪些因素组合对现代化有决定性影响。

  

   本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理论方面,首先,我们的研究发现了初始条件对现代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弥补了部分现代化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不足;其次,本研究在实证上丰富了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重要时期的欧洲国家建设研究;最后,本研究表明,简单将1840年前中西现代化进行对比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此前的研究在案例选择理论和方法论上有缺陷。在政策方面,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了积极参与贸易对国家兴盛的重要作用,可对当下陷于全球化和贸易争论中的国家如何认识贸易的作用提供政策启示;同时表明,国家崛起最根本的举措在于不断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持续增强改革同盟的力量。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介绍现有理论发展和缺陷,说明为什么要重新解释现代国家兴起;第二,提出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第三,对主要的变量、数据和案例选择进行说明;第四,展示定性比较分析结果,检验提出的理论和研究假设;最后为研究结论。

  

一、重新解释现代国家兴起


   (一)现有研究的进展和缺憾

  

   “第一波现代化”是欧洲从中世纪历史走入现代历史的关键节点,也是欧洲“大分流”的起点,更是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如果不对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深入分析,很难明确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和机制导致现代化的分化。涉及“第一波现代化”国家兴起的相关研究不一而足,但严格按照社会科学方法来完成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很少。[2]

  

   定量研究者如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和戴维?斯塔萨维奇(David Stasavage)等学者的研究涉及到早期欧洲国家兴起的问题,但也只将其视为长时段经济分析的一部分。[3]

  

   定性研究者则将目光集中在某个或某几个特定国家。案例分析有助于发现欧洲政治经济变化过程,并且让因果解释变得精致和有力,但必须遵循严格的案例选择方法。单案例研究对理论外延的作用有限,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和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对17世纪英国制度演化的分析,即便能够解释英国率先完成制度变革,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像英国一样完成变革。[4]多案例研究在理论外延上较为有用,托马斯?艾特曼(Thomas Ertman)对早期欧洲国家建构的比较案例分析,较好地解释了欧洲国家建构的不同路径,但其对时空的理解尚有欠缺。[5]此外,一些学者还从国家建构、战争学说和生产方式等视角解释现代国家的兴起。[6]根据解释变量上的差异,我们重点分析下述四种关于现代国家兴起的竞争性解释及其不足。

  

   1.地理假说。简单的地理假设认为,世界上各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地理上的差别。复杂的地理假说将时间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即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在技术非常落后的前现代时期,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可能是决定性的;但随着技术传播和知识传播的进步,地理因素的重要性相对下降。[7]

  

   2.产权保护说。产权保护说认为只有保护产权的国家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产权保护学说的衍生解释包括:只有那些包容的国家才能实现长期经济发展,而攫取型的国家则不太可能实现经济发展。[8]产权保护说解释了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法国率先实现现代化,但无法解释那些商业贸易同样受到保护、国家权力受到约朿的地中海城邦国家和东欧的波兰为何也没能实现经济发展。[9]

  

   3.白银冲击说。张宇燕和高程提出“货币增长—财富重组—阶级结构变化—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解释框架[10],认为对新财富的分配和重组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加上大量白银流入引发的“价格革命”,商人阶层崛起并诱发制度变迁,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此解释捕捉了经济增长的具体过程,也抓住了几个制度变迁的关键要素[11],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同样面对美洲白银的外部冲击,经历社会财富重组和社会阶级分化的情况下,不同国家对外部白银的冲击反应不一。

  

   4.贸易假说。贸易假说认为1500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和大西洋贸易有关系。1500~1850年间,能够参与大西洋贸易的西欧国家如英国、法国,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西欧的非大西洋贸易国如奥地利、比利时,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显著。[12]大西洋贸易说看到了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未看到大西洋贸易必须通过和其它要素相互作用才能推动经济增长。

  

   总而言之,现有解释尚存在如下缺陷:一是缺乏对初始条件的准确分析,特别是忽视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规模的差异,导致研究者很难识别因果关键节点[13],二是用单一因素解释欧洲国家的兴起,忽视因素之间可能的组合,从而未能发现现代化道路可能存在不同路径;三是忽视了关键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联盟或分裂)对社会结果的影响,未能看到改革同盟对于制度变革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不能解释不同国家在崛起时间维度上的差异。[14]

  

   (二)定性比较分析的优势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即QCA)是一种建立在布尔代数和模糊集基础上的比较研究方法和因果推理方法,由社会学家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rn)引入到比较政治研究当中。[15]与回归分析不同,定性比较分析强调社会科学的复杂性,着重探索不同因素组合如何导致相似的社会结果。定性比较分析与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比较有如下优势:一是它可以运用到统计分析因观察值不足或案例比较分析因案例太多而无法适用的研究对象中;二是它能发现统计分析发现不了的重要变量或导致同一结果的条件组合。[16]虽然定性比较分析仍旧是一个基于因素的方法,不能直接甄别和确立机制,但定性比较分析能够找出因素的组合,从而有助于找到、甄别和确立机制的方向,因为机制必须是能够搅动因素的组合而驱动变化的过程。[17]使用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有两个明显优势:一是样本优势。中世纪结朿到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存在的政治实体不足30个,并且这段时间的连续数据缺乏,使得通常的统计分析样本不足,很适合进行定性比较分析;二是因素相互作用的优势。定性比较分析能够克服既有单因素解释的不足,能更好发掘欧洲国家兴起的不同路径。

  

二、早期欧洲国家崛起的理论框架


   新航路开辟后,大西洋贸易逐渐兴起,大西洋贸易伴随着欧洲国家的经济分化。欧洲国家的商人能否参与大西洋贸易不仅取决于地理位置,还取决于国家本身的制度和政策。新兴商人阶层力量逐渐形成和壮大,自然有“改革开放”的诉求,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获取更多利益。商业阶层通过和开明的国家政治精英结盟,组成改革同盟。改革同盟通过如议会、城市委员会等决策平台和制度进行政治博弈。此外,初始经济规模对国家崛起也很重要,因为初始经济规模与国家是否有足够动机参与大西洋贸易并进行改革有关系。[18]换言之,这种经由大西洋贸易兴起,受到初始制度条件约束,并通过精英联盟来进行制度变革的大致过程,能够影响到一个国家是否崛起。

  

   因此,本文提出一个现代早期欧洲国家兴起的因果框架(图1)。早期欧洲国家兴起的逻辑起点是初始制度和大西洋贸易,两者决定了新兴商业阶层力量的成长,商业阶层和开明政治精英会形成一个改革同盟,来改变束缚 发展的旧制度,然后通过制度变革来获取和扩大利益,从客观上推动了国家崛起。那些实现了政治制度从偏好旧利益集团到保护商业利益转变的国家,更可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并率先成为早期现代强国。国家崛起是最终分析结果,改革同盟制度变革是中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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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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