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蓉:澳洲保皇会创立探源

——以《东华新报》及澳洲保皇会原始档案为主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 次 更新时间:2018-12-11 00:59:06

进入专题: 澳洲     戊戌变法     保皇会     康有为     梁启超  

李海蓉  

   内容提要: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与梁启超流亡海外期间继续其变革中国的政治活动,保皇会为二人所依托的庞大跨国组织。然而对于保皇会如何于世界各地之成立及其运行的细节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晚清史学者一直未予足够的关注。论文根据澳洲保皇会机关报《东华新报》、澳洲保皇会档案及其他澳大利亚所藏原始文献,分析探讨了澳洲保皇会成立的动因、过程、初期活动,尤其着重展示《东华新报》作为保皇会机关报的沟通宣传职能以及澳洲分会与海外保皇会的互动情况。论文以澳洲为切入点,以点带面,构建全局视野与想象,为深入理解海外华人如何参与进晚清大变局提供新的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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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皇会系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所领导的庞大跨国政治组织。目前,海内外研究者关于保皇会分会总数的说法不一,但各类有关康梁及辛亥革命的研究显示,保皇会曾遍布海外华人世界。①流亡中的康有为何以赢来数量庞大的海外追随者?遍布世界各地的保皇会成员为哪些人?保皇会作为跨国政治组织如何运行?已有研究对康梁二人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并未提供圆满解说。②

   大量的辛亥革命研究明显倾向于将保皇会简化为革命派的对立面,主要基于两方原始史料:一是国民党的官方叙述,最具代表性的为冯自由作为孙中山机要秘书的回忆录。[1]桑兵已指出其中的不实之处,[2]陈蕴茜另揭示,随着国民党政权确立,孙中山崇拜乃至辛亥革命意识形态化深刻贯穿渗透整个国家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3]如此,极可能导致保皇会曾动员海外华人参与晚清大变局的真实历史被歪曲乃至湮没。二是康梁年谱及二人文集。然而,加拿大学者陈忠平近期利用北美所存档案、碑文等资料撰文指出,关于保皇会最初创立于加拿大,“康氏的说法并不完全可靠,其中最不可信之处,是将叶恩及其他温哥华的华侨领袖摒弃于保皇会创始人之外。”[4]可见,更多挖掘海外第三方史料尤其有助于我们深入揭开历史真相。

   本文主要依赖澳洲保皇会机关报《东华新报》、澳洲保皇会档案及其他澳大利亚所藏原始文献为核心史料撰写。笔者已发表过专题文章讨论《东华新报》作为澳洲保皇会机关报的发行与内容,[5]本文将更多呈现该报所记录的澳洲保皇会公开活动及保皇会公启等组织文件。澳洲保皇会档案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诺尔·布特林档案中心(Noel Butlin Archives Centre)所藏新南威尔士保皇会会议纪要(Chinese Empire Reform Society of New South Wales—Minute book)。这些一手资料的保存及信息发布者均为当时澳洲及各国广为尊崇的精英华商兼侨领,其可靠性应远远高于国民党的官方叙述,尤其应被视为已出版康梁年谱及各类文集的重要补充。本文主体涵盖以下内容:一是澳洲保皇会成立动因;二是澳洲保皇会成立过程;三是澳洲保皇会初期的主要活动。笔者旨在以澳洲为契机,从微观进入宏观,进一步还原保皇会的历史。③

  

一、澳洲保皇会成立动因

  

   澳洲保皇会的存在曾屡见于各类康梁及辛亥革命研究中。杨进发(Yong Ching Fatt)、刘渭平、黄乐嫣(Gloria Davies)、费约翰(John Fizgerald)、郭美芬(Meif-fen Kuo)、杨永安等学者虽曾论及澳洲保皇会,并征引过《东华新报》与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但均未就澳洲保皇会如何成立给予说明。④刘渭平曾提及康有为和加拿大保皇会头面人物叶恩向澳洲侨领致信,但刘文对如此重要的原始文件几乎未做任何分析评价。

   笔者曾讨论过保皇会利用《东华新报》在澳洲华人移民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动员功能。《东华新报》由海外华商报摇身一变服务保皇会,其部分文章的政治立论及观点,在今天看来可视为保皇会的政治宣传,⑤但其追踪报道康梁及其追随者的公开活动,尤其展现保皇会在加拿大的成立及其在香港、澳门、横滨、新加坡、槟城、暹罗、檀香山以及旧金山等地的扩展情况,在当时则是新闻,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更是有价值的史料。

