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杜老风范——一个受教后生的记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1 次 更新时间:2018-12-19 18:04:50

进入专题: 杜润生  

周其仁  

  

   杜老要是还在,当不会赞成我们为他而哭。十二年前他生日,当着战友、同事、部下和学生,老寿星开口第一句,抑扬顿挫讲出了他的人生感慨:“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九十岁!”言下之意,他的长寿超出预期。又过一个生肖轮回,2015年10月9日杜老辞世时,是102岁的老人。即便当下举国议论老龄化,百岁也算为数稀少之高寿,毕生乐观通达的老人家,应该不喜欢后生悲悲切切。

   那就不哭了吧。可是,止不住还是要为杜老难过。不是痛悼之情,在杜老辞世消息冲击下,刹那间的泪流满面;就是难过,一种隐隐的、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眼见一个精彩绝伦的生命永远逝去、想到此生再也见不到这等人杰的时候,要不要难过?当造物主再也无从带给世界同一件稀世珍宝的时候,要不要难过?要难过——就是那种难过。


杜老喜听也善听


   现在说说也无妨,晚辈早就为杜老感到难过了。远的不提,大约2005年前后,大家探望杜老,发觉他听力越来越不济。开始时,要靠近他、大声说,这让人不习惯,因为老人家自己通常总是慢声细语的。后来大声说也不成了,而那神乎其技的助听器,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也还不够好。接下来改成笔谈:倘若来探望他的人想告诉他什么,就写在字条上,结果字越写越大,字数越来越少。杜老自己也动笔,颤颤巍巍的,写下字来煞是好看。可笔谈哪里比得上口谈?老人家还是不停思考,无奈人脑本是一座加工厂,“进口”信息量日减,再杰出的大脑,生产力也无可挽回被平减不少。

   在场听杜老90岁和95岁两次生日致辞的人,一定感受到了那两次讲话有不小差别。前一篇,思想精湛,理路清晰,情感饱满,加之大家熟知的杜氏语言的生动与幽默,与老人家平生多少次精彩讲话一样,足令听者久久回味无穷。后一篇呢,寥寥数语富含深意,却未能舒展,仿佛是用契刀刻划于龟甲之上的古文字。何以如此?我猜,是他听力下降使然。其实,就是101岁的时候,医院检查还说杜老周身健康,心脑器官状态良好。晚年杜老身体上唯独欠亏的,就是他的听力。听力下降在先,视力减弱在后,输入大脑的信息流减量,生理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

   老天爷不公,为什么偏对杜老最令世人弥足珍贵的能力下手?人们拜服杜润生多方面的杰出才能——举凡思想、综合、协调、判断、说服、文字以及他的讲话能力,杜老的本事公认一流。不过,在下以为,他最为擅长的、也构成杜老风范最鲜明特点的,还数他善于倾听的偏好与能力。

   是的,杜老喜好倾听。听情况、听判断、听建议、听议论,他总是那么兴致盎然。1980年代九号院里大大小小开过多少会?大多数时间杜老就是坐在那里听。实话实说,农口总比较“土”,讲起话来什么模式都有。那年头还没有发言限时这一说,更没人知道把讲话要点投影到墙上。有时我等毛头小子以编外人员列席,碰巧遇上车轱辘话来回说的场合,不免嘀咕怎么此地开会与生产队里差不多。可杜老总是安安稳稳地听,不时问上几句、点评一二,让汇报人越讲越来劲。遇到自我感觉实在太好的,杜老一边批文件、写回信、翻材料,一边还听人家讲。到地方调查,途中他照例听地方陪同人员介绍情况;到现场,不论开座谈会还是访问农家,他总有办法几句话引得东道主讲个滔滔不绝。去更高级机关开会,即便由他汇报,杜老也有办法让大领导插话、提问、议论,他自己仔细听。这么说好了,倘若问工作中的杜老最常见的状态是什么?我从自己所见有限的印象里检索出来的答案,竟然只一个“听”字了得。

