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维瞻:特朗普的国家安全理念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00 次 更新时间:2024-05-02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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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维瞻  

 

特朗普2016年当选为美国总统,2021年初卸任,目前即将被美国共和党提名为2024年总统选举候选人。研究特朗普的国家安全理念对于中国的利益与战略有重要意义。特朗普的国家安全理念,是一个复杂而自相矛盾的体系,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然而,该报告并不一定反映特朗普本人的国家安全理念,二者存在一定差异。我们可以更多关注特朗普本人的国家安全理念。

特朗普担任总统前是没有从政经验的,因此当选总统之后不得不依靠共和党建制派政治精英,才能有效管理美国内外事务。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主要出自于这些建制派精英之手。有趣的是,2017年底,有媒体援引时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的话称,特朗普本人并不一定曾经阅读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全部内容。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他的很多言行其实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精神并不一致,他先后与副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司法部长产生重大分歧。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前美国情报人员在一部著作中指责特朗普本人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更是对特朗普的安全政策公开挞伐,《大西洋月刊》也曾经披露类似观点。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理念可以概括为六个特征,即(1)经济安全优于政治安全,(2)产业安全胜于金融安全,(3)族群安全攸关于意识形态安全,(4)内部安全高于外部安全,(5)短期安全先于长远安全,(6)民众安全重于精英安全。本文将分别详细进行阐述,之后将会讨论特朗普的安全理念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即两国之间“同”和“异”内容相互发生转变可能促成两国形成新形式的求同存异。

经济安全优于政治安全

特朗普认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应该是经济安全。维护经济的安全的关键,在于捍卫小政府的自由主义经济治理体系。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美国长期强大和保持创新能力的根本原因。为了保证企业的创新动力,政府在多数时期应该减税,只有在少数必要时候才进行增税。特朗普否认“拜登经济学”,认为拜登采取的增税政策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没有帮助,这些税收并没有服务于美国民众,而是服务于美国的盟友。这样做不仅会降低民众的消费能力,而且会挫伤企业的创新能力。在特朗普看来,今天的美国为盟友承担过多军事义务,实际上伤害了美国自身的安全。北约东扩不仅会增加美国的财政负担,降低民众的生活水平,而且会导致增加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风险,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适得其反。

特朗普本人关心地缘经济,而非地缘政治。在特朗普的世界观中,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或者发动战争对于美国自身国家安全的帮助非常有限,而且效果适得其反。21世纪初,小布什对外发动反恐战争,大大消耗了美国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和战略资源。奥巴马试图韬光养晦,反思之前的战略错误,但是他的变革并不彻底,依然在透支美国的国家实力。到了奥巴马执政的末期,美国的政治极化已经非常严重,民众对于超越美国国家能力的对外援助非常不满。拜登取代特朗普之后,希望重振美国的领导力,在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对外干涉之间搞平衡,希望同时满足国内中产阶级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益诉求。然而,这样的结果是两边不讨好,国内的中产阶级因通货膨胀而遭受沉重损失,盟友们则认为他采取保护主义政策。

特朗普对于经济安全的重视,从他年轻时代就开始了,他并不针对特定国家。他的关税理念,源自他在20世纪80年代与日本人进行商务往来的经历,当时很多美国人把日本视为最大威胁。1988年,特朗普曾经试图竞选总统,他的口号是批评日本、韩国、联邦德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的贸易政策,指责它们利用美国提供的援助却很少为美国民众提供回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17年至2020年,特朗普与他的经济团队成员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是负责处理政治事务的团队成员大多出自于共和党建制派,特朗普与他们的理念完全不同,双方的关系非常糟糕。有一个人对特朗普的经济安全理念影响很大,就是白宫前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他鼓吹关税非但不会给消费者带来负担、拖累经济增长,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然而事实上,纳瓦罗的关税政策损害了很多美国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很多国会共和党议员也表示反对。目前纳瓦罗被判监禁,正在服刑中。

贸易战是特朗普实现经济安全的最重要途径,他2017年上台之后先后对全世界很多国家发动贸易战。然而,关于贸易战,我们不应误判,而是应该强调如下几点。第一,特朗普的贸易战是一个整体性的国家安全政策,并不针对特定国家,因此不必高估他对特定国家的恶意。第二,贸易战仅仅是特朗普国家安全理念和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并非全部内容,贸易战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希望恶化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意味着双方关系一定走向破裂。第三,特朗普的贸易战为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调整和改变提供了契机,也为国际政治的分化和改组提供了动力,受到贸易战影响的国家完全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处于有利地位。第四,特朗普的贸易战服务于美国自己的国家安全,很难期待贸易战会有助于推动其他国家改革自己的经济体系,其他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的利益和需要坚持自己的经济模式并适时做出调整。

