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风:百年甲骨学史面临新说挑战

——新近发表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系列报导1-6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8 次 更新时间:2018-12-20 23:45:30

铁风  

   最新一期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珍稀文献研究/非纸质文献专题”栏目),以首篇位置发表了名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的学术论文(学报主页http://gxss.cbpt.cnki.net/WKA/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gxss可下载)。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独立研究人身份,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写作,用长达3万字的考辩论证,向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学术史中的诸多重要疑案,发起了一波学术冲击。

   汉字由中华民族所创造,是当今地球上人类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更是世界上唯一的沿用古今数千年至今的文化文明载体——包括读者眼下正在阅读的文字;而其公认的最早成熟形态,即是甲骨文。《新论》作者在绪言开篇写道:“甲骨文的横空出世已被列为中国二十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首,甲骨学的兴起也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这一重大发现,恰巧发生于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科学转型的历史节点上,故在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中,难免混杂着某些传统观念习俗和一些非科学论断。尤其是关于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的历史,不少关键环节上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仍处于悬案状态。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和世界考古学接口前,在甲骨先驱尽瘁而逝一个世纪之后,在中国‘新时代’领导给予特殊重视、需要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背景下,这笔胡涂账的延续越发显得与时代脱节,也与今日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崛起相失谐。”

  

   长久以来,关于甲骨文发现的一些传奇故事,在各种史书和报刊频频刊载,被文化和历史爱好者津津乐道。诸如“得了疟疾的王懿荣祭酒,阴差阳错地发现了消失千年的甲骨文”;“最先发现甲骨文的,就是咱们天津人”;“刘鹗得到甲骨后,在其亲家、大学者罗振玉的大力协助下,出版了《铁云藏龟》”;等等。然而这些说法在此篇论文的严谨论证下,有可能将会在教科书里销声匿迹。

   《“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后文简称《新论》)全文两万九千余字(包括文献注释)。论文通过对新旧史料和已有学说的梳理、检验、和更为科学严谨的辨析论证,主要在如下几个重大议题上提出了独立新说,或有力质疑:

   1. 近百年以来的“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说”应予修正;“王襄(或王-孟)共同发现甲骨文说”应予否定。据“中国甲骨文发现”这一典型“学术型发现”的科学定义、及作者预先拟定的三项必要条件进行严格检验,只有“刘鹗发现说”具有确凿、完整的证据链支撑;而更加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且合情理的结论,应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说”。如此裁决,才能科学修正、合理弥补“现定甲骨文发现人自身并未留下一字证据”的学术缺憾,使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中国甲骨文发现史不再有懈可击。

   2. 建议将“吃药发现甲骨文”的坊间传说移出学术史,并根据罗振常、明义士、刘鹗、王氏后人更为可靠的原始文字史料,给出甲骨文发现过程的新表述:王懿荣向古董商搜求有字文物——1899年估人走乡查访、在河南发现有字甲骨、并带至京师——1899秋王懿荣厚值认购、1900春再次购藏——1902年秋刘鹗经王汉甫(崇烈)收购甲骨、并开始鉴定研究——1903刘鹗继续搜集甲骨、挑选墨拓、写出研究论文(自序)、并于年末出版《铁云藏龟》石印初版——1904年刘鹗多次刊登报刊公告宣告甲骨文发现、并邀约天下学人共同研究。

   3. 全文刊登1904年《时报》的刘鹗自撰公告(期刊首发)。此公告在被发现并收入2007年《刘鹗集》后,多年未被学界关注(直至2016年8月的烟台福山甲骨文研讨会)。指出刘鹗的《铁云藏龟》+公告明确宣告了甲骨文发现,终结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密藏自娱陋习,在东西留洋学生学成归国之前开启了本土学术转型,促成了前有王懿荣刘鹗孙诒让、后有“甲骨四堂”、继有中研院考古发掘的学术大进军,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提出《铁云藏龟》仅被为定位为“甲骨文著录”是一个错误。指出由于版本等历史原因,即使相关学者也很少有人通读过《铁云藏龟*自序》。举例辨析全文凡1467字、考释内容多达53%以上、并断识四十多字的《铁云藏龟*自序》,应被确立为最早成功断代鉴定(“为殷人之确据”)和考释甲骨文的学术论文,刘鹗领衔罗振玉、吴昌绶,一同在1903年率先拉开了甲骨文考释研究——暨甲骨学的序幕。

   5. 质疑、论辨“罗振玉怂恿-墨拓-编辑《铁云藏龟》说”皆不应成立的理由;强调罗振玉“1901年初见甲骨说”应予彻底否定。但同时指出,罗振玉的历史功绩和学术地位不应因各种瑕疵而被贬低,学术界对于罗振玉的评价近年虽在恢复之中,但远还未到他应得的高度。

   6. 强调中国甲骨文发现的独特性,在于其发现、公布与鉴定、释读等重要节点之间,在时间、内容、和当事人上都密不可分。提出对甲骨学学术史阶段划分的新建议,即将1899至1928年共30年期合并起来,称为“中国甲骨文发现、鉴定和研究的开创奠基期”。此阶段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是王懿荣、刘鹗、罗振玉、吴昌绶、孙诒让、王国维,其他参与人为王襄、罗振常、端方、唐兰、马衡、叶玉森、胡小石、商承祚、容庚、吴其昌等人。他们面对既无地层也无坑口、位置记录的一堆堆碎骨,全凭扎实的国学功夫,同时汲取中西两种文明的精华,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型进步、为甲骨学步入现代世界学术之林,完成了开创性的奠基。

