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翔:为共和政治探寻民情基础

——陶孟和的社会学志业之再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 次 更新时间:2018-12-25 02:07:30

进入专题: 陶孟和     共和政治  

闻翔  

   内容提要:以往关于陶孟和的研究,或从思想史的角度关注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或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其主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事功,或从分支社会学的视角对其治学的某一面向给予局部讨论,而很少能够对他的社会学研究进行通盘的、整体性的理解。陶孟和的社会学志业,始终聚焦在中国的现代转型中,关注民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如何转化民情从而为民治奠定社会基础。在陶孟和的著述中,劳工、家庭与教育是三个最重要的主题。劳工是其在考察中国的现代变迁时最为关注的社会阶层,家庭则是其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对这两者的研究从经验层面揭示了转型时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形貌。而对教育的研究,则旨在探索如何通过教育,尤其是公民教育,对风尚与民情加以改造,从而塑造新型的现代公民,为共和政治培养文化担纲者。

   关 键 词:陶孟和  共和政治  民情  家庭制度  公民教育

  

   1913年1月15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封“留英学生”的来函。在这封信中,两位中国留学生对时任中华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和驻英留学生监督钱文选提出了“辱国丧权”的严厉指控,称钱文选“以口角细故欲逞一时之忿,招警察捕学生,使馆充原告,而通译官到堂作舌人矣”,而刘玉麟则不顾留学生的集体陈情纵容钱文选恣意妄为。结果,伦敦地方法庭“以钱文选言语吞吐,显有不尽不实,即将被告释放了案”。让留学生尤为不满的是,钱文选“以使馆之尊严而俛首待质于警庭之下,又以口供支吾致为问官所呵斥”,在法庭上“屏息而进,鞠躬而退,仰视警吏如对君父”,“余等在堂下目击此情形,不觉植发冲冠,退而思之,泫然泪下”。此事发生后,他们曾致电教育部要求将钱文选斥革严究,“而教育部置之不理,官官相护”。投书者称,原以为民国建立后会“气象为之一新”,却发现官吏“依然故态”,因此在信的末尾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祖国革命之时,英雄豪杰捐躯而不顾,方自以为死重于泰山,以今视之恐其轻于鸿毛也,岂不悲哉!”①

   这封公开信的执笔人之一,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人公陶孟和②。1913年,陶孟和26岁,在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与社会学,正是血气方刚之时。信中所提及的那场诉讼的具体情形,已很难考证。然而,年轻的陶孟和在这封投书中表现出的对刚刚取清朝而代之的新国家——“民国”的失望心态,却颇值得细细考究。如果说此时这种心态还只是刚刚萌芽的话,那么在他回国之后,这种失望感则愈来愈凸显,且不时流露在其笔端。例如,1918年,在《我们政治的生命》一文中,他写道:“中国由君主改为共和已经七年了。这七年里头,纷纭扰攘,变故迭生,四万万人没有过一天安静的日子,生活一天难似一天。”③在陶孟和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辛亥以来的民国是“没有人民的民国”④,“国家在名称上已经变成了共和,但是执政的人物仍然是专政时代的旧人物,执政的思想依然是专制的脑筋”⑤,所谓的共和政治不过是“鬼蜮的代议制”⑥。1923年,在另一篇文章中,陶孟和又进一步批评时人对共和的盲目信仰:“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如同信仰宗教般地相信中国变为共和以后可就好了,可就一跃而为实际上的强国了”⑦,在陶孟和看来,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陶孟和对共和政治的“去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中华民国成立后,短短几年内就经历了袁世凯与张勋两次复辟,并很快陷入军阀割据与混战局面,这使得很多知识分子都对代议政治深感不满⑧,甚至开始厌弃政治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陶孟和开始反思,讨论政治时既要注意制度问题,也要注意人的问题,制度是由人民施行的,因此需要对人民“有些概念,有些推测”⑩。陶孟和的导师,英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伦纳德·霍布豪斯在其名著《形而上学的国家论》中曾对黑格尔所奠定的对国家的形而上学理解提出过尖锐批评,而主张一种实在的、经验的国家理论。(11)这显然也影响到陶孟和理解国家和政治的方式。在陶孟和看来,政体并非一个抽象的空中楼阁,而总是奠基在一定的民情和社会基础上的。共和政治,或者说“民治”,不仅是制度意义上的,也是社会层面的,民治的本质是一种“联合的生活”,一种共同经验的交通。(12)因此,要再造共和,变假“共和”为真“民治”,则首先需要对社会民情进行考察、研究与改造。事实上,这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问题意识。(13)陶孟和自英国回来后,与同为北大教授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起主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正是以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方式扫除“旧时代的遗蜕(survival)”(14),再造民情,从而“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15)。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同仁内部发生分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投身激进的社会与政治革命实践中,陶孟和则留在学院内部,以教授与研究社会学为业,并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陶孟和的社会学志业,同样也是以为共和政治探寻民情的、社会的基础为根本关怀的。认识到这一点,他的社会学研究与著述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把握,而这也正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陶孟和与民国社会学

  

   可能由于陶孟和在思想文化上的声名更加突出,当下关于陶孟和的既有研究大多是由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的相关学者完成的,且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或者将其视为“胡适派”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重要成员,以其为个案考察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命运沉浮。(16)相形之下,陶孟和作为一个职业社会学家的角色反而显得不那么突出,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对其的研究也比较少。