产业安全胜于金融安全

与美国建制派相比,特朗普非常重视产业安全,希望重新振兴实体经济,再造一个“伟大”的美国。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的最初十年,美国主要通过金融业实现了对全世界的控制。美国通过金融优势让其他国家的民众辛苦劳动,本国的精英享受比较安逸富裕的生活,但这也导致美国经济脱实向虚,国内贫富差距逐渐加大、失业率上升、债台高筑。从小布什时期开始,美国扩张金融边界的能力明显下降,美国无法继续从世界其他国家汲取资源,导致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迅速凸显。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意识到原来的以跨国资本和虚拟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规则,已经成为美国自己的安全威胁,因此他希望将已经转移出美国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回归美国本土。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看来,这是一种可以不经过激进社会革命就可以让美国广大底层民众获得实惠的有效方式。特朗普尤其强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并且这已经成为两党的共识,他们都希望阻止中国的产业升级。然而,区别在于,拜登是希望与盟友合作共同保证产业链安全,而特朗普并不相信盟友能确保美国自身的安全,他企图在本土和北美核心区重新塑造完整产业链。

然而,特朗普重视产业安全的做法,却严重伤害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金融资本一般是跨国的,没有特定的民族意识,他们关心的不是美国的民族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的利润。特朗普希望减少移民,维护美国本土工人的利益,但金融资本希望继续大量引进移民,因为移民本身是一种廉价劳动力,和美国本土工人相比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因此,美国两党都形成了非常特殊的选民结构,民主党是金融资本与外来移民的组合,共和党是产业资本与本土白人的组合。由于特朗普改革操之过急,美国的政治极化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空前加剧。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将军工复合体视为美国的安全威胁。历史上,很多总统都对军工复合体不满,但是他们一般被迫屈服于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诉求。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与军工复合体分歧与矛盾最大的总统,特朗普代表的是共和党民粹派,他反对共和党建制派背后的军工复合体,双方斗争激烈。特朗普不满意军工复合体绑架美国的内政外交,他是一个不想发动对外战争的总统,但是由于军工复合体势力过于强大,特朗普不得不进行安抚并默许其继续在海外扩张势力。国内很多分析认为,特朗普与军工复合体利益是一致的,这是非常不准确的。真正与军工复合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其实是特朗普手下的建制派,但这些官员与特朗普的安全理念有很大不同,例如两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埃斯珀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族群安全攸关于意识形态安全

特朗普及民族保守主义者认为,推广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非常有限,确保白人基督教文明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主导地位才是根本之策。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普遍认为,美国最近几十年引进大量移民,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认同美国的文化和文明,并且导致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通过一套价值叙述将美国各种少数族裔团结起来的做法,其实是非常天真的,最终将会把国家安全推入万劫不复境地。

特朗普与自由派的国家安全理念,基于几乎对立的道德基础。自由派假定美国的主流传统价值具有普世性,美国有能力塑造和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世界上采用美式民主制度的国家越多美国就会越安全。正如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约翰·欧文(John M. Owen)所说,美国自己不可能成为一座安全孤岛,美国在二战之后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国家,并且扶植日本经济,其实目的没有那么高尚,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这些国家虽然距离美国遥远,但是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利益。著名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美国必须用军事手段保卫盟友和伙伴,才能保护美国自己的民主。尤其是要发展新一代武器,部署更大规模的海军,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

然而,特朗普和民族保守主义者的理念正好与上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美国试图改造其他国家的努力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导致美国的战略资源被大量消耗。尤其是特朗普质疑美国价值观对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作用,他对于一切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机构和制度,均持有敌视态度。这是因为,自由主义不仅可以消解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更会摧毁美国自己的宗教伦理,效力是等同的。美国官方设立的广播电台拒绝接受特朗普的人事任命,在对外推广价值观的时候攻击美国内部违反“政治正确”的各种问题。特朗普称这些电台“令人作呕”,他希望另建官方媒体,弘扬和宣传美国的宗教精神和家庭伦理,认为这比自由民主价值观更能维护美国的安全。很多保守主义者担心家庭伦理观念正在受到女权主义和同性恋文化的侵蚀,这种现象进而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团结。

