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风:中国现代史学大厦的卓绝奠基(在东西洋留学学人归国之前)

——论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系列报导(1-5)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8 次 更新时间:2019-06-02 17: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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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风  

  

中国现代史学大厦的卓绝奠基

——在东西洋留学学人归国之前

新近发表论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系列报导(1-5)


   最新一期的《南都学坛》(2019年03期,2019年5月出版),发表了名为《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的学术论文(学刊链接 http://ldxt.cbpt.cnki.net/WKB2/WebPublication/wkTextContent.aspx?colType=4&tp=gklb)。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独立研究人身份,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写作,继其第一篇三万字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之后(发表于2018年第6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http://gxss.cbpt.cnki.net/WKA/WebPublication/wkTextContent.aspx?colType=4&yt=2018&st=06;其后并被2019年3月号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全文转载 http://shop.zlzx.com.cn/lsx/160.htm),再向学界呈上了此篇2.5万字的论文姊妹篇。

  

   该篇论文继续探索甲骨文发现之后的历史阶段,“聚焦有关孙诒让、罗振玉、和王国维的甲骨文早期研究学术史,探寻孙诒让和《契文举例》的相关情况,尝试新创的计算方法应用于刘、孙、罗的考释成果对比,考辩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缘起真相,并论述日本学者的早期挑战、和罗王以‘两剑封喉’确立‘二骑绝尘’的过程,及罗振玉历史性功绩的关键性。”在论文的最后部分,论文作者对罗振玉在中华文化和近现代学术转型上的历史性贡献,尝试做出了中国学术期刊论文中最为深入的总结和较高的历史评价。

  

孙诒让评价迷雾与《契文举例》的流转

——新近发表论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系列报导之一


   在论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的第一节“孙诒让及《契文举例》成书背景”作者写道:

   1903年末出版《铁云藏龟》、对甲骨文进行鉴定和初步考释之后,刘鹗(1857-1909)自己并没有再接再厉,罗振玉(1866-1940)也没能闻鸡起舞。除了风雨飘摇烽烟四起的环境,及个人事业、仕途、谋生等因素造成的干扰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两人都颇具自知之明。他们在期待有着几千年文化传承、科举制度培养的传统中国学者中,有卧虎藏龙之“四方君子,…有心得释文、以说稿惠教,皆祷祀以求,不胜感激者也”(刘鹗语

   );相信“区宇之大…必将有嗣予而阐明之者”(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序》语)。清朝科举大约三年一科,平均全国每年就考出满腹经纶的几百个举人、一百来名进士。而刘鹗和罗振玉的出身仅是秀才级的监生、附生,没能中举,遑论进士。虽然晚清时的科举出身已不能代表真学问的高低、甚至对新学还有所拖累,但在学术领域里,传统出身观念给刘、罗的无形压力仍是不容忽视的。回望当年,如即使身为新学领军人物的严复(1854-1921),在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以后、就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前后,仍执着回乡四次赶考(皆落第),就是一个具代表性的佐证。

  

   况且甲骨文发现之初,即被名噪一时的大学者如章太炎、康有为等断然否定;日本汉学界的主力东京学者群、甚至古玩家赵汝珍等,也都认为甲骨文是逐利之徒的伪造。章氏不但有诸如“国土可卖,何有文字”的冷嘲热讽,更有诸如“《周礼》有衅龟之典,未闻铭勒”、“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等学术否定,并贬斥刘、罗为“非贞信之人”。

   多方面因素叠加造成的严酷历史环境,将包括新萌芽的甲骨学在内的中国学术,摧残得奄奄一息;同时也使得《契文举例》作为《铁云藏龟》面世后多年内的仅存硕果,成为极小学术圈内一闪而过的流星:迄今资料显示,三个可能及时见到的学者中仅罗振玉读过,且他的处置是未予回应、仅存于心。罗振玉1913年初在《殷墟书契前编*序》中所回忆的,应是当时情况和内心的真实写照:“彼时年力壮盛,谓岁月方久长,又所学未遂,且三千年之奇迹,当与海内方闻硕学之士共论定之。意斯书(《铁云藏龟》-笔者注)既出,必有博识如束广微(西晋大学者)者为之考释阐明之,故非曾曾小子所敢任也。顾先后数年间,仅孙仲容徵君(诒让)作《契文举例》,此外无闻焉。予至是始有自任意。”

  

   而在“罗王之学”确立之前,孙诒让(1848-1908)才是当年公认的顶级朴学大家、古文字学宗师。……但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中,孙诒让的光芒几乎全被章太炎、康有为遮掩。对这一特定历史现象,自认章氏门生的鲁迅以尖锐眼光做过精彩注脚:“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意近“时髦”,-笔者注);…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了活的纯正的先贤。”

