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中国的战略探求与转变中的美国和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23 次 更新时间:2019-01-10 0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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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一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战略探求(2008-2012)

  

   2008年秋天,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首先在美国爆发,继而迅速蔓延到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美国与以其为首的西方由此愈益显著地相对(即使并非绝对)衰退。在此背景下,急速掘起的中国开始进入它真正的历史大阶段。自此以后,中国的基本面貌大致有如下述,在中国以外的人们看来更是如此:

  

   一、一个巨型的民族国家。经济、金融和军事实力急剧增长,在多个国力、国势领域已经或接近拥有世界第二强地位,并且寓于一种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更为中央集权化,因而往往也更高效的国内权力体制和操作机制。

  

   二、一个依然面对巨大、多样和複杂的国内挑战,但现在更为关注对外事务和对外部世界影响的国度。除了因为国内经济必需、对「地缘政治战略权利」的追求和作为一大强国对民族国家光荣的更强烈想望,也因为高扬的大众民族主义和「胜利主义」(triumphalism),以及更雄心勃勃的武装部队。

  

   三、一头「重新觉醒」的东亚雄狮。自2012年11月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习近平掌握了与三位前任领袖相比集中得多的权力。习近平坚信中华民族须有亦可有伟大复兴,就他对中国的大小对手所採取的强硬态势感到自豪,清楚地认识到由此而来的国内民众支持,并且偏好逼近底线但不突破底线的战略方针和操作方略,甚至同时站在几条阵线上,可以得见。

  

   四、一个处在对外政策遽变过程中的强国。它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让许多事情有了不同于先前的话语和实践,从而使它自己和其他国家准备不足,增加困惑和误判的可能。

  

   其时,中美两国之间对东亚和东南亚影响力的互相竞争,集中于中国的紧邻周边,与相关的海域、洋域密切相关,这种竞争关系一直在相当迅速地演化。与先前若干年的图景不同,大致直到特朗普(Donald J. Trump)于2017年1月出任美国总统为止,中国的外交影响力和有效性一度缩减,而美国在外交和战略阵线上颇有斩获,即使某些只是短暂的。一方面,美国取得的成果相当程度上依靠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在东亚和东南亚外交上不遗馀力,不失机会,争取收益;另一方面,它们也大大受益于区域内的机会性事态及其便利,那不是由华盛顿的决策者造就,而是可以现成地利用的。这些事态主要有:日本、韩国和缅甸等国出现的政治和民众心理变化;周边国家面对中国快速和持续掘起(包括其远程军力的大力建设和海军活动的扩大)而产生的忧虑、怀疑和不满;中国与邻国之间广泛的领土和海洋纠纷(全都繫于宣称的领土主权互相衝突,随着每个争端国国内的大众政治、能源飢渴倾向和战略安全意识的增长而愈益多发和可燃);该区域内某些政府期望与中国对抗来获得美国和国内选民的回报;中国自身在对外政策方向、外交举动和决策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就这些问题而言,中共十八大以前的数年里,在与东亚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中,中国民众和政府的「胜利主义」显而易见,虽然在政府方面其程度显然较小。关于「胜利主义」,最重要、最广泛的一个原因大概要到两国集团(G2)理念的「中国版本」中去找,那是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方向的一个非传统理念,吸引了不少中国对外政策精英,即中国可望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其对外政策中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是尽最大努力与超级大国美国建立稳定和大体合作的关系。儘管实际上,中国在战略和战略性外交方面的「重中之重」必须有两个:对美关系与近邻关系,而不仅仅是对美关系。

  

   那些年里,中国对东亚和东南亚周边行为中的「胜利主义」还有一些其他原因,首先是持续上涨的国内大众民族主义,透过受规制程度较小的大众传媒有所加强,无可否认中国政府受到它的某些干扰和制约。还有,在国家机器愈益複杂和内在多样化的背景下,不同政府部门缺乏协调的情况有时看来颇为明显,某些西方人士的评论相当有说服力:「军方、重要政府部委和国有公司里的新一代官员已开始诠释中国如何应对国外世界」;「现在是中国政府呈现弱势的时候。结果,种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以一种不那麽协调、不那麽中央集权化的方式脱缰而出」{1}。这甚至间或发生在大致由最高层高度掌管的对美政策领域方面,致使奥巴马的高级幕僚在2010和2011年之交断定,中国领导人虽然希望对华盛顿温和,但「往往受权力分散的执政党支配,与过去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相比,党内将军们、部长们和大公司既得利益者有更大影响力,对高层较少尊重」{2}。

  

   所有这些分析提示了一点:政治领导至关重要,他们的眼界、抱负、意志力、政治及战略技能极其关键,即使存在国内大众民族主义、官僚机构政治和外部环境複杂挑战这些影响力日增的因素。中国领导人可以从他们的美国同行身上学到某些东西,后者在中共十八大前几年里在中国家门口赢得了一轮外交竞争。

