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陆地与海洋——麦金德论地缘政治学与世界帝国的权势转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 次 更新时间:2018-12-13 21: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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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 (进入专栏)  

  

   本文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北京大学理科教学楼403教室为“法意”暑期学校学员所授课程“陆地与海洋:麦金德与施米特论帝国的对抗”内容。

  

   在座诸位大多数是博士研究生,你们最大的任务就是读书、思考和写作博士论文。我希望在座诸位不要把这三个小时当作“讲座”,来扩充你们对麦金德关于地缘政治与帝国方面的知识。我希望你们把这三个小时看作是真正的“课堂”。我传授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对问题的思考,这就是殷之光老师在第一次课中所说的“大祭司”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推动你们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如何阅读一本书,尤其经典著作。同样一本书,我们一起阅读,课堂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彼此的阅读和思考。你们由此可以思考:为什么同样一本书我们的思考和你们的不同?我们在课堂上就变成了交流讨论。这是一个真正教学相长的过程。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学到思考问题、阅读文本的方法,并超越我们老师。遗憾的是,在座诸位很多都没有提前阅读文本。

   “陆地与海洋”这个标题是施米特的一本小册子,然而在施米特之前,欧洲许多人都处理过这个主题,其中麦金德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在《大地的法》中,施米特明确提到了受惠于麦金德,但是他强调麦金德是一个地理学家,而他是法学家。施米特的《陆地与海洋》,甚至包括《大地的法》很多内容都是回应麦金德。某种意义上,只有阅读麦金德,才能更好地理解施米特,施米特的许多概念在麦金德这里已经出现了,但施米特的用法有所不同。由于时间关系,这次课程我就不处理施米特,而是集中在麦金德的三个文本上。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三个文本的发表时间。一战前1904年的演讲“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战后1919年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和二战中1943年的“环球世界与赢得和平”,其中不同的理论和战略都是回应不同的时代问题。在涉及到施米特的地方,我也会提一下施米特与麦金德的不同。

   麦金德1904年演讲的标题是“历史的地理枢纽”。注意标题关注的是“历史”问题,然而后来学者们普遍关心其中的地理问题,而忽略麦金德原本关注的是如何理解人类历史,尤其西方历史。不过,刘小枫老师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麦金德思想中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历史观与启蒙时代普遍历史观之间的冲突。麦金德在演讲的开始用一句话就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和后哥伦布时代,而在认为就在他演讲前几年的1900年开始,人类历史进入了后哥伦布时代。划分过往的历史时代并不难,但能将自己演讲的时刻划分为人类历史新阶段的开端,这就必须真正具有大历史的眼光。麦金德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依赖对政治地理学的独特理解。

   无论是“地缘政治学”还是“政治地理学”都要探讨地理与政治之间互动的法则,这就意味着一个熟悉地理法则的地理学家能够为政治活动提供相应的战略性思考,从而让地理因素在人类政治活动中从盲目的力量变成自觉的力量。由此这门学科就显示出内在的张力。一种趋向就是致力于将政治地理学发展为一门理性、科学知识,考察地理对人类行为,尤其是政治活动的影响。这种研究强调政治地理学的科学性和知识性,因而往往把称之为“政治地理学”。另一种趋向则致力于将政治地理学发展为一门“地缘政策”(geo-policy)或“地缘战略”(geo-strategy)学科,强调用地理学知识服务于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或军事战略等,由此被称之为“地缘政治学”。麦金德不喜欢自己被称之为“地缘政治学家”,他更喜欢被看作是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地理学家,然而,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反而是他的地缘政治战略,比如我们熟知的“心脏地带”、“世界岛”之类的学说。

   麦金德在史学上最大的贡献是批判和矫正了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这种史学确立了两个基本立场:其一东方历史从属于或依附于西方历史,由此西方历史是连续发展的历史,而东方历史则不仅是碎片化的历史,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神秘、想象的历史。其二通过历史书写建构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优越性,这不仅体现孟德斯鸠在政体学说中建构起来的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对峙,而且体现启蒙思想家普遍历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观中建立的以西方为历史标准的线性发展史观。而麦金德从全球地理空间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出发,认为并不是亚洲历史依附于西方历史,相反在哥伦布时代之前西方历史依附于亚洲历史,是亚洲造就了西方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前哥伦布时代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的亚洲时代。而哥伦布时代欧洲战胜亚洲,很大程度上由于地理大发现导致的全球地理空间的变化,欧洲人因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新大陆的资源,并利用海洋的机动性而赢得对亚洲的优势,世界历史由此进入到哥伦布时代。这样的观点对于西方历史观念无疑是一场革命,他无疑是全球史的创立者。

   “空间革命”这个词是施米特在《陆地与海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这个概念实际上来源于麦金德。哥伦布航海无疑是发现新大陆和海洋的一场空间革命。然而麦金德更强调的是第二次空间革命,即1900年这个时代的空间革命。这场空间革命中主要的特征就是地理大发现快要结束,世界上再也没有自由的领土可供西方任意争夺和占领,世界进入了一个“封闭的全球政治体系”中。这就意味着西方列强会从领土占转向领土争夺,而任何国家的领土争夺都会变成全球争夺。如果说此前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不过是欧洲战争,而从此之后的战争必然是世界大战。在《大地的法》中,施米特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强调西方的“自由”观念说到底是建立在自由占领殖民地领土的法权体系之上。而自由领土的枯竭引发了整个欧洲人的精神焦虑,这就是19世纪晚期“上帝已死”、“西方没落”、“自由终结”的悲观、没落、病态的思想风气。也恰恰在这个时代,地缘政治学说开始兴起,其目的就是服务于国家之间的领土争夺。

