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合法则性条件说的厘清与质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 次 更新时间:2018-12-30 2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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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摘要:合法则性条件说是一个以取代条件说为宗旨的、独立的刑法因果关系学说,而非某个既有的刑法因果关系学说的翻版或变体。合法则性条件说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条件说的困境,但自身存在以下难以克服的缺陷,因而无法取代条件说: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一般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在能否以主流意见或学术代表人物的意见认定自然法则的问题上,合法则性条件说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其次,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一般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合法则性条件说面临着难以找到普遍性法则的难题;最后,在具体因果关系层面,合法则性条件说由于采用了力学、物理学的判断标准,不仅会在逻辑上陷入自相矛盾,而且还会在不作为犯的场合不可避免地得出错误的结论。此外,合法则性条件说不具备与条件说共存兼容的前提性条件,无法成为对条件说的有益补充。因此,合法则性条件说是一个失败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不值得提倡。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结果犯的场合,欲追究行为人故意犯既遂或过失犯成立的责任,不仅要求其实施了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而且还要求其行为与特定结果具有刑法学上的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刑法学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为了解决刑法因果关系问题,我国传统刑法学吸收、借鉴了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并围绕这两个学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后来我国学界意识到,这两个学说既没有充足的学理依据,又不能提供明确的判断标准,都很难称得上是合格的因果关系理论学说,因而需要另起炉灶,创立或寻觅其他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刑法学逐步走上了以德日刑法学为师的刑法知识转型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德日刑法学中的条件说、原因说、合法则性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等理论学说传入我国,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刑法学普遍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遵循“先归因、后归责”的判断模式。在这种判断模式下,条件说、原因说和合法则性条件说被认为是归因理论;相当因果关系说和客观归责理论被认为是归责理论。在归因理论中,条件说处于通说地位,但与此同时也遭受了很多批评意见;原因说尝试用力学、物理学的因果关系去解决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在方法论上陷入了歧途,很快便被放弃;而合法则性条件说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尤其在德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是目前德国学界的有力学说。在这个意义上,在归因领域,目前有可能挑战条件说通说地位的,有且仅有合法则性条件说。

   尽管在整体的意义上,德日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对我国刑法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个体的意义上,并非所有源于德日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都受到了我国学者的高度关注。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学者只关注了其中的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及客观归责理论。尤其是客观归责理论,已成为晚近十年我国学界最为热衷的一个焦点话题。不过,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最近几年,我国学者开始注意到了合法则性条件说,并从认识论和价值论两个层面对其展开了一定的研究。

   在认识论层面,我国学者大多认为合法则性条件说与另外一种刑法因果关系学说存在着亲缘关系,主张它大体上等于甚至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刑法因果关系学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认合法则性条件说作为一种刑法因果关系学说的独立地位。不过,在合法则性条件说具体与何种刑法因果关系学说具有亲缘关系的问题上,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看法:有观点认为,合法则性条件说与相当因果关系说没有太大的差别;也有观点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合法则性条件说与必然因果关系说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亦有观点认为,合法则性条件说是条件说的前提或补充;还有观点认为,合法则性条件说包含了疫学因果关系说。在价值论层面,即在对合法则性条件说的评价上,我国学界同时存在肯定论、折中论和否定论三种观点:肯定论认为,合法则性条件说能够弥补条件说的缺陷,应当以合法则性条件说取代条件说,以之作为客观归责理论的适用前提;折中论认为,合法则性条件说与条件说各有优劣,应当允许它们共存,在不同的场合对它们加以选择性适用;否定论认为,合法则性条件说能够适用的领域非常有限,其意图在于用自然科学解决法律问题,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个别案件的论证思路暗合了合法则性条件说。

   我国学者对合法则性条件说的研究表明,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研究正在逐步走向精细化,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学界目前对合法则性条件说的研究还略显粗糙,存在很多似是而非之处。例如,我国学者在论证合法则性条件说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时,只强调了二者在表面上的相似性,而没有注意到或有意地忽略了它们在本质上的不同。又如,我国学者在批评合法则性条件说时,一个重要的论据在于它不能解决归责领域的问题。但实际上,合法则性条件说本来就是作为归因理论被提出来的,解决归责问题原本就不是其应有的功能。上述偏差或错误的存在足以说明,我国学界目前对合法则性条件说还缺乏准确的理解和深刻的把握。而能否准确认识和合理评价合法则性条件说,不仅会在理论上影响学界对几种归因理论的比较和选择,而且还会在司法实践中影响具体案件的归因判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我国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合法则性条件说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和评析,以期推进我国学界对合法则性条件说乃至整个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研究。

  

二、 合法则性条件说是一个独立学说


   (一)合法则性条件说的创立背景

  