  

二 「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得益与代价(2013-2016)

  

   自从习近平执掌中国领导权以来,有一个愈来愈可以确定的倾向,那就是他对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的西太平洋西部),无论是「软」是「硬」的权势上,都具有愈益增长、愈益清楚的宏大抱负;而从中长期说,这抱负无疑会影响乃至削弱美国在该区域近乎支配性的优势。

  

   服务于这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从中共十八大结束到2014年秋天为止,中国政府主要使用的是广义的「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战略军力建设的加速突进,海上及空中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对美国强势而广泛的战略、军事上的竞争和对立,在钓鱼台对日本的持久激烈对抗,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张扬和强硬姿态以及相伴的密集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评估「战略军事」的双重效应,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有关行动显著地加强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大幅增强,战略活动范围急速扩展,同时其大为增强的军事实力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然而,它们也多少妨碍了中国的国际「软权势」,增强了中国东部周边的战略及外交环境的複杂性,以及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军事衝突风险,并且作为反弹,客观上促进了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强化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以这些行动为主干的对外战略如果长时间延续下去,将有「战略透支」日增的风险。

  

   因而,很可能伴随某种与该风险相关的战略审视,从2014年秋天开始,中国政府实行一种有利于「战略经济」的战略转型重大决策。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广泛的外交,而且契合一项紧迫的国内需要,即在国内经济增长缓慢而顽固地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下,力求增加对中国产能的境外需求。考虑到中国在2014年10月和11月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两项重要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衝撞协议,就更需如此转型。

  

   2013年以来,无论是习近平反覆倡导并着力推进规模巨大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中国大力提倡并主导、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在2014年11月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表示应积极创设、范围广袤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还是正在大力推动或谋求开启的「中巴经济走廊」(CPEC)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 Economic Corridor),全都可被认为是「战略经济」方向上的重要事态。此外,还有中国政府在着力推进、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以及其他已经或准备投资的远近周边经济项目。总之,中国政府将其对外战略的着重点「分叉化」,使「战略经济」成为其优先议程上另一个重大维度。

  

   儘管如前所述,以「战略军事」为主、历时近两年的基本方略实施有其非同小可的代价和风险,但这些后果看来并未令中国胆怯。考虑到中国对外政策存在不断增进的複杂性,「战略军事」的某几个重大方向依然重要,可见于中国基本的战略态势或曰战略複合态势之中。中国战略军力的急剧增强仍在继续,甚至中国武装力量主要在海洋和海陆两栖环境的军事斗争准备仍在加速进行。与此紧密关联,世界已经看到中美在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的军备竞争和更广泛的战力竞争,涉及海上、空中、网络空间,甚至外太空。这方面一项新的重大事态,在于美国伙同韩国,执意在韩部署将严重损害中国既有战略威慑能力的萨德反导系统,而如此必将引发中美战略武器竞争上一个重要衝突。美韩两国政府宣布决定部署萨德系统以后,中国对韩态度和对韩关系急剧逆转,这就表明习近平在「战略军事」方面的决心不可动摇,儘管大约一年前中韩关系曾被欢呼为空前的蜜月状态。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继续在南海大力伸张和发展自身的海洋权利和战略权势,特别是在南沙群岛的多个岛礁同时进行大规模填海扩岛,并且在岛上构筑军事设施。这既大大加强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实力和地位,也加剧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造成了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而且促使美国在亚太的盟国、准盟国和其他战略伙伴着手构建互相之间的安全合作网络。自此,美国屡屡派遣军舰、军机挑衅性地前往中国扩岛后的岛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而进入其十二海里周围水域;中国则在南沙和西沙群岛部署导弹、战机和雷达,并且针锋相对地出动军舰、军机与美国对峙。

  

   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PCA)发布关于菲律宾南海诉案的裁决,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的合法性,被中国斥责为「一张废纸」。就此,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宣告「九段线」内所有岛礁皆为中国领土,这些岛礁周围的紧邻水域皆为中国领海;「九段线」内的其馀海域皆为中国的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中国的这些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基于历史性权利{3}。为了表明中国的愤怒和决心,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大舰队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空军在南海的某些争端岛礁和海区上空从事态势显赫的战斗性巡航。不仅如此,人民解放军最高级将领在PCA发布裁决之后对外宣告:中国决不会停止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4}。

  

在东海,「战略军事」甚或变得比先前更突出。2016年6月初,很可能是为了抵抗美国及其战略伙伴就南海问题施加愈益强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包括美军以两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为首的特混舰队在南海的对华军事威慑),一艘人民解放军海军护卫舰驶入东海钓鱼岛附近水域,伴随着中国空军军机几度飞临很接近钓鱼岛上空的空域——中国首次就该岛採取的此项军事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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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8年4月号(总第1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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