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樾:民族国家:认识、分类、治理及其争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讨论的背景与前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 次 更新时间:2019-01-08 15: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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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樾  

   内容提要:民族国家是国家形态的现代发展。在具体分类上,民族国家分为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不同类型,决定了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不同路径和不同方向。中国从历史到现实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认识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是近代以来如何建构现代国家的主要争议焦点,也是选择不同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的分水岭。这一争论延续至今,并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民族研究的主轴议题,因此对于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治理、民族政策和未来方向,具有重要且关键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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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国而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现实存在。因此如何整顿和建置治理能力并进而使之现代化,就成为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议题。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事务和相关理论研究的四十年历程,我们发现这一问题越来越呈现出凸显的趋势,并引致多学科的知识交锋。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如何看待国情和怎样治理,其实构成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族研究的主轴议题之一。

  

   一、民族国家的分类及其国族规划

  

   在马恩经典作家看来,任何共同体的发展都是基于利益的驱动,民族和国家也概莫能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明确地指出“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①;我们知道,民族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当中最具稳定性的人类共同体之一;民族的出现使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开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以语言、习俗等文化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并逐步成为稳定的人类集团。民族的发展、剩余劳动的出现和公共权力的建立使那些自在的民族突破血缘和地缘的羁绊步入了国家时代。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国家的出现表明在民族所处的多元社会内部出现了“不可调和而又无力摆脱”的矛盾和对立,“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法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的集团“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②与其他共同体相比,国家更强调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权威性分配和公共事务管理的专业化,也当且仅当有效地执行了这一公共管理职能的时候,国家才能够得以有效的维系和持久的存续。因此,恩格斯通过对波斯和印度历代国家政权经营管理河谷灌溉的个案研究强调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③

   迄今为止的民族国家,按其内部的民族构成,可以分为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两个类型。早在1926年,吴文藻先生就明确地就此进行了分类:“世倡民族自决之说,即主张一民族造成一国家者”,但“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有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吴文藻先生进而指出,“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必建一国家,诚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倘其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并不减于单民族国家,较之或且有过无不及,则多民族国家内团体生活之丰富浓厚,胜于单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多矣”;“今之人舍本逐末,竞言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而不明其最后之用意所在,宜其思想之混乱也。前谓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良有以也。吾且主张无数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民族国家,以其可为实现国际主义最稳健之途径。由个性而国性,由国性而人类性,实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万一无数民族,不能在此大一统之民族国家内,享同等之自由,则任何被虐待之民族,完全可以脱离其所属政邦之羁绊,而图谋独立与自由,另造一民族国家也。”④

   与前现代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的出现自其伊始就与民族问题发生反应和作用。因此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公民身份的制度安排将社会成员从“集群化”状态打碎到“原子化”的境地,继而通过一族一国的“国族建构”实现单一民族国家的构建:“致力于以‘民族’为单位建构‘国家’(事实上更多是以‘国家为单位’建构‘民族’),致力于创建内部共同体的个体化同一,消灭差异”,⑤在这种宣称具有普世意义的普遍主义的治理逻辑下,“民族国家普遍地通过破坏少数民族身上先前就存在的那种独特的民族观念而谋求建立共同的民族观念”⑥;由此使得“全体的人民断绝过去所有的一切地域、语言、宗教与社会的认同,而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缔造一新的‘民族’”。⑦由此可见,国家的建构与国族的建构是一个一体两面、交互推动的历史进程。国家的建构本身就隐寓并推动着国族建构的内容,而国族的构建又巩固了国家的建构并推动着国家的发展。国家建构和国族构建在对外的面向都意在完成对“他者”的揖别,而在对内的面向则依据国情不同而有不同的发展历程。就单一民族国家而言,国家建构的完成与国族建构的实现几乎是同步达致,这意味着公民身份与国族身份的同步准入与同步确认;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始自国家建构的国族建构则是一个贯穿于从国家建构到国家发展全程的一个持续性的包容“他者”的历史进程,这个过程既是公民身份的确认过程,也是将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族裔纳入国族的确认过程。换句话说,单一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在民族结构上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同构,而后者则是一个“国族—民族”的双层架构。

