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 何家栋:顾准的议会政治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82 次 更新时间:2006-10-24 20: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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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 (进入专栏)   何家栋  

  

  李慎之说:“有了现在的《顾准文集》,它使人们在人家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的回答:‘我们有顾准。’”“我们有顾准”,不仅具有象征的意义,而且具有理论的意义。

  顾准是20世纪中国思想家“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的象征,正如李慎之所言,当顾准表示中国的问题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自己面对“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时,他实际上“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他在中国历史上专制恐怖统治登峰造极的时候,不屈不挠地坚持理论探索和反思,是历代先哲光荣传统的发扬光大者,不愧为时代的良心,“他给整个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

  顾准不仅有破,而且有立,他是一位有建树的思想家。朱学勤说:顾准“穿透”了两大思想“要穴”:一是以法国1789年革命、1870年起义、苏联1917年革命为历史依据的近代意识形态,必须从头清理;与此同时,以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787年美国立宪为标志的“另一股潮流”则应公正评价;二是马克思主义与法国革命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西方也有称法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来源,应该从头疏浚,非如此,难以清理“娜拉出走”的观念障碍。这两大思想“要穴”,可以说是近代意识形态与学术神话互为奥援的脏腑之地。“在上述清理过程中,顾准还收获了一些其他认识,大概只能算作他整个理论研究计划的副产品,但是今天读来也还是令人震惊。如波普尔证伪理论、库恩范式理论、雅斯贝斯轴心时期理论、西方哲学当代语言学转向等等”,“顾准近二十年前皆已点到。甚至连亨廷顿关于政党政治发育阶段的理论,……亦有触及。”“他那时不可能知道有哈贝玛斯,但是不知道哈贝玛斯,并未妨碍他认识到(市民社会)这一问题的重要。不知哈贝玛斯,也许还有助于他避免今人那种照抄哈贝玛斯的恶习,有助于他从这一问题中剥离出两种极富现实意义的发展前景来讨论:一是具有法权体系上层建筑改革的配套条件,这样的‘市民社会’才有可能同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转化;二是没有甚至拒绝法权体系、上层建筑的同步改革,‘市民社会’即使发生某种萌芽,也可能演变为畸型的‘民间社会’,如西班牙、意大利南部那样的黑社会。”

  本文要讨论的是顾准的议会政治思想,他在议会民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特殊意义与贡献。

  

  (一)

  

  议会政治或称代议政治,是民主政治制度乃至现代文明主流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胡适曾说:“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20世纪初的中国民主思想家和政治家,以梁启超和宋教仁为代表,曾经衷心地爱慕和热烈地追求过议会政治。胡适说:“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

  在亨廷顿所谓世界民主化的第一次回潮(亨廷顿认为始于1922年,因为一战结束后增加了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一批民主国家,笔者认为按照中国的情况则可以提前至1919年)期间,中国思想家纷纷转向。

  “信仰崇拜”议会政治的始作俑者梁启超,1920年3月访欧归国后《在中国公学之演说》中说:“例如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宝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而无此可能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同年9月,由他起草的《改造》发刊词,“为同人所确信”“揭橥以质诸国人”的主张中,第一条就是“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直到去世前两年,他在给女儿的信中仍“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民主”与“科学”的热情呼吁者,但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他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就波及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说:“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议会政治是立宪政治的主体,陈独秀否定立宪政治,自然是包括议会政治在内的。到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陈独秀“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彻底否定了“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不幸十月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他确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但是,陈独秀仍然低估了代议制在民主体系中的核心作用,譬如他说:“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在这里,他根据已经习惯了的一种政治思维,仍然把议会政治视为一种“形式民主”。

  胡适在1935年写过一篇《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文中写道:“二十多年的世界政治趋势,使人们对于政党政治的迷信减低了不少;在这个本来厌恶政党政治的国家,对政党的信用更减低了。我们可以预料在将来的中国宪政之下,政党的竞争必定不会很热闹的。试看这四年的国难之下,国家意识越增高,党派的意识就越降低,这不单是中国一国的现象,世界各国(包括德意志)的‘全国政府’的倾向也是有同样的意义。有远识的政治家应该抓住这种大趋势,公开的建立‘国家高于一切’的意识,造成全国家的,超党派的政治。”“况且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政’,如果真能逐渐实行,也可以防止政党政治的流弊。依我个人的看法,五权宪法的精神是‘无党政治’的精神。”“所以,如果将来的宪政能够逐渐实行‘五权宪法’的精神,中国的宪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党纷争和分赃的老路。从一党的政治走上无党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一个足为世界取法的特殊风范,这似乎是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在上述梁启超给女儿的信中,把“代议制和政党政治”相提并论,说明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政党政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议会政治。胡适否定政党政治,实际上就是抽掉了议会政治的精髓。