   此外,孙氏的成就后来还有被罗、王言论遮掩的一面,对此笔者将在后文中论述。

   与以往“学究遗老”的印象不同,笔者近年方知孙诒让在甲午战争后疾呼并致力维新,晚年勉力创办的都是新校、新学,大力鼓吹的是极前卫的双管齐下:“殷周国粹,法美民权”。在这点上孙氏与刘鹗同属特立独行的“畸人”:嗜好都很旧,行为都很新——故人未相见却有犀通奇缘。《铁云藏龟》出版后仅约不到一年,就被孙诒让看到且惊喜异常:“蒙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二千种,大抵皆出周以後,…每憾未获见真商时文字。顷始得此册,不意衰季睹兹奇迹,爱翫不已”,遂奋笔疾书,仅用时两月于1904年底写成《契文举例》。

   甲骨学界都已知道,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在1904年末写出之后没能及时出版。他将手稿抄写了三份,分别寄送了刘鹗、罗振玉、端方(据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但下落如何?是否得到过回应?《契文举例》直至孙诒让逝世(1908年)后近十年的1917年,才由罗振玉在日本代为出版,这又是为什么?论文作者在第一节后部和第二节“《契文举例》手写本流转新探”中对这些谜案进行了新的探索。

   论文作者接着写道:

   赵诚在其《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上)》中,综合前人研究较完整地介绍了《契文举例》的抄本流传及出版:1904年孙氏初成《契文举例》后,“由李店堂等抄写了几个副本。正本自留,副本分寄他人。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P.55)说孙氏‘曾以手稿寄罗氏,又曾寄刘铁云、端方’。罗振玉于宣统二年(1910)所写的《殷商贞卜文字考》说:‘亡友孙仲容徵君诒让亦考其文字,以手稿见寄。’1916年12月24日,王国维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说:‘见孙仲容比部《契文举例》手稿…以五元从蟫隐得之’…寄给了罗氏…后来,罗振玉将《契文举例》印于《吉石庵丛书》中(日本,1917),用的是王国维寄的那个稿本。孙氏曾寄给端方一抄本。端方死于蜀中,‘其家藏书散出,乃入沪肆’(孙孟晋语,转引自楼学礼《契文举例*校点记》)。则端方藏本似即王国维所购而寄给罗氏之本。…孙诒让曾在自留的底本上做过‘大幅度的修订’(楼学礼《契文举例*校点记》),即现藏杭州大学图书馆的《孙仲容先生<契文举例>稿本》,经楼学礼整理校点,1993年由齐鲁书社影印出版,书名仍称‘契文举例’。”

  

   据此可以见,孙诒让对于《举例》初稿不满意,想看到更多甲骨新资料和同仁反馈而未得,只能面对现在看来十分可怜的一千来片拓片印记(刘氏初收的甲骨既小且碎,与其后罗氏等收藏研究的甲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一再揣摩、修改,直到去世。由此也可见孙氏对甲骨文之器重、对这部著作之钟爱;但也因没能及时出版,这部甲骨文研究初期水平最高的专著险遭湮灭的命运。博览群书的梁启超在1920年所作《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孙氏有很高评价(见前述),但讲到当时新发现的甲骨文研究只能列出四部著作:罗振玉的三部,孙氏的只有一部《名原》。这是因为孙辞世后,其家人勉力出版了包含甲骨文在内的古文字研究综合性遗著《名原》,而没有选择更专业的《契文举例》。

   ……但这些说法,都是建立在《举例》三个抄本全部下落不明的基础上,而根据下述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王氏得购那本《契文举例》是因为他碰巧目击了“刘彝仲携来…适在彼处售书”。王国维给罗振玉信(1916-12-14)的相关原文是:

   “兹有一事堪告者:旁晚出蟫隐,见孙仲容比部《契文举例》手稿,乃刘彝仲携来者,以五元从蟫隐得之(今日出甚得机会。刘彝仲适在彼处售书,否则蟫隐畏其为人,未必购之)。书连序共九十六页,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其所释之字虽多误,考证亦不尽然,大辂椎轮,此为其始,其用心亦勤矣(□释为贞始于仲老,林博士与其暗合耳)。此书明年如接办《学术丛编》,拟加删节,录其可存者为之一卷,何如?想公知此稿尚存,当为欣喜。”

以往学术界之所以做出“罗印本”来自“端方藏本”的推断,是因为罗王之外无人知道“刘彝仲”是何人;连罗氏长孙罗继祖在2000年审定的《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中都错注为:“刘彝仲:上海书商。”而据刘鹗曾孙刘德隆先生揭示:刘彝仲(扆仲的变写)就是刘大黼,刘鹗的第二子,其人游手好闲,因“吸食鸦片,不检行止,不为家中人和亲戚朋友所韪”。这个难言之隐也正是王国维说“蟫隐畏其为人”的缘由。所以,就算《契文举例》的“端方藏本”真的能从端方存书地点流入上海,先一步识货入手的也不会是不着调的刘二公子;而明显更为合理的推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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