   《新论》作者期待,论文提出的诸项新说,能够得到学者专家的严格审视、指正,和关注中国文化历史的广大读者深入讨论。论文作者早在2016年,就曾将初稿请教于一些甲骨文领域专家和历史学者,得到的响应不一而足。几位海内外学术权威在阅读或了解之后,仍然认为王懿荣“甲骨文之父”的地位不可动摇;但也有甲骨学专家明确表示“可备一说”,“有关研究内容颇有见地,值得早日刊布于学界。”尚有一位资深史学史教授的具体响应为:“考据和论证十分严谨,完全附和逻辑规范。总结出的考订三项证据条件,基本合理,而且十分重要,似应多用写文字更明晰阐述。在结论方面,我个人想法似不必将王懿荣与刘鹗联合一起作为发现人。这里所谓‘发现人’,应当是从学术意义出发,严格按三项必要条件衡量,只有刘鹗合格。王懿荣从实物、古董校读可以算发现人,但他并不及时研究和公布学术成果,虽已知甲骨片的文化价值,但有收藏居奇之心,实为遗憾。”

   另据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还计划在明年发表作者的另一姊妹篇论文《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该论文将继续追寻甲骨文早期研究轨迹,聚焦探索若干疑案,内容包括:提出孙诒让《契文举例》初稿流转的新说;探析罗振玉对孙诒让评价的变化;揭示日本学者林泰辅曾在初见罗振玉时被低看,后经学友传递、炫耀其一度领先的甲骨文研究成果,遂刺激出罗振玉发奋出手一剑封喉;其后内藤湖南再次挑战,又激发王国维写出里程碑名作,至此奠定中国学者在早期甲骨学界“二骑绝尘”的格局。论文还提出一种新创的“甲骨文考释成果简明对比法”,并计算比较了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的早期考释成果,印证了当初孙氏的顶级学术功力。最后归纳出罗振玉等历史功绩的五个关键点,包括拯救中国甲骨文研究使之免遭埃及、玛雅古文字命运,和为中国现今崛起复兴起到的文化奠基作用。

  

“甲骨文之父”尚需“合伙人”

——新近发表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普及系列报导之二

  

   最新一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的“珍稀文献研究/非纸质文献专题”栏目,以首篇位置发表了名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的学术论文。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独立研究人身份,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用长达近3万字的考辩论证,向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学术史中的诸多定论,发起了新的挑战。(综述见系列报导之一)

   在《新论》论文的第一、二章里,作者首先运用所拟“现代学术发现三大必要条件”的快刀,来斩断和清除甲骨文发现之争的百年乱麻;随后有力推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说”,以合理弥补、科学修正“中国甲骨文发现人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的学术缺憾,使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中国甲骨文的学术发现史,不再有懈可击。

   第一步,作为例行程序,论文总结梳理了学术界关于甲骨文发现的研究现状:“甲骨文发现至今已近120年,海内外学术界基本认同1899年为学术意义上的甲骨文发现年。然而论及具体发现过程和发现人,至今仍无法达成共识,只能将两种、或更多说法如数列出。”较为权威性的结论,先后由学术权威董作宾、胡厚宣、李学勤、王宇信、范毓周等教授作出,内容基本一脉相承:最早对甲骨文作出购藏和鉴定的是王懿荣,同时开始接触并搜求的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较具代表性的综述,是朱彦民教授在近年(2008)《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关于甲骨文发现研究诸说的概括与评议》一文中的总结:“甲骨文发现这样一个极为初始又极为重要的课题,并没有完全研究清楚和彻底解决,而是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意见。……对于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这是最为分歧的一个方面,迄今有:王懿荣、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罗振玉、胡石查、陈介祺、潘祖荫、古董商、小屯村民等十多种不同的说法。现在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前三者即王懿荣、王襄、孟定生是甲骨文发现的最早人物。”第二步,《新论》作者直截了当,明确指出:“根据本文前述的‘正确鉴定诠释’是现代考古学术发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则‘古代/村民/估人发现说’之类的主张不必再提再议。”并援引有“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李济对此作过的有力说明:同期殷墟考古(1928-1937)已发现隋墓曾频频打破商文化层,带字甲骨碎片早已被发现并掺入回填土中,但当然不能说隋代人发现了甲骨文。“鉴定诠释”对于现代学术发现的关键性,曾被“人民创造历史”、“卑贱者最聪明”等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干扰几十年,时至今日应该立即明确予以终结。

   第三步,针对学术界争议很大的“王襄、孟定生同时发现说”,作者认为“因其缺失现代考古发现必需的及时、公开、确凿、或可查证的原始书证记录”,从而导致此说无法成立。具体理由实际上已为许多学者所指出,可归结为四:

   1. 其最早、公开可查的文字书证,仅来自于王襄自己在1933、1935年的两篇题跋、即自说,不能作为在该文发表30多年前(1899年)事件的、有利于自己的直接证据。

   2.王襄自说的唯一可以做证的当事人——范姓古董商的说法,有罗振常1911年最早实地调查记录,还有加拿大牧师明义士1914年的实地调查记录,均指出范估当年多次谈及最初的买甲人,都明白只提到王懿荣一人,没提王-孟。

3. 逻辑常识推断也明显不利于“王-孟发现说”。王襄在1899年只是一位不到23岁的科举备考生,其学识明显不足以鉴定和诠释甲骨文;孟虽比王大9岁,但终其身只是一位书画家;故二人比之王懿荣(55岁,祭酒)、刘鹗(42岁、鉴藏家)差距很大。王襄自己也承认不讳:“其文多残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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