  张君劢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他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也曾是《改造》杂志的重要成员。他在1935年撰写的《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明确表示,议会政治“不适于今后之中国”。“我们目击英美德各国在一九二九年以降的情形,不能不深切觉悟到应在十九世纪议会政治以外,另外产生一种新政治”。这种新政治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他说:“今后立国之要义,……中国民主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但是,他的平衡显然是偏向权力的。“法国革命以来,欧洲政局上似乎重自由而忽权力。如议会政治之下,各党林立,使政府不能安全;如人人有结社之自由,因而工人挟工会以联合罢工。此皆自由权利之过乎其度”。“欧战以后,或如俄之无产阶级专政,或如意大利法西斯之专政,或如德国一二年来根据总统大权命令励行节缩政策,或如英之联合内阁谋国内意见之一致,其间盖有一同一现象,是曰行政之敏活与权力之集中”。他的具体政策主张也是指向“权力之集中”的。例如,“牺牲党见以一心为国之精神”组织举国一致之政府,这种各党领袖一律参加之联合政府,不仅适用于目前时期,而且应持续至一二十年之久。又如,“抬高行政权之重要性,而以国民代表会议之立法辅助之”。国民代表会议的职权限于监督预算和议订法律,不得对政府行使不信任投票权。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后,张君劢积极推动战时宪政运动,在《宪法十讲》中提出“人权为宪政基本”,这时候,他已经不再提“修正民主”了。但他对议会政治的若干修正,仍体现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中,其流弊一直影响到现今的台湾政治生态。

  1940年代中后期,议会政治的理念与实践在中国重新复活,但是好景不长,到1949年以后,在大陆再度被全盘封杀。现在发掘大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所发掘出来的大部分民主的追求者,他们所憧憬的也只是南斯拉夫式的社会自治或者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像顾准那样直接指向世界文明主流的议会政治传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正是顾准思想最为可贵之处。

  

  (二)

  

  重新皈依民主的晚年陈独秀曾说: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及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特权之旗帜。民主的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以雅典民主、共和罗马为代表的古代民主,以英国大宪章至代议制度形成为主轴的中世纪和近代民主,以美国杰弗逊主义开其端绪的现代民主。下面侧重从议会政治的角度来审视民主的发展和进步。

  以雅典民主为典型的希腊城邦民主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异数。顾准说:“希腊史上以寡头和僭主政治为中介,从王政时代过渡到希波战争后雅典民主全盛时代的那两个世纪,恰好是我们的春秋时代。我们的春秋时代,是从‘礼乐征伐’所从出的天王,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过渡到七雄并立,法家兴起,以至秦汉统一这么一个过渡时代。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希腊史转向民主,出现过Despot——专制君主,然而这个专制君主和希腊人的政治情感格格不久,他的专制权力是僭窃来的,所以在他们,Despot是不合法的,叫做‘僭’主。在中国,专制君主是直接继承天王精神,而且还是经过战争消灭一切竞取这种地位的敌手而后确立的。在此以前,从孔、老、墨、庄、荀、韩,一直都在为它的君临大地出海报,写颂诗,多方宣称这是利国利民的等等。也不必奇怪这种现象,希腊以外的整个世界 (也许要把罗马、拉丁世界、迦太基、日耳曼蛮族除外)与中国都事同一律,没有出现过希腊世界那种古怪现象。”民主政制,本来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小小的支流,上古四大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没有孕育出这个怪胎,但居然在历史的竞争中胜出,成为现代世界文明主流的主要基因。

  古代的城邦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顾准说:“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共和罗马只有现在罗马城及其周围一小块地方,所以它也是城邦。”“罗马兴起得晚,它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有历史的罗马城邦,只经历了短期的王政就实行了雅典式的民主。”现在有人常常把直接民主和直接选举混淆起来。直接选举,不论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代议士还是选举行政长官,都是一种间接民主的方式。间接民主意味着,选民只管选人,之后的决策和执行,就由选出来的人全权代理了。直接民主则不同,它是由选民直接决定大政方针乃至执行决议的,也可以说是“议行合一”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专门负责执行的机构。

  在直接民主的雅典,公共管理机构还很不发达,专职的、领薪的公职人员很少,也没有靠公共财政供养的军队、警察和法院。顾准写道:“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雅典有九个执政官,其中一个首席执政官。他们都是无给(无薪俸)职。雅典除元老院外,没有类似部局会之类的常设官僚机构 (英语Bureau就是局,机构; Bureaucracy,官僚政治,就是由这些雇员组成的机关统治的政治,以相对于由元老院之类的议会直接统治的政治)。整个雅典城邦,只有极少数几个打更的、通讯员之类由公家养活的公务员。军队由自己出资装备的公民——民兵组成;将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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