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潜 王子谦 张国清:人民力量的回归

——第三波民粹主义再评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 次 更新时间:2019-01-03 23:20:13

进入专题: 民粹主义     全球化     激进思潮     人民主权     人民力量  

沈潜   王子谦   张国清  

   内容提要:作为一股政治与社会思潮,第三波民粹主义席卷欧美发达国家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除了经济因素,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第三波民粹主义在欧美兴盛的原因。在选举政治中,移民、少数族裔、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等议题成为欧美国家选民的重要关切,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在充分发展的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民主制度里,民粹主义取得了完全的影响力。民粹主义同民族分离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等极端思潮存在合流趋势,影响着各国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给世界政治局势带来不确定性。第三波民粹主义既是对精英政治的反叛,又是对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它表现了人们对普世价值的疑虑,代表人民力量的回归,是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

   关 键 词:民粹主义  全球化  激进思潮  人民主权  人民力量  populism  globalization  radical ideology  popular sovereignty  people's power

  

   19世纪60年代,俄国民粹派和美国人民党引发了第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从此以后,民粹主义犹如“幽灵”[1]1一般,从未缺席世界政治舞台。20世纪50年代,同民族独立运动相呼应,拉美地区兴起了第二波民粹主义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出现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民粹主义右翼政党与主流右翼政党联合执政[2],多数欧洲国家议会有民粹主义政党代表[3]。在近半个世纪里,在欧洲各国选举和欧盟议会选举中,民粹主义政党获得平均选票从5.1%上升到13.2%,所得席位从3.8%上升到12.8%[4]2。近几年,民粹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特朗普问鼎白宫是最好的证明。

   民粹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政治表现,其社会基础和政治诉求多有变化。最近的民粹主义往往同民族(国家)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激进政治右派、文化孤立主义相联系,与各国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纠缠在一起,尤其对代议民主制度和精英治国理念构成挑战。民粹主义容易被贴上各种政治标签,被视为导致社会动荡和民族国家分裂的社会政治力量。我们很少听到有关它的积极评价,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的政治话语中更是如此。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剖析解读民粹主义的三个要素,探讨第三波民粹主义的产生原因,揭示社会文化因素在其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评估民粹主义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从“人民力量的回归”高度来评估其在当代政治实践中的地位。

  

一、解读民粹主义的三个要素:人民、精英和民意

  

   正如政治学许多概念一样,“民粹主义”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在《民粹主义》的开头便指出,民粹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在概念上令人尴尬的“不确定性”[5]1。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也指出,定义民粹主义会陷入“寻找定义→对不同国家案例进行研究→案例间细节存在根本性差异→放弃界定”的陷阱之中[6]145。这一点在1969年吉塔·艾尼斯(Ghita Lonescu)和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尝试中得到了充分表现。他们联合43位民粹主义专家编撰了一本论文集Populism: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却没有得到关于民粹主义的普适定义。这是因为民粹主义是“弱核心的”(thin-centred)[7]主义,它可以被任何主义附着,被任何议题激起。“哪里有普遍怨恨,那里就有民粹主义。”[8]100

   尽管如此,民粹主义的内涵是明确的。它是关于人民的学说,人民、精英和民意是解读民粹主义的三个核心要素。

   1.人民是民粹主义的首要核心要素。在政治运动史上,民粹主义跨越时间、地域和意识形态分野频频掀起波浪,引发争议,在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实践中展示出巨大力量。它在政治倾向上时而激进,时而保守,在不同历史阶段承载着不同使命。但民粹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不可动摇的,它就是“人民性”或“草根性”。

   民粹主义有一种乌托邦的“人民观”,人民是“一群充满美德并内部同质的人”[5]70。它将“人民”限定在一个“中心地区”内,这一中心地区在过去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在现代政治中容易被人民的敌人无视和掩盖。民粹主义领袖的任务就是将主权还给人民,为这一中心地区重建“自然秩序”[9]5。在理念上,民粹主义“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10]102,具有天然的道德优越地位。除了“人民”,其他都是腐败的精英和危险的他者。任何行动只要被赋予“人民的名义”,就可以大行其道。谁质疑行动的合理性,谁就背离人民。这使得民粹主义容易沦为政治家权力游戏的工具。

   尽管对人民的看法很一致,但民粹主义对人民与敌人边界的划分却展现出了多样性,并不是单纯地表现为“人民”和“精英”的对抗。这一点在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传统意义上,民粹主义的“人民”是指在国家内部与精英相对抗的群体,他们在政治权力、财富积累和文化水平上都处于劣势地位。人民有别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这种分野的主要诉求是左翼的,要求国家重视人民权利,在利益分配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其次,第二种划分人民和他者的边界在于是否处于社会主流阶层,即所谓的“普通民众”[11]9。这里的人民指社会主流阶层的人,带有种族和文化差异意味,是在普通人民内部进行二次区分,而不是相对于精英的人民,他们处于大体一致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享有某种相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他们代表这个国家的传统形象,比如在美国,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男性是“最美国”的美国人。这就使得民粹主义会具有反对多元文化的特征,打破传统的政治正确,重新讨论性向、宗教或种族等方面的议题。主流之外的其他种族及其文化和宗教受到排挤而成为“他者”,后者在现实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比如在美国,亚裔和非裔族群与白人相比,往往处于他者地位。第三,人民还可能以民族或国家为单位区别于其他民族或国家,比如所谓“苏格兰人”和“英国人”。它在民粹主义诉求中体现为分离主义或排外主义,在欧洲表现为现在十分流行的疑欧主义。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已经超越“人民”与“精英”的简单二分,具有不同的政治诉求,但以民众对当权精英的反叛为基本注脚。因此,民粹主义所谓的“人民”是一个“空洞且漂浮的符号”[12]38,依对立面不同而表现出不同内涵。