特朗普认为自己是美国“建国精神”的践行者。为了保证美国的族群安全,特朗普坚决支持限制移民,以捍卫白人在美国人口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在特朗普和右翼民粹主义者看来,民主党通过无休止地引进移民来扩大自己的选民数量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最终将会导致白人文明遭受前所未有的伤害,重蹈罗马帝国分裂和灭亡的覆辙。此外,移民是服务于美国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帮助其获得更多利润,因此“觉醒资本”和移民在政治上形成联盟,共同损害美国的整体安全。不过,要注意的是,特朗普从来没有宣称禁止所有移民,而是主张提高准入门槛,欢迎合法移民,限制过快引进低素质的移民。

内部安全高于外部安全

特朗普认为,美国要想重新获得领导力,就应该先修炼好内功,改革美国内部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从而实现国家的强大。他认为,美国面临的真正安全威胁,在美国内部,而不是外部。他曾经在多个场合宣称,“谁是我们最大的威胁?不是其他国家,我们最大的威胁是在美国政府工作的高级政客,如麦康奈尔、佩洛西、舒默和拜登。”“他们正在毒害我们的国家,破坏法治,是对西方文明最大的威胁。”特朗普认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打击“深层政府”,“抽干华盛顿的沼泽”。他很少像民主党政府那样将其他国家界定为美国的威胁或对手。与两党建制派政客相比,特朗普具有明显的文明多元主义倾向,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历史传统与意识形态,避免表达攻击性的言论。

特朗普代表产业资本的利益,他的国家安全理念具有内向性和防御性,而建制派作为金融资本的代表,其国家安全理念具有外向性和扩张性。金融资本维护美国安全的方式,主要是利用美国军事力量和政治霸权的组合,通过制造危机驱动国际资本按照美国的意志流向美国。美国必须不断对外发动战争、制造冲突,才可以实现上述目标,否则美国金融资本就无法获得利润。华尔街和军工复合体是相互配合的,一个是民主党建制派的利益载体,另一个是共和党建制派的利益载体,扩张性是其共同特征。然而,由于美国在最近几次战争中都没有达到理想效果,而世界上其他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又拒绝进一步开放市场,上述路径已经无法奏效。特朗普与建制派不同,他希望在美国国内创造资源和价值,而不是通过冲突和战争驱动其他国家的资源和价值流向美国,双方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理解有根本分歧。

在最新的众议院针对重新授权《外国情报监视法》进行的程序性投票中,特朗普的国家安全理念再次暴露出来。他似乎并不太担心外国情报机构对美国人的监控,反而更加担心联邦调查局对美国人的监控。在这个议题上,共和党的极右派和民主党的极左派态度是一样的,不愿意投票通过,而两党建制派都希望投票通过,这说明美国底层民众对于国家安全的理解和两党主流政治精英有很大的分歧。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认为,美国司法部下属的联邦调查局几次对他进行不公平的调查,其实是“深层政府”对他进行政治报复的一部分,而且整个司法体系已经被政治权贵控制,他们不愿意看到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而对他进行起诉。和外国力量相比,特朗普更痛恨的是国内的两党建制派,他扬言一旦再次当选就会对其展开报复。与此相似,在社交媒体问题上,特朗普并不担心Tiktok,相反他最痛恨的是Twitter、Facebook这样的以自由主义标准封杀他的账户的国内平台。

与联邦调查局相比,特朗普认为中央情报局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更大。中央情报局在奥巴马时期其组织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政治正确”重于业绩水平,大量雇佣女性、性少数群体、少数族裔加入其中,导致工作效率出现下降。在民主党看来,美国的情报体系应该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多元化有利于向其他国家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以及进行渗透颠覆活动,因此情报机构需要招募多元化的成员,他们指责特朗普的种族主义政策威胁中情局的包容性。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将会导致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部分情报人员进行威胁勒索,将基督教信仰带入中情局将会导致穆斯林公务员的愤怒。然而,特朗普和保守派认为,自由派的普世价值假定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甚至美国社会内部也没有形成一致的认同。中情局过度招募少数族裔人员,不会导致这个体系变得更加团结而是导致其更加脆弱。他们缺乏对基督教的信仰,不认同美国的历史传统,不忠诚于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初衷是改变其他国家但结果却是美国自己变得更加分裂。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曾经按照自己的安全理念对中情局进行整顿,遭到了强烈抵制,双方发生剧烈冲突,很多中情局工作人员爆料特朗普的丑闻,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因不满而离职。特朗普严重干扰了美国情报机构的运作,工作人员暗中抵制其命令才减少了损失,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才重建了在其他国家的情报网络。