   事实上,陶孟和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学界具有相当独特的地位。他是中国最早一代的社会学家,资历之深,在当时可谓无出其右。当他1914年从英国学成归来,开始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社会学课程时,其他一些后来在社会学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例如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吴景超等人还在国内读书,后面这一拨人要到1920年代才陆续留学去西方接受社会科学的学术训练。而他在英国读书时完成的英文专著《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则被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作的第一部社会学著作。(17)此外,他还于1926年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专业社会研究机构——北平社会调查所,该所后来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1945年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按照时人的评价,“中国社会调查由北平社会调查所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之成立,而得到中国学术界之正式承认”(18)。陶孟和前后主持这两个所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他本人也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是那届院士中仅有的两位社会学家之一。

   本文试图重访陶孟和的社会学事业及其遗产。如前所述,关于陶孟和在社会学专业领域的贡献,目前研究还不够充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已有研究往往着重于陶孟和“治所”(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事功”,而较少对其本人的“治学”进行讨论(19)。但事实上,治学与治所是不可分的,陶孟和如何主持和领导研究所,实际上是与他本人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理解和定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即便是从“治学”的角度出发,也往往只触及陶孟和本人的社会学遗产中的一个局部。例如有学者考察了其开创社会调查运动的贡献(20),有学者则聚焦于其教育社会学思想(21),还有学者对其关于劳工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22),但这些研究往往都囿于分支社会学的视野,而很少能够将陶孟和的著述视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当然,整体性视野的欠缺也与我们这个学科目前高度分工与专业化的现状有关,因而毋宁说是我们自身的思想与学术状况的一个自然投射。陶孟和的研究虽然涵盖了多个领域,但这些研究其实是一个具有内在脉络与逻辑的整体。

   陶孟和曾经说过:“现代学术是士的阶级未尝梦见的。”(23)他对于中国传统学问的一个重要批评就是没有记载人民的“生活之道”(24):“中国的历史没有一部是描写人民的历史,没有一部是写真社会的历史”(25)。所谓“描写人民”、“写真社会”,正体现了陶孟和的社会学是以对“人民”与民情的考察为核心的。而“人民”之所以在陶孟和的社会学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是与陶孟和的社会观密不可分的。陶孟和早年留英时曾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平等篇》,可以视为其社会哲学的集中表述。《平等篇》对生计平等、性别平等、政治平等等晚近以来的西方平等学说逐个辨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就人的自然差别而言,人本来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乃等不同,类不齐,实则相并列也。如男女之别是已。有德者有才者之别是已”。但是,就人之为人而言,人又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实基础于个人灵性之真价值”。“人者,介乎天畜之间,有灵之物也。人之目的在乎人,而非为他物之器械也。含灵怀智,有思想,有德行,尝为主动的,而非受动的。人之生命,道德的、精神的,而非物质的、财货的。此人之所以异乎禽兽异乎奴隶也。故村叟野夫,吾人亦知尊而敬之。丐人乞者,吾人亦知恤而怜之。奴者隶者,吾人亦思释而纵之。盖世界上之人人,秉智负灵,皆有值也。”(26)因此,“以人为灵”,以民为本,既是陶孟和的“民治”思想的基础,也是其社会学的根本前提。

   在陶孟和的社会学著述中,对劳工、家庭与教育的讨论是三个最重要的面向。劳工是其在考察中国的现代变迁时最为聚焦的社会阶层,家庭则是其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研究视角,而教育在其心目中则是重塑与改造民情的落脚点。下文即分别围绕这三个面向,对陶孟和的社会学志业进行一个通盘的梳理和讨论。

  

劳工作为“生死问题”


   陶孟和最重要的经验研究著作《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是以北京的旧式手工业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作为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负责人,他还在1920~1930年代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工业调查,这些调查则大多以新式的工厂工人为研究对象(27),当时社会调查所的研究课题“什九属于劳动问题一种”(28)。陶孟和为何如此关注劳工群体?这就涉及陶孟和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认识,以及对劳工在这一变迁中的位置的理解。

   1919年,陶孟和曾受北京大学的派遣,在欧洲与日本访问四个月。在欧洲期间,他发现劳工问题与劳工政治已经成为工业国家的一个“生死问题”(29):“此次劳动上所要解决的问题,较比历来发生的问题更为根本的,不只是工钱、时间、劳动状况等问题,乃是为劳动者在社会里争一个相当的位置,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改造问题。”(30)也就是说,劳工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不仅是阶级问题,而是如何“本乎现在社会状态造一个工业的民治国家”(31)的问题。“现在的局面已经不是那哈密尔顿所规划的民治主义,也不是穆勒·约翰所拟的民治主义,是要与劳动界相适应的工业的民治主义。”(32)陶孟和由此联想到中国,“我们中国方在这为民治主义奋斗的初期,对于他们工业的民治主义的运动,应该大加注意的”(33)。

陶孟和发现,在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已经发生重组,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两端:一端是“士的阶级”的沉降,另一端则是劳工群体的崛起。士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阶级,曾经发挥过重要的教化与治理功能,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士的阶级不仅失去了文字、思想和学术上的威权,而且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失去了根基,演变成为一个“高等流氓阶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陶孟和     共和政治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164.html
文章来源:《江海学刊》 2018年0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