   2.民粹主义以矛盾的态度对待精英统治。民粹主义以矛盾态度对待精英,既在总体上反对精英阶层,甚至存在反智主义倾向,又有所选择地追捧个别精英。民粹主义者对当权精英抱有强烈不信任感,认为精英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是一个骗局,掌握权力、财富和知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无法获知民意,无法为民意发声。民粹主义者只相信普通民众的道德与智慧,崇尚公民创制、全民公投等直接民主做法,推崇简洁、质朴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方式。民粹主义者排斥精英,甚至存在反智主义倾向,给人以非理性或无修养的印象。但在实际运作中,民粹主义者偏爱魅力型领袖,推崇个别精英人物,最终沦为精英人物操控民意的工具,沦为“富有魅力的领袖通过赢得无组织追随者直接的非制度化的支持以获取政府权力”[13]14的工具。实践的民粹主义同其“人民主权”初衷相悖离,比精英主义更偏爱精英。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有损自由,存在滑向威权和独裁的危险。但是,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民粹主义必定被非掌权精英利用作为获得权力的工具,民粹主义的潜在风险不能掩盖其反抗建制派精英的本意。“民粹主义对它选民的平凡和领导者的卓越的同时的赞美”[5]138表现出其对精英统治怀有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3.民粹主义反映人民的意愿或民意。多元式民主认为民意是多元的。与之不同,民粹主义认为,民意可以统一,多元民主和多元民意代表不了统一的民意。民粹主义继承卢梭的“公意”(general will)理论,认为公意代表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它是可以形成的并且永远是公正的。人民绝不会被腐蚀,只会被欺骗[14]35。民粹主义者自诩代表这种公共利益,是真正的民主信奉者。一旦建制派精英没有反映或遵循民意,他们就开展大众的反叛,重新将民意注入民主政治中。因此,民粹主义不仅强调“主权在民”理念,而且在实践中实现这一理念。民粹主义和直接民主有着天然联系。区别于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实践——代议制民主,“民粹主义有时被描述成几乎与直接民主是一回事”[5]104。其区分在于权力获得过程:前者倾向于通过制度运作和中间群体获得权力,后者要求更加直接和无保留地获得政治权力[15]131。由此引发人们对民粹主义实践陷入直接民主这一弊端的担忧。

   综上所述,民粹主义涉及三个核心概念:人民、精英和民意。精英无视人民的诉求或民意,最终导致人民对精英的反抗。为了考察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对民粹主义概念的把握还需明确其左右翼的划分标准。结合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对政治光谱中左与右的划分[16]65和民粹主义实际,笔者对民粹主义左右翼做出如下界定:右翼民粹主义将矛头指向在政治上“被偏爱”的群体如宗教、种族与性向少数派群体,在价值取向上允许存在社会差异和不平等,并强调这些差异,与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福利沙文主义等概念息息相关;左翼民粹主义则怪罪于经济获益者如大企业和寡头,倾向于缩小和消除人为造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带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一切可能造成贫富差异的因素。

  

二、民粹主义的新诱因:底层的文化与社会焦虑


   追溯第三波民粹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原因,“习惯解释”[3]往往强调全球化和经济衰退等经济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精英阶层从中大获其利,但普通民众没有获得多少好处。以美国为例,美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在2015年达到0.048[17],最富有的0.1%的美国家庭占据22%的美国财富总量[18]。所谓“全球化将令所有人获益”[19]13的说法只是一个讽刺,全球化的弊端加之接二连三的经济危机造就了衰败的中产阶级和境遇悲惨的蓝领阶层,民粹主义正好迎合了他们的诉求。2011年9月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抢眼表现,表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缺陷带来的负面效应是第三波民粹主义的直接原因。

尽管如此,本文认为,诱发第三波民粹主义的主因是底层的文化与社会焦虑。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主导因素发生了变化,社会文化因素的政治化[9]219而非单纯经济因素造就了此轮民粹主义。从经济因素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变化,不仅源于各政党的经济政策选择有限而趋同,而且源于社会文化因素加剧了经济因素造成的焦虑和不安,最终导致社会群体更加深刻的分裂。原本共同抵抗“精英”的“人民”以性向、宗教和种族等社会文化为维度形成新的对立与分野,出现了“人民”与“人民”的对抗。有些民众属于主流和多数裔,与国家社会文化的基本传统价值保持一致,被喻为“国家真正的灵魂”[5]125。由于先前的长期沉默,当有人为他们发声时,他们在响应和参与上显得分外卖力。这种民粹主义在政治光谱上属于“右翼”,与排外主义、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疑欧主义等思潮密切相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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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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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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