短期安全先于长远安全

特朗普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关心的是迅速获得选票,因此他优先考虑短期国家安全,而非长远国家安全。特朗普代表的群体非常广泛,遍布三大产业,包括广大农民、低技能的传统产业工人、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人以及与先进科学技术脱节的福音派保守团体。他的政策纲领正好迎合了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最近几十年,经济全球化使得美国底层民众没有受益,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使得白人蓝领的失业人数上升。民主党为了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使用各种办法引进非法移民,然后使之迅速入籍。这使得广大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正在被外人“占领”,不安全感和危机感愈加上升。

特朗普代表的是旧质生产力,他的政策将会导致牺牲美国的长远安全。特朗普损害了科技企业的利益,绝大多数科技巨头非常憎恶特朗普,限制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并通过算法来增强对他的不利新闻流量。马斯克是一个另类,他具有比较明显的反犹种族主义倾向,反对非法移民。绝大多数科技企业和金融企业希望扩大引进移民,并且充分利用海外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以保证基于开放性的创新能力。特朗普具有比较鲜明的族群安全意识,他认为全球化不能促进族群安全,而且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只能惠及沿海地区不能惠及广大内陆,但从长远来看,他的移民政策是开倒车,将会导致美国社会开放性的下降,阻碍美国的创新能力。

拜登政府有一套完整的服务于国家长远利益的安全战略,并将其概括为“投资、竞争、协同”。拜登政府投资于美国的对手试图主导的行业,但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短期内不能让民众有明显受益,甚至可能会导致“铁锈带”摇摆州的传统产业利益受到损害。特朗普则缺乏战略耐心,他希望用关税大棒迅速解决问题,使得美国获得短期利益。拜登政府希望继续利用全球生产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保证较高的经济效率,但特朗普相信只有将生产链迁移到美国的本土才可以照顾美国民众的利益,依赖于国内市场和资源才能保护美国的生产与就业,从而保证国家安全。拜登认为要想与对手进行竞争,必须与盟友协同合作,但是特朗普认为美国真正的安全威胁不在国外,为盟友承担过多义务将会导致遭受其盘剥。

在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特朗普也只关心短期收益,不关心长远回报。特朗普认为承担应对气候变化义务和参与相关合作将会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他上任不久就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撤销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承诺。他认为传统化石能源和页岩油气行业可以使得美国迅速获得经济收益,减轻债务负担,而民主党倡导的清洁能源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经济回报。他大幅削减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相关预算,缩减针对风能、太阳能和电动汽车的补贴和资助项目,甚至为了节省经费他放任页岩油气开采导致的水污染问题。特朗普不考虑欧洲低地国家遭受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安全诉求,拒绝与盟友合作维护能源供应安全,而是强调保证美国的能源独立地位,这是“美国优先”思维在能源安全领域的体现。

民众安全重于精英安全

特朗普利用了民主政治体制的漏洞,通过民粹主义的方式进行政治动员,宣称自己代表美国“人民”的利益,以最大限度赚取选票。他在2017年的就职演说中,不断煽动“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立关系。例如,他说“我们正在将掌握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手中的权力交还给你们,广大的人民。”“长期以来,我国有一小部分人获得政府给予的种种好处,但人民承担了其中的代价,华盛顿精英荣华富贵,但人民无法分享其财富。”“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一个政党掌握我们的政府,而是我们的政府是否受人民的控制。今天作为人民再次成为这个国家统治者的一天而永垂青史。”“这些只不过是堂堂正正的人民和普通大众的合理需求。”

美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国家安全理念,在各个方面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认识分歧。一方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被另一方视为破坏国家安全,双方的理念是相互抵牾的。例如,民主党谴责共和党和军工复合体设法阻挠枪支管控议案在国会获得通过;但是共和党认为悲剧的真正原因在于民主党疯狂引进移民导致工人失业和社会堕落,底层白人民众并不是施害者而是受害者,不应该剥夺民众持枪以保卫自身安全的权利。又如,共和党认为LGBT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家庭精神,不利于族群的繁衍,实际上危害了国家安全。他们发动文化战争,试图通过各种立法剥夺这个群体的权利。特朗普敌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它不仅伤害其他国家的文明,也会解构美国的历史传统和基督教文明。

