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0 次 更新时间:2019-04-27 17: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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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对以美国和西方为基石的现有国际秩序及其未来的讨论显著增加,但相关研究成果大都既缺乏关于国际秩序的可操作的评估框架,又缺乏对历史上的国际秩序变迁案例的实证分析。在构建相对完善的关于国际秩序的定义和评估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自1800年以来重大的国际秩序变迁案例,可提供如下可能的中国选项,即中国仍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只要认定任何国家都无法真正从外部阻挡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国内的改革和开放的话,中国需要做的就是沉着冷静,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治理好自己,尽可能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推进国际秩序的稳步改进,从而造福世界。

  

一、国际秩序、秩序变迁及其评估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内学界对国际秩序及其变迁的讨论显著上升。对此,有国外学者认为以美国和西方为基石的现有国际秩序面临空前挑战,甚至已近崩溃。基于此,学者们对中国在未来国际秩序塑造中应扮演的角色也作出了一定的研判。

  

   对于一个大国,特别是新兴大国而言,如何与既有的国际秩序相处,如何在国际秩序的变迁中扮演恰当的角色,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判断国际秩序的变迁,需要严谨定义国际秩序,并提供一个可能的评估框架。讨论中国的合理选项,则需要进行基于实证的而不仅仅是道义的考察。

  

   “英国学派”的开创者之一赫德利·布尔于1977年出版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可以说是当代国际关系对国际秩序进行理论研究的起点。1981年,罗伯特·吉尔平出版了《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迁》,从霸权稳定和霸权战争的视角诠释了国际秩序变化的动力。由于布尔的讨论更加丰富,分析框架也更加包容,其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更大。但布尔关于秩序的定义和讨论也是有缺陷的,如将行为体的行为(外交、战争)与秩序中的制度混为一谈,并显示出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等。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研究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文献主要从道义角度来讨论既有国际秩序的好坏、可能的变化趋势,以及是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才更合乎一定的道义标准。这类文献基本不从实证角度来讨论国际秩序的构建和维持。第二类文献则主要讨论既有霸权国和崛起国对当今国际秩序以及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影响。进入21世纪,这一类文献重点关注的是中国、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与美国及欧盟的互动,仍缺乏对历史中的国际秩序变迁的实证研究。其中,国外学者的研究更关心如何将中国吸收到既有国际秩序中,中国是否已经或正在融入既有的国际秩序,以及中国将会追求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而对于中国在国际秩序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及可能选项的讨论则明显不足。第三类文献是少数侧重从实证角度研究历史中的国际秩序变迁的成果。但是,这类研究普遍缺乏对国际秩序的严谨定义及评估框架。

  

   基于此,本文将提供一个相对完善的关于国际秩序的定义和评估框架,并通过考察自1800年以来重大的国际秩序变迁案例,来讨论中国可能的合理选项。秩序是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的核心问题。但一直以来,学术界既没有一个关于秩序的统一定义,更没有一个能够用来评估的基本框架。本文认为秩序是“一个社会系统内的可预测性(可预见性)的程度,而这种可预测性通常是因为在一个社会系统内部,行为体的行为、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结果均受到了一定的调控。”这就意味着,只要一个社会系统出现了一定的可预测性,就可以认定该社会系统是有秩序的。国际秩序就是国际系统中的秩序,而其在时空中的变化即是所谓的“国际秩序变迁”。基于此,可以提出一个国际秩序变迁的四维评估框架。

  

   第一,覆盖空间和领域的广度。一个秩序可以覆盖次地区、地区或者全球等不同空间范围。从国际关系史来看,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恐怕在冷战结束后才真正出现。同时,国际秩序还可以覆盖不同的领域,如政治、经济等。显然,覆盖的空间和领域越大,秩序建立和维持的难度越大,建立和维持的成本也会越高。

  

   第二,秩序对权力的相对集中或者垄断。自进入等级社会之后,人类社会的秩序都是建立在对权力不同程度的相对垄断基础之上的。因此,秩序内的权力分布是度量该秩序的一个关键维度。秩序内权力分布的显著变化(大致可以理解为权力的转移)通常会导致秩序的重要变化。当然,秩序内的权力分布与该秩序的和平与稳定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第三,制度化的程度。任何秩序的延续,除了需要依靠权力的强制力,还必须通过制度和规范来规制人们的行为。因此,秩序的制度化程度是度量秩序的另一个核心维度。一般情况下,制度化程度越高,秩序的稳定性就越高,拥有该秩序的体系也越和平。而制度化的程度可以从两个亚维度度量。一个是制度化的密度,也就是秩序内的制度对行为体的行为、交往以及社会结果的规制的细致程度。另一个制度化的深度即秩序内的制度对不同领域中的行为体的行为、交往以及社会结果的规制的触及深度。一个秩序内的制度化密度越大、深度越高,制度化的程度也越高。当然,制度化程度越高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秩序就越好。

  