   杜老善听,尤其善听不同意见。对他来说,“在任何问题上总有不同意见”,再也正常不过。这也是他迷人的精彩所在。杜老帐下农口团队,总是老中青、左中右,一个也不少。

   开始我们这些“小年轻”挺纳闷:改革要大刀阔斧推进,为什么老要听那些“保守”意见?记得准备1号文件的班子里,有位农业部老副部长几乎每场不落,不断对拟议中的改革提保留意见。杜老总听他讲,还几次三番打趣“老九不能走”(那位老部长叫李友九)。同时,在改革问题上向来旗帜鲜明的杜瑞芝——人称“小杜主任”是也——也常常出现在杜老文件班子里,一样也不让走。至于我们这批后辈,过了很多年才明白,当年自以为正确得不得了的意见,听在别人耳里有多么的不可被接受。要不是看了杜老的面,人家做农村工作几十年的老前辈,才不屑于坐下来和你理论呐。

   对杜老来说,意见有片面性,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毕竟,有哪种认识完全没有片面性呢?杜老的功夫,在于把不同意见里的合理成分一一“萃取”出来,“合成”能为方方面面接受、至少也无从激烈反对的改革共识。他似乎熟知各类言者的心理:对以为真理在手、咄咄逼人的论者,他会沿着你的逻辑推几步,让你觉察到自己的真理里或许也藏有谬误;对好胜的辩者,杜老有意激将一番,让你把没想清楚的想清楚,明明白白说出来;对深思熟虑却讷于言表者,杜老鼓励再鼓励,直到把真知灼见掏出来才算完。杜老自己的经验相当丰富,遇上囿于一时一地经验的,或推理天马行空的“理论家”,他会敏捷地拿出反例构造问题,好教人注意归纳与推理皆有合理限度。

   回想自己第一次见杜老,还是上山下乡后恢复高考读上大学不久,经人大经济系资料室白如冰引荐,到杜老那里谈天。看到老人家鼓励年轻人放开讲看法,就凭下乡所知“大锅饭”的体制毛病,来了一番迎头通批。杜老就是听,不时还在小本上写写划划。看我们讲得激动,他停下来嘿嘿一笑:“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教育农民不要斤斤计较。”那明知后辈幼稚,但还是鼓励你放言直说的神态,到今天还清清楚楚印在我的记忆里。从此懂得一点,相比于能说的本领,善听要高明很多。是的,民间智慧说得准——“能说的,不如会听的”。

   在思想矛盾的纠结中辨析不同意见,是杜润生的拿手好戏。上世纪80年代中有一次跟班陪他到温州,途中传来邓小平对科技体制改革的指示,其中一句讲到我们的改革不能出百万富翁。到了温州,此话何解,一时引起当地各界人士思想波涛汹涌。杜老怎么应对?他还是听字当头,安顿下来就找几方面人来座谈,照常鼓励大家各讲各的想法,包括顾虑、担心、误解与质疑。听够之后,杜老说他的理解,小平的意思是一定要避免两极分化,不能富的越来越富、穷得越来越穷。积多年经验教训,非发展生产、鼓励投资不可。所以他赞同一位发言者,要把先富起来人群用于自家消费的财富,与用于扩大生产的资产,有个恰当的区分。杜老这么一说,温州人放心了。那是1985年,哪家民企老板自家吃喝消费,一般也不过百万。不知道回北京之后,杜老有没有向中央报告他的解读。后来读《邓小平文选》正式收入的那篇讲话,那句话修订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善听有善报。那就是方方面面人士,都对杜老畅所欲言。没人担心自己意见的片面、幼稚或“不成熟”,也没人顾忌自己意见偏左还是偏右。大家相信,任何片面性与可能的错失,杜老都会妥当处理。大家也相信,对杜老说话不会说了白说,哪怕有一丁点合理成分,也会被杜老注意,有机会被他吸收。杜老听意见,从来不在乎言者的地位和来头,不在乎言说的态度与表达技巧,更不去深究言者的动机与意图。对他来说,意见就是意见,可以、也只可以被是否经得起逻辑与经验检验来给予考量。