特朗普曾经在多个场合嘲笑、侮辱和攻击军队。2015年,特朗普在担任总统之前曾表示,曾经参加越南战争的老兵、资深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并不是战斗英雄。2018年,他出访法国时,拒绝赴阵亡美军公墓参加悼念活动,称这些阵亡将士是“失败者”和“蠢蛋”。虽然特朗普的下属否认这些言论的真实性,但是它们其实代表特朗普的真实想法。特朗普还曾调侃一同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的黑利的正在海外执勤的丈夫,黑利则将特朗普的言论视为对所有美国军人的侮辱,称他没有资格担任三军统帅。特朗普列举第一次世界大战,认为美国军人应该保卫本国人民,而不是为其他国家打仗。他反对两党建制派的穷兵黩武政策,认为军队不应成为金融资本的扩张工具,军人也不应该做出无谓的牺牲。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特朗普与军方高层发生冲突,后来特朗普指责有人试图编造谣言。

特朗普还将“商学共同体”视为国家安全的另一个敌人。美国大学中的教授和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反对特朗普的,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美国保守派认为,美国大学正在极左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大学评价体系排斥保守派学者。主流教授一方面标榜“言论自由”,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正确”打击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少数教授。美国大学一般只能依靠私人捐助来维持,它们与财团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利益勾兑关系,教授为了获得资助必须拼命讨好财团,形成了一个共同体。美国大学创造了一套多元主义价值体系,为引进移民进行辩护,其实就是服务于金融资本的利益。特朗普一旦上台,一定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抗大学的“政治正确”,限制大学的活动与交往范围。二是通过立法,加强对大学接受外部资助的管理。

结论:特朗普的国家安全理念对国际秩序和中国利益的影响

特朗普本人对自己的国家安全理念,缺乏一个完整清晰的论述,我们只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寻找规律,并做出总结。总体而言,特朗普的国家安全理念与两党建制派的思想传统有很大不同,但最近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未来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具有影响力。特朗普希望调整安全政策,解决美国内部的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他的实践方式并不理智,导致美国内部出现更多裂痕和互相倾轧。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他的国家安全理念具有明显的不可预测性。之所以出现这种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与共和党建制派官员的分歧。这些人一般都是里根保守主义者,他们希望美国在欧洲和印太保持进攻性的扩张政策,《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实际上与特朗普本人的国家安全理念不一致。现在,特朗普的政治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他在2020年大选和2022年中期选举中遭到了共和党建制派的算计,已经完全不再信任这个群体。他再次当选总统后,将会任用与自己国家安全理念一致的政客,避免出现第一任期时的情况。虽然特朗普手下的部分幕僚可能会仍然试图引导他关注外部安全,但是他本人将把精力集中于关注美国的内部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国家安全政策的嬗变性将会降低,可预测性将会大大增加。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理念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是复杂的、多维度的,不仅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特朗普的再次上台将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核不扩散、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反对恐怖主义、国际经贸稳定等领域。在传统安全领域,西欧国家遭受的战略压力将会增大,但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将会迎来相对和平和稳定的战略环境。在欧洲大陆和印太地区,较大规模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情况相似。特朗普的再次上台将会加剧大国之间的经济对立,但有可能会缓和东西方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形成大国战略安全多元协调的新局面。

中国应该理性看待特朗普再次上台的前景,比较准确地把握特朗普国家安全政策的底线和上线。简单来说,特朗普和拜登的安全理念对中国的影响各有利弊,目前依然难以看出谁将会更有利于中国。对过去八年中美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如下规律,拜登政府基本上有能力延续和继承特朗普政府的所有对华打压政策,但是反之不然。例如,拜登政府大体上维持了特朗普政府对总价值3000多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甚至提高了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和一些关键矿产的关税。然而,特朗普则难以保留拜登政府已经取得的对华战略成果,除了已有的对华投资限制。比较而言,拜登的安全政策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规划性,他的对华战略核心是“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以及“投资、竞争和协同”。这依赖于美国盟友体系的巩固、官僚体系的专业化和团结以及政策的长期稳定性,这些要求是特朗普完全不具备的。

无论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中国都应该做好全方位的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安全挑战。中美之间依然应该继续努力避免冲突、求同存异、相向而行,寻找新的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安全理念将会改变中美关系中“同”和“异”的内容,原来“同”的空间出现减少的趋势,但是原来“异”的方面却正在转向“同”。因此中美之间应该实现新形式下的求同存异,确立双边关系新的稳定基础,继续推动双边关系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作者:孟维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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