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晓鹏:9号院往事:杜润生和中央一号文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34 次 更新时间:2017-01-23 15: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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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晓鹏  

  

   (一)农村改革掌门人

  

   抗战期间,杜润生和薄一波被誉为晋、冀、鲁、豫两大"才子"。大军南下时,杜润生从首任阜阳地委书记任上被急调武汉,出任中南局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实际主政的是四野二把手,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1953年,大军政区撤销,邓子恢调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是分管农村和农业的大主管;杜润生进京调任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辅佐邓子恢主管政策研究工作。邓子恢早年留日,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元老,土地革命时期闽西根据地的创始人、曾任瑞金中央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30年代初在中央苏区搞二次土改,提出"消灭地主、打击富民、孤立中农"的极左风潮中,邓子恢主持的闽西土改,坚持保持"抽肥补瘦"的既定政策不变,对苏区农业经济稳定发挥了较好作用。以至于红色政权在闽西失败,国民党重建政权后,都没有采取土地再分配的大调整。

  

   邓子恢、杜润生和刘瑞龙是在合作化高潮中是党内极少数保持清醒的农村工作领导人。邓子恢和刘瑞龙的关系合作可溯至抗日战争期间。邓子恢兼淮北区党委书记、新四军四师政委(师长彭雪枫,后张爱萍),刘瑞龙任四师辖地淮北行署主任、淮北区党委副书记。邓、杜、刘在"反合作社冒进"中站在一条线,激怒了激进的毛泽东;毛在刘、邓、周支持下,罢了邓的副总理职,撤销了中央农工部。刘瑞龙任农业部任副部长,终身未升迁。杜润生调中科院,和副院长兼书记张劲夫搭班子,任秘书长。60年代杜润生在中科院起草的"科技十条",对保护和调动广大科技界知识分子积极性,起了重大作用。文革前,杜润生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农村工作,对周总理责负责。文革中被打为叛徒,长期关押。

  

   杜润生重新工作担任农委副主任后,就旗帜鲜明支持已经局部出现、但未被中央政策认可农民的"包产到户",这在当时是有巨大政治风险的。解放后,民族民主知识分子群体被打入冷宫的起因是章乃器(粮食部部长),梁漱溟、龙云等代表人物对合作化质疑;邓子恢、彭德怀被批撤,也是源于农民问题。刘少奇62年在七千人大会怒斥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该枪毙,也是指曾希圣60年为拯救饥民决定在省内"三自一包"试点。当时党内邓、陈对农民土地承包,尚未明确表态;党内分为"反承包"和"挺承包"两派。内蒙周惠等为挺派;安徽万里为"试点派",其余多为观望派。北京,东三省为"反派"。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站在"反派",杜的政治压力可见之大。81年暑假,中国社科院组织人大、北大学生(以农村发展组为牵头)进驻安徽滁县地区以定(远)、凤(阳)、嘉(山)为重点搞"包产到户"的"百村调查"。杜润生坐镇北京亲自布置,每天听最新汇报。百村调查报告,正面肯定了土地承包制,经杜润生亲自指导形成定稿后,报胡耀邦批准,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百村调查在全国农民各级领导中的震撼性影响力,绝不逊于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亿万农民奔走相告相拥喜泣:好日子快来了。

  

   杜润生主掌九号院后,将主要工作方向集中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以建立起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农村改革推进优势。通过1号文件及发布前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统一全党共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共同参与,推动农村经济和三农工作一年一个大跨度的迅猛发展。1982年-1986年,连续5个中央1号文件,为农村新经济法律关系的重建奠定了坚实政策基础。杜老已于2015年11月以103岁的高龄仙逝;但他在农口的教父权威和影响力,迄今无人可替代。

  

   (二)集结九号院

  