   也许上世纪30年代的北师大教育有过人之处,也许50年代中期之后他与自然科学家们常年泡在一起受到影响,杜老的思维在本质上是科学的思维。他相信现象背后总有规律,倾向于按照规律来定政策。他亲历的教训,不容许以意图之正确或抱负之伟大,就作为不听意见的理由。杜老深知认知规律的困难,唯有反复试错,在不断检验、修正假说的过程中才有机会逼近真理。其中,善听他人之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联系当下,能说者众而善听者寡,杜老的善听风范,是不是依然值得发扬光大呢?


解决问题导向


   杜老喜欢听也善于听,与他另一项偏好有关。但凡可能,他老人家研判形势、分析问题、琢磨政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取向,那就是要尽力解决问题。现在提倡问题导向,比愿望导向、甚至空想导向高明很多。问题导向,最后导到哪里?杜老的倾向,是导到问题的解决。

   我们是从反差中感悟到这一点的。1980年代,号称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多少总是受了些理论训练。凡理论,皆重因果。所谓规律,讲破了就是世界上的现象有因有果,人们一旦从结果发现成因,就能以原因预判结果。所以称得上科学定理的,基本形式永远是“若怎么样(因),必怎么样(果)”。这套思维下,见到结果追溯成因,然后有能力提出预判,就是科学功夫了。举个例,知道何谓大锅饭、何谓饿肚子,不算啥。重点是在不堪回首的过往探得两者的因果联系,掷地有声说一句,“倘若再搞大锅饭,必将继续饿肚子”!

   杜老当然重视因果。他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听方方面面的见解,还不就是听各家各派对重大现象的因果分析。不过他高明的地方,是知道某些现象的成因相当复杂,横看竖看有不同的因果链,多听听、也换角度看看,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会更加透彻一些。

   杜老更高人一筹之处,是他明白仅仅掌握因果联系,还不一定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一旦由因生果,构成新的存在,即便人们有能力把原因去除,也不一定能消除由那个原因已经生出来的结果。例如,臭水沟繁衍蚊蝇,因果关系明了;可是立马填掉臭水沟,蚊蝇并不会立马无影无踪;何况,臭水沟也不是说填就填得了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不光要懂问题由来,更要探查实际解决问题需要满足的条件。

   生性愚顿如我,过了很久才发现与杜老的思想差距。开始以为,那些板上钉钉的事,下个决心不就结了。公社大锅饭让农民干活没有积极性,还不是早就看明白啦。出工不出力的社员回到自留地干活毫不惜力,不也早就看明白啦。国家不就是要农业增产、农民吃饱吗,把公社大田分给农户当自留地,大功便可告成,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劲,来来回回顾及那些反对的声音、质疑与顾虑呢?

   杜老怎么不知道“农民没积极性”的成因!他从上世纪50年代就明白,土改之后中国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一靠个体劳动致富,二靠合作互助发展。当年他和邓子恢坚持的,就是要同时保护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不过后来急风暴雨推进的合作化、公社化,让上述农民的两个积极性都受挫伤。农民穷、农业弱以及农村不得发展的根子,就此埋下。形成这么一套因果关联,杜老是当事人,也是见证者,比我们这批不过下乡几年的后生远为知之深刻。

   但是杜老还知道,完成公社化已经二十年,即便当下人们不满意其果,也不等于易除其因。譬如“把大田分给农户”,说说容易,真要分起来问题一大堆。以结果追成因,公社土地无非是土改后农民私产“入社”而成,现在要改,“土地回老家”是不是顺理成章呢——当年张三李四的土地,该谁家的就让谁家拿回去种,外戴一顶承包帽子,不就改革了吗?

以我所知,这等痛快淋漓的主张,在不少地方确实提出来过。杜老听到了,想了又想,然后轻轻问:公社化以后新生多少农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杜润生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先生之风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090.html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18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