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战后日本型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析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 次 更新时间:2019-01-10 21: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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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  

  

   日本型现实主义在战后日本国际政治思想的诸流派之中最具影响力,其代表人物更是深度参与了日本外交决策的制定。比如,高坂正尧既是战后日本国际政治学的奠基人,又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政府智囊。他不仅在学界和舆论界促成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崛起,还直接影响了多届内阁的安全政策。近年的口述史与新公开的个人文件表明,高坂对“无核三原则”、旧《防卫计划大纲》和《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等政策的出台都发挥了直接的影响力。若泉敬作为佐藤内阁的“密使”推动了“日美核密约”的签订,更是充满“传奇”色彩。日本型现实主义可谓战后日本外交理念的缩影,时至今日,其思想的继承者仍然保持着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例如,“安全保障法制恳谈会”的半数成员是高坂的弟子或深受高坂影响的人士,“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与若泉关系密切,高坂的门生前原诚司曾出任民主党政府的外务大臣。

   遗憾的是,欧美学者过于关注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忽视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学术与政策价值。因此,研究日本型现实主义,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论争,构筑对日本外交政策更有解释力的理论。

  

一、日本型现实主义的萌芽


   得益于战后民主化政策,在战争期间被迫停刊的综合杂志先后得以复刊,日本舆论界再度迎来繁荣。外交政策原本就是舆论界的重要议题,再加上占领期的日本把恢复主权作为首要目标,媾和问题遂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随着媾和条约谈判正式被提上日程,日本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参与外交论争,试图借此推动现实政治。由此,战后日本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思想从起步阶段就沾染上了“舆论性”。并且,当时国际政治学者极为稀少,不少法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甚至哲学家、文学家都纷纷加入到这场外交论争之中。

  

   (一)外交论争:媾和、军备与安全保障

  

   二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大致分为“进步派”与“保守派”两类,他们围绕媾和、军备和安全保障问题唇枪舌剑。前者主张“全面媾和”、非武装与永久中立,后者支持“单独媾和”、再军备与《日美安全条约》。

   1.“全面媾和”与“单独媾和”

   1949年末美国表明尽早对日媾和意向后,吉田内阁以盟军总司令部为靠山,采取对美一边倒的政策,把与西方国家的“单独媾和”定为谈判方针,赞成在媾和后与美国缔结军事协定,维持美军驻日的状态。与之呼应,“进步派”为主的日本知识分子群体在同年12月成立了“和平问题谈话会”。针对吉田内阁的“单独媾和”意图,“和平问题谈话会”在1950年先后发表两份声明,系统阐述了“进步派”的“全面媾和论”。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亚太地区国家尤其是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进步派”遭遇严重挫折。小泉信三在1952年初发表《和平论》一文,率先对“全面媾和论”(以及“媾和后的中立论”)发起了挑战。小泉认为,“在美苏对立的现状下,日本不管如何抉择,都无法同时均等地满足美苏双方”,因此“全面媾和”没有现实性。

   2.非武装与再军备

   “和平宪法”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武力。1951年初,杜勒斯(John ·Dulles)在访日时要求日本尽早再军备,吉田内阁予以婉拒。但以此为契机,日本知识分子开始热烈讨论军备问题。

   “进步派”素来立足“和平宪法”反对再军备,部分人士甚至崇尚不抵抗精神。他们设想日本在媾和后立足中立,依靠联合国实现自身的安全保障。而不少“保守派”认为媾和后的日本可以由美国来保障安全,没有必要再军备。

   对此,山川均在1951年10月发表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进步派”的“非武装论”:第一,最小限度的军备不仅违反“和平宪法”,在核时代下也无法自卫,反而会给侵略者以口实。第二,美苏具有共存的可能性,况且对日本的攻击会引发全面战争,苏联不会直接动武。第三,再军备(以及修宪)有可能造成军国主义的复活,必须予以阻止。

   针对“进步派”的非武装论,福田恒存指出:“非武装论”的重要前提——美苏的和平共存——缺乏直接证据,批评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二分法”过于极端。他认为苏联的和平意志真假难辨,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日本这样的小国无论如何也必须与强大的国家合作”。

   3.永久中立与《日美安全条约》

   “进步派”主张日本在媾和后执行永久中立政策,由联合国来负责日本的安全保障,“保守派”则希望由美国保障日本的安全。1957年岸信介内阁上台后,随着新安保条约谈判的推进,安全保障问题再次成为外交论争的焦点。

   “进步派”的中立论主要基于四个论点:其一,《日美安全条约》不仅无法完全保障日本的安全,还有可能将日本卷入美苏全面战争。反之,中立有助于缓解东亚的紧张局势,从而改善日本的安全环境。其二,《日美安全条约》使日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从属于美国,损害了日本的自主性。其三,中立符合“和平宪法”的基本精神,《日美安全条约》或使军国主义复活。其四,《日美安全条约》阻碍日中关系正常化,而中立可以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