   1982年8月,我从人大法律系毕业,分配在商业部办公厅法律处。主要工作是参与起草涉商的经济法规,曾多次代表商业部在中南海参加国务院的经济法规讨论会。更多的是经常与国家工商总局协商处理商业部门和地方工商的法律纠纷。如广东市场开放了,农民把稻田改为鱼塘,口粮不够了,就高价从广西、湖南购买,于是有了粮食跨省界长途贩运业的兴起;随之棉、油、茶、特产、猪、禽、蛋的滚滚洪流,从封闭的低价省区向东南沿海开放的高价市场奔涌而去。为遏制农产品省际流动,周边诸省派重兵剿杀,调百万军、警、民兵、工商、公安、交通联合行动,严守各交通要道和山间小路、水路。以严打"投机倒把"为由,轻则罚没货品、没收钱财;重则抓人、判刑。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空前激化。聪明的民间商贩,很快就学会了"以钱开道",从而成功冲破了层层封锁线;国营商企不善变通,反倒纷纷沦为"落网"大鱼。我的任务就是为这些"落网大鱼"开一条生路。

  

   当时,鉴定是否构成"投机倒把"的复杂程度,实在令人头痛,全凭当地政府和执法者的利益取向。比如,国家法律规定不按规定主体、渠道买卖计划内物资是非法,什么是计划内物资?生猪、猪肉是统购统销计划内产品,但猪头、猪尾巴、猪毛、猪血、猪下水是不是?各地各部门均可自由解释。又如当时国家允许自产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轻工业品(必须有大队开的自产证明)就近进入农贸市场,若长途贩运就属投机倒把。但长途是个什么标准?10里、50里还是100里、300里以外?这些,实际是由各地执法者们自由裁定。

  

   再如进销差价,在市场和物价严格管制条件下,对各类产品批零差价都有严格界定,违反了就是投机倒把。在计划体制内,仓储、人工、运输,损耗,资金成本,税收都可以不予核算;但依市场规律,这些都是要计入成本。如从内蒙批点羊肉,贩到广州,国家规定进销差价仅为8%,连运费都不够,何以盈利?所以当年每一笔能实现的市场交易,依当时法规可能都是违法的。交易者随时会被"有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被搞得家破人亡,那时经商风险之大,并不亚于今日的贩毒、贩枪、足浴等高危行业。

  

   立法工作中与农口唯一的一次交集,是关于开放农贸市后市场管辖权的三家之争。商业部当时统管供销总社、粮食总局,于是引发与工商总局和农口两家的部门垄断管辖权之争。或许是会后农口向杜润生汇报时,曾提及作为商业部代表的我,给杜老留下了较深印象。

  

   另外,我毕业后住在西便门10号楼,和78政经的姜渔家一路之隔,见面和走动的机会多一些。1982年9月,背靠团中央、社科院的"国情组"负责人姜洪、姜渔、陈子明和唐若昕(当时在团中央工作)到我家聊天时,唐若昕说起团中央宣传部授权他发起组织社会调研活动,由团中央和社科院联办的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提供场地、经费补贴,成果报团中央、宣传部。调研重点可自选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几位老朋友于是动员我找个课题,共同参与。我开始很犹豫,找了78级校友中在读研究生的李振宁、张学军等商量。他们当时有空闲、有想法、有心就中国经济改革向高层献计献策,就鼓动我牵头参与。他们说,你牵头挂名就行,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干。就当是给兄弟们搭个台阶吧。

  

   "农村青年就业研究组"就这样在不经意中,糊里糊涂的开张了。我牵头,李振宁,张学军、卢迈(经济学院教师)为副组长,陆陆续续团聚了一大批社科院、北大、人大、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和刚分国家部委的77、78届大学毕业生。先后参加活动的有社科院的张学军、高粱、张少杰、华生、孟天(齐永贵)、顾秀玲、蔡重直、曹务奇、樊刚、李晓西、何家成、魏本华、刘志强、曹勇、巩文波、汪向东;北大的厉莉、聂莉莉;人大研究生李振宁、蔡昉、郝建民、程晓农、姚钢、程卫平等;武大的曹远征;国家部委的卢峰、栗明(商业部粮食综合局)、王北鹰(商业部计划结合局)、郑陆英(商业部办公厅)、刘历鲁、王德成(商业部计划司)、周晓红(商业部供销指导局)、张松涛(外经贸部综计局)等;还有北京经济院研究生刘雄、刁新申、马义畅、张帆、魏小安、吴洪、徐黎鹰、胡学明、张颖超、显一林、温厉;人民日报研究生江夏等,一水儿的77、78级。最多时有骨干五六十人,参与调研高校研究生的有200多人次。