   置身澳洲的保皇会同情者或支持者可谓经过一番精心舆论造势后,1899年10月11日,《东华新报》刊登出康有为及加拿大保皇会负责人叶恩分别致澳洲头面华商及侨领梅光达的两封信。两信抵达日期不具,但我们注意到,同日,《东华新报》以大幅醒目版面登载加拿大维多利亚及温哥华两埠创立保皇会的公启。1899年7月,保皇会于加拿大率先成立,[6]而《东华新报》登载公启的日期明显滞后。显然,《东华新报》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其公开。康有为来信全文如下:

   “光达仁兄足下,闻盛名义久矣。自新金山归者莫不言仁兄豪杰义侠,是以夙夜侧慕无已也。中国守旧垂亡,吾同胞五万万人种将绝,弟诚哀之,故屡次上书变法以救之。皇上圣明,过蒙大用,言听计行。去年大变新法,天下拭目,而西后及荣禄守旧见妒,圣主幽废,新党咸戮,弟幸为英国所救而免。然今日月割中国将亡矣,海外同胞国人五百万,岂无忠君爱国之杰,天应留之以救中国?仁兄□其人也,若联络各埠,互相通识,合大会以救中国尤尚可为。若能合大会收银行轮船之权,上以保皇上,下以保商民,中国种尚有望也。□豪杰留意新金山,闻极多忠义之人及通达西学之才,渴望无已,皆望代问。敬大安。弟康有为再拜”⑥

   梅光达,1850年生于广东新宁(民国后改称台山),19世纪末新南威尔士华洋社会共知的华商巨贾,其社交圈甚至囊括新南威尔士总督、悉尼市长等各路精英,为华洋各界公认不具名而实际的中国领事。1903年,澳大利亚联邦第一任首相埃德蒙顿·巴顿(Edmund Barton)及驻悉尼二十国领事曾联名恳请清政府委任其为驻澳洲领事。⑦了解梅氏其人,有助于我们理解保皇会于加拿大成立后向海外拓展初期,康有为为何向其致信。

   从康信内容看,他对梅光达其人的了解来自“新金山归者”。⑧梅氏在澳洲华人中无人媲及的社会影响力想必已为返回新宁侨乡的华侨口口相传,因此,其声名已远扬加拿大华人社会。于是,康有为寄希望梅氏联络各方人氏,加入保皇会,以救中国,上保皇上,下保商民。此信中,康有为尤其强调了自己的特殊身份,蒙受皇上重用,皇上对其“言听计行”,为拯救将绝的五万万人之中国,才开始大变新法。《东华新报》此前曾报道,康有为在加拿大被千百“乡人”簇拥,为其创会演说而“垂泣多呜呜欲绝”。[7]以皇上重用之亲信的身份向澳洲首屈一指的侨领介绍自己,期望其影响澳洲华人,这显然是康有为的政治策略。

   此时的康有为已在香港、日本、加拿大、英国积累了一定的海外生活经历,比较去国前主要通过阅读书报获取见识,当在海外亲身感受到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之后,他应更坚信变革中国急需熟悉西方世界的精英人才。抵达不列颠哥伦比亚之时,康有为曾被维多利亚市长接见,并在该省财长陪同下参观了议会、立法院、教育部等办公场所。他深表震撼,告诉加拿大官员,中国也将修建相似的宏伟建筑。[8]致信时,他应已了解在同为英国殖民地澳洲生活的广东乡人中亦多通英语、明达西学之才。因此,信中重申自己对“通达西学之才”的渴望。“请其代为问候”,即希望梅氏帮助引荐,将此类人才吸纳进保皇会中。此外,康有为提到保皇会有意“收银行轮船之权”,表明该组织即将开启的商业活动,此要点令我们更明确精英华商加入保皇会的重要性,对此,笔者已论述过。总之,这封信意图清晰,直截表达了康有为的意愿——力争梅光达入会、吸收人才,助力保皇会于澳洲的拓展。