   在地缘政治学理论中,马汉和麦金德分别被看作是海权和陆权理论的代表人。然而,为什么麦金德如此关注陆权?这必须理解麦金德对历史的划分以及大英帝国的发展道路的构想。在他看来,如果说在哥伦布时代大英帝国凭借海权而成为世界帝国,那么在后哥伦布时代,面对大陆国家的兴起,大英帝国既不能走18世纪海洋帝国的“老路”,更不能走让殖民地独立的“邪路”,而必须向大陆进军,走兼具陆地与海洋的新型帝国发展道路。正式基于南非和印度这两块大陆基地,大英帝国将印度洋变成内海,就像罗马帝国将地中海变成内海一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大英帝国内分散的大陆之间在经济、政治和宪制上的整合,这就成为后来英联邦的构造。只有如此才能适应大陆与海洋之间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斗争。

   一战之后,麦金德意识到大英帝国已经无法承担起世界统治权,世界海洋帝国的权势必然要向美国转移,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松散的英联邦无法实现“大一统”的整合,而美利坚合众国则在南北内战后打造为“大一统”联邦构造,并在美西战争中走向帝国道路。然而,美国始终从意识形态出发“新世界”的道德理想出发,瞧不上欧洲“旧世界”列强的打打杀杀。麦金德1919年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实际上就是一个老牌帝国对新兴帝国的政治教诲,即世界的中心不在北美新世界,而在旧大陆,从美国的角度看,这旧大陆乃是“世界岛”。美国要实现民主的“理想”,就必须接受地缘政治的“现实”:那就是面对大陆与海洋争夺全球统治权,美国作为海洋国家必须与大陆边缘地带的国家建立盟友,其中最重要的盟友就英国。换句话说,英美联盟不是建立共同文化价值上,而是建立在比文化更为牢固的地缘政治基础上。一战以来的美英关系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麦金德著作中,中国有四个形象。第一个形象就是前哥伦布时代的中国,处在大陆边缘地带上,是大陆边缘地带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然后由于地理原因始终受到心脏地带力量的入侵,中国的长城与西方十字军东征其实叙述的是同一个地理故事。第二个形象是在哥伦布时代,西方兴起成为欧洲列强的属地。第三个形象就是在后哥伦布时代,中国作为边缘国家成为大陆与海洋争夺的对象,如果被大陆国家整合起来,尤其被俄国和日本整合起来,则意味着建立起大陆世界帝国,但是如果被组织在海洋联盟中,就成为对抗大陆国家的桥头堡,有助于建立起海洋世界帝国。1900年直到冷战以来西方列强争夺中国的政治博弈基本上没有跳出麦金德这个分析框架。第四个形象就是二战后在英美支持下帮助中国“建造一个新文明”,这是作为中国在二战中支持英美做出巨大牺牲的回报,然而麦金德明确地告诫美国:这个中国的新文明“绝非绝对东方亦非全然西方”。

   二战以来美国两次检讨对华政策的失败。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讨论“失去中国”的问题,第二次就是目前中美贸易战中讨论“误判中国”的问题。从麦金德的角度看,美国对华政策失败根源于意识形态的误区,即始终希望将中国改造为“全然西方”的文明,而未能真正领悟麦金德的教诲,即中国的新文明“绝非全然西方”,美国需要从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立场来建构对华关系。

   麦金德认为,1900年之后的世界历史进入到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争夺全球统治权时代。我们可以将这个时代称之为“麦金德时代”,一方面1900年之后的战争和争夺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无论是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还是后冷战的文明冲突,实际上都围绕大陆心脏地带与海洋世界展开。今天美中俄围绕贸易战战展开的博弈,不过是麦金德所划分的大陆心脏地带、大陆边缘地带和海洋地带三个强国之间的地缘博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依然处在“麦金德时代”里。若不能理解美国企图巩固其全球统治权和中国、俄国试图反抗其全球统治权的地缘政治矛盾,就不能理解中美贸易战的地缘政治必然性。另一方面1900年之后的地缘政治学说的发展基本上是在麦金德理论范式下做一些完善、修正,而并没有根本上改变麦金德提出的理论框架:人类历史乃是在地理、技术、战略、人力组织之间复杂互动关系。

   哲学家读书,政治家读图。一个崛起中的全球性大国必然伴随着全球性的思考。这在政治思想上必须展现为一种普遍主义的哲学思考,然而在政治实践中又必须在地理上展现对全球地缘政治秩序的思考。政治哲学关注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政治学关注政治组织和社会阶层的力量,而唯有政治地理学关注地理及其自然要素对政治活动的支配性力量。我们要避免地理决定论这种庸俗唯物主义的思想,但也绝不可陷入价值决定论、思想决定论的唯心主义陷阱。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要看到地理的支配性力量与思想的能动性力量之间的辩证关系。

   与普遍哲学的抽象思考不同,地理必然是具体的,而将具体的地理环境要素变成一种普遍性的理论思考,需要在不变的地理要素与可变的人力要素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结合点,因此地缘政治学实际上在培养国家政治精英把握自然与历史内在转化的分寸感,把握自然与自由、不变与可变之间相互转化中形成的历史大势。中国古代法家强调“法”、“术”和“势”,其实地缘政治学就是将自然地理之“法”、将地缘政治战略战“术”与全球地缘政治推动的历史大“势”巧妙地结合一起的学问。

   任何一个全球性国家,如果它试图用全球的眼光看世界,除了具有普遍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考,还必须具有政治地理学的基本素养和地缘政治战略的丰富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地理学是任何一个志在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必修课。不仅应当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当进入到小学生的课堂。由此地理不再是沉默的物质力量,而是展现出一种自然内在的灵性。人作为生活在大地上的生物,其习性和命运与其生存的大地息息相关:大地塑造文明,文明赋予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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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意读书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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