   第四,制度被内化的程度。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内化的程度可以视为自觉遵守规则的程度。一般情况下,制度被内化的程度越高,秩序越稳定。但是,制度被内化的程度更高并不意味着秩序更好。

  

   当上述四个维度中的任一维度发生显著变化,例如,秩序的覆盖广度出现了显著的收缩或者扩展,或者其内部的权力分布有了显著的变化,或者支撑它的基石性制度发生了重大变迁,即可以认为该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迁。由此可见,国际秩序变迁的核心动因即秩序所覆盖区域的变化、秩序内权力分布的变化、秩序内制度化程度的变化(特别是其基石性制度的变化)。其中,制度变迁的核心动力是通过权力的选择和支持将一些特定的观念变成制度。

  

二、历史中的国际秩序变迁


   在国际系统中,国际秩序的重要变迁是屈指可数的事件。因此,本文将基于国际秩序的定义和国际秩序变迁的评估框架,对1800年之后所有重要的国际秩序变迁案例进行考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论述基于两点基本认识。一是帝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更大程度上是国内秩序。与此不同的是,美国将西班牙和英国逐出美洲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半帝国”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等级特征的国际秩序。二是秩序不等于霸权,霸权国也不一定建立秩序,至少不一定建立非常制度化的秩序。比如,“美国治下的美洲”秩序就没有太多制度保障。从理论上来说,秩序也可以不依赖于霸权国而存在和维持。当大多数国家都支持和遵守既有秩序中的基石性规则时,该秩序即便没有霸权国也可以维持。

  

   (一)1815-1939:欧洲的“百年和平”与“二十年危机”

  

   拿破仑战争之后,1814年至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确定的“欧洲协调”的欧洲国际秩序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地区性国际秩序。一般认为,这一秩序为欧洲带来了一百年的“和平”,之后才是一战和“二十年危机”。但这一地区性国际秩序至少经历了以下几次冲击:1848年的革命浪潮、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欧洲协调”的崩溃、1866年的奥匈帝国与普鲁士的战争、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的对决和1871年德国的统一。这一秩序在1890年左右开始出现全面性的危机。

  

   对这一秩序的根本性冲击来自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遗产。尽管拿破仑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曾经的胜利征服使得欧洲再也回不到过去。

  

   法国大革命给欧洲乃至世界带来了两个冲击性的理念:一个是个人自由,一个是民族主义。前者要求凌驾于臣民之上的皇帝和国王都成为历史,或者被推翻、或者建立君主立宪制、或者彻底走向共和。后者则要求“民族自决”,即所有的帝国都应该解体而让“族者有其国”。前者的冲击从1789年开始,在拿破仑战败后稍稍沉寂了几年,1820年后又开始风起云涌,到1848年席卷几乎整个西欧而得到基本实现。

  

   民族主义对多族群帝国的冲击虽然因为“欧洲协调”的存在而得到迟缓,但一直暗流汹涌。意大利和德国的最终统一标志着民族主义对西欧的冲击达到了新的高度,之后几乎所有的多民族帝国都面临着解体的可能性,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中)欧得到基本实现。不仅如此,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和德国的最终统一意味着欧洲大陆的一对核心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维也纳和会”开启的欧洲秩序下的和平主要靠联盟之间的权力平衡来支撑,其内部和平的主要机制是基于联盟之上的威慑。整个秩序内部的稳定与和平并没有太多的制度成分,更谈不上制度的内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诸如领土完整、国家版图不得被强行改变、侵略是非法的等保障和平的根本性制度,在该秩序下均未被主要大国接受。事实上,除了英国之外,欧洲大陆的主要大国和许多小国都希望扩张新的领土或者夺回失去的领土。因此,总体而言,整个欧洲系统仍旧主要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尽管它已经在向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迈进。1815年至1914年间的欧洲国际系统远没有那么和平。

  

   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经济快速增长,导致欧洲系统的整体权力格局发生了颠覆性变化。1895年,德国超过法国和沙俄而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是仅次于英国的欧洲第二大经济体(此时,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1871年至1914年间的德国还是不够强大。它没有超过英国,更没有超过美国或者英法之和(见文后附表)。因此,当德国急于和英法争夺非洲,并展开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从而促成英国和法国的联盟之后,德国的崛起进程变得举步维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局势大致可以用“二十年危机”来概括。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埋下了二战的种子。不过,德国对国际秩序的再次挑战同样是几乎注定失败。一方面,1939年的德国仍然不够强大。尽管德国在1939年已经超过英国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德国的经济总量仍没有超过英国和法国的经济总量的总和,更谈不上超过英法俄的经济总量的总和。另一方面,1939年的美国已是超级经济大国,英国和德国加起来的经济总量都不及美国的经济总量大。在人均GDP上,美国也早已遥遥领先于德国和英国,更不用说美国还能联合英法俄。

  

(二)1840-1945:东(北)亚中华秩序的崩溃和日本帝国的失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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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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