   合法则性条件说是在批评条件说的基础上创立出来的,要了解合法则性条件说,必须事先理解条件说的基本主张及其困境。条件说认为,对于结果的发生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原因,并且,所有的必要条件对于结果而言具有同等价值。为了判断一个因素是否为引起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理论上提出了“若无前者,则无后者”的条件公式。对于条件说,理论上主要提出了条件说无用论、条件说错误论、条件说宽松论三种批评意见。条件说无用论认为,条件说只能适用于已经被查明的因果关系之中,它对于因果关系的查明本身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一方面,调查者如果没有掌握相关的自然法则,根本无法运用条件说判断因果关系。另一方面,调查者即便掌握了相关的自然法则,如果不了解具体的事实经过,也无法运用条件说找出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条件说错误论认为,在假定因果关系场合和择一因果关系场合,行为人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条件公式的要求,但它们之间却又明显存在因果关系,由此说明条件说在这两个场合会得出错误结论。条件说宽松论认为,条件说会不当地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在现代刑法学将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分为归因和归责两个阶段并且用相当因果关系说或客观归责理论指导刑法的归责判断之后,条件说宽松论的批评意见就失去了重要性。但条件说无用论和条件说错误论却始终直指条件说的软肋,使条件说的支持者疲于回应。

   理论上普遍认为,条件说之所以会遭遇上述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其采用了“思维排除法”或曰“想象中不存在”的思考方法。这里所说的“思维排除法”或“想象中不存在”的思考方法,根据笔者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反事实思维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特韦尔斯基(Tversky)于1982年首次提出。其含义是,在众多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因素中,在想象中改变其中一个事实因素而使其他事实因素保持不变,并推断出由此带来的变化的心理活动。不过,反事实思维很快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而发展成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既然理论上认为条件说遭遇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采用了反事实思维,为了克服上述困境,有必要创立一种没有采用反事实思维的理论学说来取代条件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合法则性条件说应运而生。

  

   (二)合法则性条件说的基本内容

  

   合法则条件说认为,在判断刑法因果关系时,“正确的做法是,不要问,根据当时的情况即使没有某个行为是否也会发生那种结果,一个行为能否成为合格的条件,仅仅取决于,根据我们的经验知识,依据因果法则,行为是否确实导致了结果的产生。”由此可知,合法则性条件说以是否合乎因果法则作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以正向的、现实的考察作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方法。换言之,合法则性条件说没有采用反事实思维。在这个意义上,合法则性条件说的兴起,不仅对于条件说而言是一场危机,而且对于刑法归因领域的反事实思维而言也是一场危机。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合法则性条件说,还要掌握它的判断公式。在理解合法则性条件说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它将原因理解为充分条件。在这种思路下,它的判断公式就是,“有了前者,就有后者”(p→ q)。应当说,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在经验世界中,一个因素往往要和其他多个因素组合在一起,才能引起一个结果的发生。反过来说,对于一个结果而言,其充分条件往往是由多个因素组合成的整体,而不太可能是某个单一的因素。若坚持将原因理解为充分条件,必然会导致原因范围过于狭窄。事实上,合法则性条件说既没有将原因理解为必要条件(或者其中的一个要素),也没有将原因理解为充分条件(或者其中的一个要素),从而在根本上放弃了从“充分—必要”的逻辑关系去理解因果关系的路径。那么,合法则性条件说的判断公式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将目光投向科学哲学领域。因果关系的检验是科学阐释的下位概念,有关科学阐释的理论模型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具有借鉴意义。在科学哲学领域,第一个系统阐释科学解释问题的理论模型是由卡尔·G·亨普尔(Carl Gustav Hempel)提出来的,因而它被称为“亨普尔模型”。该模型的主导思想是,科学解释乃是用某些普遍的规律来说明经验现象,在有待解释的经验现象中找出它们的规律性联系。亨普尔指出:“当我们想要对一个事件进行因果性的说明时,我们通常需要两种类型的陈述,一种用以陈述一般法则性,另一种则用对待阐明的事件进行具体的描述。” 德国学者希尔根多夫(Hilgendorf)认为,亨普尔所说的“两种类型的陈述”的逻辑结构就是合法则性条件说对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的基础。这也是大多数支持合法则性条件说的学者们的观点。

对于我国刑法学者而言,亨普尔模型是一个较为陌生的事物,在此有必要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亨普尔模型包括“演绎—律则模型”和“归纳—统计模型”。“演绎—律则模型”(简称为DN模型)认为,在一个现象发生后,若要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发生,需要掌握两个方面的信息:其一是在这个现象发生之前多个有关的事实情况(初始条件);其二是多个有关的规律法则(普遍定律)。这两个方面的信息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DN模型创立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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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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