   集群且多元,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样貌,但如何组织和维系这个“集群且多元”的社会,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根据联合国1987年的一项统计,国际上的180多个主权国家中有3000-5000个在人种、种族、宗教、语言和/或文化方面不同于其所在国家的多数人的少数人群体。⑧在2000年,全球185个成员国中有超过7500个种族团体和“少数化”社区,6700种语言和无数的宗教和信仰;有22亿人由于他们的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或由他们的种族身份成了歧视或受限制的受害者。⑨这一统计结果,意味着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得不成为多民族国家,但在事实上,迄今为止的现代国家都以“民族国家”自诩,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当今世界各国在国家建构进程中如何以及怎样处理具有多元性的民族事务,就成为国家何以自处和怎样共处的重大问题。换言之,以“多数至上”为原则组织和结构的国家及其政府架构,如何在平等且不歧视的原则下对少数群体进行权益保护,不仅是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在国际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必须回应的正当性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曾要求各国需要在其宪法、法律和机构中承认文化差异,“他们还需要拟定各种政策,确保特殊群体——不论是少数族群还是历来处于边际化状态的多数族群的利益不被多数群体或其他主宰群体所忽视或否决。”⑩

  

   二、国民党人的民族国家观及其在多民族国家的治理逻辑

  

   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自其伊始就面临着单一民族国家的解决方案与多民族现况之间的取舍与争议;而效法欧美的“一族一国”模式建立民族国家并据以“图强保种”,则在政学两界“几成宗教”。(11)一直到1948年,先后出任国家社会主义党、民主社会党和民盟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张东荪还在《北大半月刊》上撰文指出,“中国自辛亥以前起,由清末以迄现在乃只是一个革命。……这个革命是隐然代表一个民族的潜伏性的根本要求。不拘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要求是什么,亦不拘知道的人们究竟有多少,而这个要求本身却始终存在那里”“据我个人的了解,这个要求……第一点可说是造成一个国族(nation-making),因为中国迄未完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第二点可说是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因为中国人今天的生活还在原始时代”(12)。

   也就是在这样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之下,孙中山主张将少数民族同化为一个民族,并据此建立“一族一国”的现代国家。早在1903年的檀香山演说时,孙中山已经完成了“汉族=中华民族”的国族构想。而在辛亥革命的一周年纪念日,孙中山则明确地表明多民族的中国是一个“伟大之单一国”,“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同一民族”。(13)在孙中山看来,将汉族改名为中华民族并借中华民族之名将各少数民族“合为一炉而冶之”是解决方案的核心:“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14)而在1921年,孙中山在对“党内同志”的演讲中也指出,“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15)

   深受孙中山国族思想影响的傅斯年认为“中国之有民族的、文化的、疆域的统一,至汉武帝始竟全功,现在人曰汉人,学曰汉学,土曰汉土,俱是最合理的名词,不是偶然的”,但以此同时中国又是一个“非一族一化”、且“即一族一化之中亦非一俗”的多元性国度,傅斯年认为“文化之统一与否,与政治之统一与否互为因果;一统则兴者一宗,废者万家。”(16)由此出发,傅斯年针对日本侵华日军策动扶持的“华北自治运动”以及矢野仁一等日本学者的观点专门撰写了《东北史纲》,(17)并在1935年12月15日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所以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是当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18)不仅如此,傅斯年还致函给顾颉刚,要求他在主持《益世报·边疆》时“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同时明确地指示“凡非专门刊物无普及性者,务以讨论地理、经济、土产、政情等为限,莫谈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19)正是在这样一个指示之下,顾颉刚于1939年1月13日在《益世报·边疆》上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为题撰文强调中华民族已经凝结成为一个民族实体:“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该留神使用‘民族’这二字”“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20)

   也正是在这一政学合谋的“思想工程”铺垫之下,国民党元老居正认为,“历史上中华民族虽然是经过了无数次的分崩离析,可是自从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族的宰制政策以后,我们的国家,已经逐渐走到了民族的国家的境地。就现在国内的民族说,总数在四万万以上,而其中掺杂的不过百余万蒙古人、百多万的满洲人、两百万的西藏人,和百余万的回族,而且这些民族,自满清推翻以后,各族和平相处,多数业已同化,所以就大体上讲,四万万人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风俗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21)而这恰是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所呈现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治理思想的主旨。

孙中山、居正、蒋介石在民族国家观念上的思考,正如傅斯年所言乃是“一源一脉”;而这一脉,则来自对欧美民族国家治理经验的服膺和“亡国灭种”的恐惧,“我们现在必须把欧洲的历史作我们的历史,欧洲的遗传作我们的遗传,欧洲的心术作我们的心术。这个叫做‘螟蛉有子,蜾嬴负之’,就是说欧洲人有文明,我们负来,假如我们不这样干,结果却也是一个‘螟蛉有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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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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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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