   《东华新报》同时刊发的另一封信来自叶恩,同样致梅光达。众多涉及保皇会与辛亥革命的文章及著作对叶恩的描述通常十分简略,称其为北美华商、侨领,曾深得康有为信任,在保皇会的商业活动中担当重要角色。然而,叶恩与康有为后来龃龉不断,振华公司招股及刘世骥被刺杀案则导致二人最终决裂,⑨因此,叶恩消失于康有为春秋笔法下的原因可想而知。

   叶恩,亦写作叶惠伯,系温哥华著名华商叶春田的侄子。叶春田,1845年生于广东新宁,曾代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华工招募,并经营华工补给进口业务。据称,他曾参与将超过7,000名华工引入加拿大铁路工地。叶氏的永生公司还代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汽船航线往返中国的船票,并经营侨汇“金信”业务。他还是温哥华中华会馆及华贸董事会的创立人之一,中华会馆被视为温哥华华人社团的代言人。⑩由此可以推断叶春田在当时加拿大华人社会的重要影响力。1901年加拿大人口统计记录显示,叶春田当时56岁,然而他的11个子女均年幼,最年长的儿子仅16岁。(11)因此,当时担任海关翻译的叶恩自然在叶春田的商业活动中担当重任,而叶春田可能赋予叶恩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也应顺理成章。康有为在《游域多利温哥华二埠》一文中曾详细记录两次保皇会集会,称“主持温哥华者叶恩”。[9]叶恩的名字再次醒目出现在其稍后撰写的《美洲祝圣寿记》中,“湾高花(按:温哥华)将举庆典,天大雨,新宁叶恩曰‘我圣主若终不复位,雨终夕;若天不亡中国,圣主将复位者,雨当晴。’已而果晴,众人大喜,醵资益多,欢祝益乐。又数埠华人生计,皆以渔红鱼,去岁不来,多亏败者,是时鱼亦忧少。叶恩祝曰:‘若圣主终不复位,鱼不来;若天不亡中国,圣主将复位,鱼可大来。’祝寿毕,已而鱼即大来。”[10]

   这段文字中康有为为保皇会所营造的神秘主义色彩尤其醒目,而对叶恩神话式言语的着意描述似乎暗示两人彼时关系密切。1899年仲冬,温哥华保皇会成员的一张集体照片显示,较年长的叶春田担任“核数”,应是负责财务,而正值壮年的叶恩则为“加拿大属总理”。(12)以上背景说明或可解释保皇会于加拿大成立后何以由叶恩致信梅光达,其全文如下:

   “光达仁兄乡台阁下,远隔重洋久闻大名高义矣。今中国危亡日割,广东尤朝不及夕。去岁圣主舍身变法,竟为荣禄奸贼幽废。吾乡康工部以经天纬地之才,屡上万言书,哀中国而救之,乃被奇祸,几于全家被戮。于是旧政全复,国亡更迫矣。而吾海外五百万兄弟,恨不能联络,齐心发愤以救中国而保黄种。今欲救中国非能救圣主不可,欲救圣主非去奸贼不可。今敝处各埠与日本埠创建保皇会及保工商以救之,众人同心,已有数万份。素稔阁下豪侠,望倡率贵埠,共成大会,互相联通,想有同心也。康大人遍游地球,亦素闻贵埠高义,素知阁下豪侠,如足下欲见之,与贵埠鼓舞,必更有益,如足下欲之,可与贵埠议定有信或电来,康大人必欣然也。敬请大安弟叶恩拜”

与康有为来信相比较,叶恩的来信更注重渲染乡谊。首先,他以“乡台”称呼梅光达,以同是新宁人拉近关系,而新宁华人的跨国网络足可令两人已彼此了解,即使远隔重洋。加拿大官方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表明,1885年至1903年间,进入加拿大的华人45%来自台山(按:新宁)。[11]以侨乡为切入点,叶恩随即将乡谊扩展至整个广东。在中国举国危亡下,广东形势尤令海外华侨焦虑。如叶恩所言,那里“朝不及夕”,侨乡家人尚需生存,倘国不存,家何在?其后,叶恩以“吾乡康工部”的“几于全家被戮”的个人境遇打动梅光达。如此一位挽救中国危亡的皇上亲信却遭遇奇祸,身为“豪侠”又久负“大名高义”的侨领梅氏岂能无动于衷?叶信强调以“同心”为基础的跨国乡谊,可视为康信的有力补充。叶恩同时暗示,在乡情联谊鼓动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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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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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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