  

   每周六、日和节假日、寒假,大家赶到西三环中央团校聚会神侃、自由务虚,海阔天空,往往通宵达旦。我对经济学领域的基础认知,就是从这批青年经济学者的神侃、碰撞中起步的。侃了几个月,大伙儿又不满足了,总觉得泛泛空议,难切中国改革的实践。何况团中央、社科院在改革决策中的份量太轻。

  

   我们小组曾报团中央宣传部和社科院的"关于农业青年就业调研报告",以调查票证、分配制、户籍制、住房制、雇工制等等计划分配体制下限制劳动力流动和生产要素市场配置的关卡多,从而严重阻碍社会工商业、餐饮服务业发展的现实调研数为据,引出以下悲观结论:不解决体制、产业结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等重大政策限制问题,不改变"大锅饭"的就业制度,不开放发展城乡民办工商业,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就没有前提。同期人大财政78的肖捷、政经78的党小捷执笔起草、以"国情组"名义上报了另一份偏重城镇人口就业对策的报告。

  

   这期间,曾在华北局工作的我的前老丈人黄静去姚依林家叙旧,无意中和姚家子女聊起我不务正业的种种劣行。聊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座的王岐山便追问了个底朝天,也就知其大概。当时杜老正在考虑"改革物价、逐步开放城乡市场、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大课题,曾叮嘱王岐山再组织一支类似"农村发展研究组"的编外课题组。岐山觉得收编"就业组"是捷径。于是,他向两位挚友翁永曦、唐欣打听我,偏巧这两位大哥的父辈都是新四军的,算是我家世交,对我知根知底。

  

   另一个巧合是1981年冬,翁永曦把我推荐的人大学生优秀论文转给杜老后,不久杜老曾约见我谈过一次。从几处了解下来,大概觉得我这个人还可靠、可用。杜老就拍板,由时任农研室副主任的翁永曦、时任农研室联络室副主任的王岐山出面和我正式商洽,把"就业组"改编为归中央书记处农研室领导的编外智库"农村市场与流通改革研究组"。自此,我们这批人直接受命于杜老,有了集结九号院、参与与农村改革调研和建议的合法权。

  

   (三)流通组点滴

  

   我们流通组大约活动了两年多,参加了1984、1985两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准备调研工作。为此,我们组织过1983年寒假和暑假及1984年寒假三次较大规模的农村市场调研。最大规模的一次是1983年暑期调研,卢迈率队赴新疆;张学军、刁新申率队赴湖北咸宁、浙江金华;张少杰、姚刚率队赴云南、贵州;聂莉莉率队赴广东;蔡昉、武迎新率队去温州;我率队去北京。

  

   "流通组"的调研活动,完全是义务的。每个人都激情满怀,怀着为改革开放出力、为广大农民谋福利的初衷,努力工作。平时我们的主要活动中心,开始在中央团校,后来王岐山给我们在九号院附近西单东堂子胡同的8341部队招待所找了个大房间。另两个研讨中心,一个在东部的北京经济学院,一个在西边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张学军他们的大宿舍(住着张学军、高粱、田源、郭树清、华生、何家成、张少杰等才俊)。我一下班就骑车或去东、或去西;有时迟了就挤着合衣睡一宿。

  

王岐山既是我们组与杜老的联络人,也是调研活动的具体组织者、指导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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