   面对声势浩大的中立论,林健太郎毅然表示支持《日美安全条约》(及修订),并指出,美苏关系在1955年日内瓦首脑会议后升温,日本卷入全面战争的风险日益下降。然而,这股和平共存潮流的基础是美苏均势,故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仍旧不可或缺。《日美安全条约》与“和平宪法”的条文尽管有出入,但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来调和。他也赞成改善日中关系,但认为这与《日美安全条约》并不冲突。

  

   (二)“现实主义”的诞生

  

   “保守派”最初并未自称“现实主义”,反倒是“进步派”给“保守派”的观点贴上了“现实主义”的标签予以批判,无意中促成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萌芽。

   高岛善哉最早在舆论界使用“现实主义”一词,批判“保守派”的“单独媾和论”是“低俗的现实主义”。务台理作亦把“单独媾和论”看作“现实主义”,认为其缺乏理想与和平的精神。末川博同样批评“单独媾和论”的“近视性”,指出其在本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或功利主义”。随后,丸山真男在1952年发表了《“现实主义”的陷阱》一文,批判“保守派”的“现实主义”。他列举了“现实主义”的三个特征,即简单地向既成事实屈服、只强调现实的一个侧面、追随(政治)权力选择的方向。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坂本仍然称“保守派”的“现实主义”为“既成事实主义”,小林直树亦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追随权力的态度”。

   从他们的问题意识中,可以找到下列共同点。

   其一,“保守派”重视权力政治,认为冷战的本质是美苏权力斗争,强调军事力量与安全保障的必要性。

   其二,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安全保障方面,“保守派”始终担忧苏联的威胁。

   其三,“保守派”不满充斥舆论界的“一言堂”现象和“二分法”论述。“保守派”极为反感不少“进步派”常摆出“战争对和平”“苏联是善、美国是恶”等“二分法”、不尊重客观事实的做法,希望纠正舆论界的这股“不良”氛围。

   尽管“保守派”批判“进步派”的“二分法”,却也同样未能脱离意识形态。他们对苏联威胁的担忧,背后暗含的“苏联是恶、美国是善”的冷战思维,亦是一种“二分法”思维。正因为如此,“保守派”与“进步派”各执一词,舆论界出现分裂。如果无法排除意识形态,外交论争就难以产生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实质性结果。

  

二、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崛起


   安保斗争结束后,池田内阁主打“经济牌”,积极推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经济实现腾飞,1968年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日本的经济大国化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和社会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产阶级的增加使保守势力获得了更多支持。在舆论界,“进步派”的影响力逐渐衰退,“保守派”的言论空间有所扩大。

  

   (一)超越外交论争

  

   日本型现实主义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根源在于高坂正尧等新一代“现实主义者”的问题意识。他们对“保守派”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批判。

   新一代“现实主义者”同样重视权力政治,反感舆论界充斥的“二分法”论述。

   相比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保守派”, 新一代“现实主义者”希望外交论争能够更加理性化,摆脱意识形态思维。他们之所以追求理性,是因为此前的“二分法”外交论争缺乏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成果。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现实政治中,保守、进步两派的对立与冲突,使双方更关心“站队”,而非具体的外交政策。对此,新一代“现实主义者”希望“进步派”与“保守派”、朝野之间达成共识,为日本外交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

  

   (二)“现实主义”的革新

  

   1.高坂正尧与新的“现实主义”

   以理性与共识超越此前的外交论争,是新一代“现实主义者”的问题意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对“现实主义”加以改造。萌芽之初的日本型现实主义没有明确权力与价值的关系,而价值是“进步派”思想的出发点。

   高坂首先批判“进步派”,“理想主义者们过于强调道德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缺乏对如今依旧支配着国际社会的权力政治的理解。没有权力支撑的理想不过是幻影,这在今日也是不变的事实。如果不充分理解权力政治,我们倡导的理想就会成为没有实体的‘空中楼阁’”。同时,他又指出了“保守派”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国家应该追求的价值这一问题,现实主义恐怕就会陷入现实追随主义或犬儒主义。只有把价值问题纳入其中进行考量,(我们)才有可能追求从长远来看更符合现实国家利益的政策”。

   高坂的立场可谓“新现实主义”。他的观点奠定了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基调,引起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共鸣。比如,永井阳之助把“进步派”的见解视为美国式理想主义,指出其底色是“善恶对立”的“二分法”、外交的孤立主义与道德主义。在批判这种国际政治观、强调权力政治作用的同时,他又主张日本外交需要“吸收了全民价值的长远目光”,在实现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构筑和平的国际秩序。这些看法显然反映出了新的“现实主义”的逻辑。

   2.权力的多样性

立足新的“现实主义”,新一代“现实主义者”不同于只重视军事力量的“保守派”,而是主张权力的多样性。在1964年发表的论文中,高坂把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政治力量以及支配舆论的能力都视为权力的构成因素。这一见解在他两年后出版的著作《国际政治》中发展为“国际政治是力量的体系、利益的体系、价值的体系”这一著名论断,即一国的权力既包括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又包括“软实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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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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