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学的对话与融合

——兼论“一带一路”倡议的智力支持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1 次 更新时间:2018-11-29 00:09

进入专题: 区域研究   国际政治学   中东研究   中国研究   一带一路  

张云  

内容提要: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世界性大国,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战略性外交构想和实践在短时间内催生了巨大的知识需求,急需区域研究和理论研究、学理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的有效对话和有机合作。然而,区域和国别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缺乏理论和学理性视角、重实证轻理论的情况,难以满足上述激增的知识需求。美国的中东研究经验告诉我们,区域研究在与政治学融合的过程中,需要具备理论自信和批判精神以保持研究日程设定的独立性,而不是被主流的政治学结论牵着鼻子走。与美国的情况不同,日本的中国研究则显示出区域研究日程被研究对象的短期动态所左右的现象,多为“描述性分析”而欠缺理论视角。缺乏知识竞争环境影响了日本的中国研究与政治学有机融合的速度和质量,削弱了其政策和社会承认度。在借鉴美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的区域研究与政治学要努力建立一种相互平等、互敬互利和良性竞争的知识关系,走出一条对话和融合的新路。

关 键 词:区域研究  国际政治学  中东研究  中国研究  一带一路  智力支持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稳步提升以及全方位外交的推进,中国对于复杂多样世界的知识需求也与日俱增。特别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涉及大量沿线地区和国家,要顺利实现这项宏伟的战略构想,无疑需要大量建立在对相关区域、国家的高质量区域研究基础上的强大智力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的学术研究、理论支持和话语体系建设,①表达了对区域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迫切需求。为此,中国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具体努力,例如教育部积极鼓励推进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为国家提供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②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也积极利用各自的优势建立了不少区域国别研究的基地、智库和研究中心,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区域国别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的缺乏理论和学理性视角、重实证轻理论的情况,难以满足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战略的知识需求。事实上,区域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的问题并非今天才出现,也并非只在中国才有。二战后,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如何把过度关注特定区域和国家的研究同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问题始终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③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样的讨论也开始出现并延续至今。④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相关课题的系统讨论也已经开始。⑤可以说,这个课题是国力提升、知识需求剧增的必然结果。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试图结合美日案例,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探讨这个题目:第一,为什么区域研究与政治学有对话的必要性;第二,美国和日本在区域研究和政治学(社会科学)融合方面有什么经验和教训;第三,两者之间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以什么方式进行对话与融合。


区域研究与政治学为什么要对话


结合国内外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界定,本文将其定义为传统上以人文历史语言、实证研究、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对特定地区或者国家个性的发现并解释的跨学科的知识探索。⑦与此相对照,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则可定义为立足某一学科以发展一般性和理论性解释为目的的知识探索。⑧诚然,要准确理解世界,最理想的状态毋庸置疑是可以掌握所有细节,这就带来对具体个体性知识的需求;然而人类的认知能力局限性决定了对于纷繁复杂世界知识完全掌握的不可能性,这又带来了对于一般性知识的需求。可以说,区域研究和政治学的内在紧张和矛盾,从一开始就反映了人类在认识世界上的悖论。两者是认识这枚硬币的两面。然而,大多数区域研究者都认识到区域研究融入以理论指向为基础的传统学科是必由之路,而不是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信息革命对于区域研究以编年方式进行信息收集整理分析的传统研究方式构成很大挑战。以海外中国研究为例,在很长时间里困扰中国研究者的问题是信息过少,但现在的问题则是信息爆炸,如果缺少理论工具,不仅会陷入无休止的信息收集和整理的“信息陷阱”之中,还很容易被批评为有选择性地使用信息以证明自己的观点。⑨在过去信息较少的情况下,区域研究专家凭借他们的语言优势获得信息,然后解读这些信息,作为知识产品提供给知识市场。但是随着互联网络的发达,国际旅行便利化,传统区域研究者的这种比较优势日益减少。如何提高区域研究的附加值,让区域研究从观察变成真正的学问,也就成为很重要的课题。区域研究与学科之间的学术紧张由来已久,区域研究一直被学科研究者们认为“没理论”(atheoretial)⑩,因为“过度浸泡在地区素材中的状况让区域研究者漂流而不能到达任何理论的彼岸”(11)。

第二,全球化要求区域研究的知识产品要有全球竞争力,这就需要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体系和论证方式。在冷战时代,区域研究不需要过多地考虑它们的国际或者全球影响,因而对于特定区域(国家)的专注性研究可以满足知识需求,但是上述传统的研究方式不能适应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潮流。(12)过去那种缺乏理论分析的“区域埋没型”的“区域观察”(regional watching)的基本范式已经受到根本性挑战,需要向着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真正的区域研究转型。

第三,区域研究的政治和舆论风险需要通过融入主流学科来规避。同理论研究不同,区域研究意味着具有自身国籍的学者研究不同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制度的地区和国家,这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在政治和情感上处于自身国家与研究对象之间两难”的问题。(13)特定区域国家研究者易对研究对象产生好感,在遇到批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进行反驳,与此同时,需要从研究对象区域国家获得及时可靠“信息接触”(data access)的必要性,客观上让研究者必须同研究对象保持较好关系。源于上述偏好和实用两方面的原因,区域专家往往易被贴上“亲某某”的标签,在学界则又易被认为区域研究是主观主导而非学术研究。特别是当区域专家遇到自己的国家与研究对象关系恶化时,上述两难就变得更加突出,问题的性质可能从学术层面上升到政治忠诚的层面。此时,区域专家就会面对痛苦的“选边”挑战,要么选择同情研究对象的立场,但这意味着在其自己国家中失去话语权的危险;要么同自己国家保持一致,获得政治安全和社会舆论认可,但代价可能是与被研究对象的接触质量急剧下降。为了避免上述选边的两难,区域研究需要通过融入主流社会科学以增强“学术的中立性”(academic neutrality),当解释和分析被双方的社会认为是学术性质,区域研究就不大会被“政治化”。

第四,区域研究的政策意义(policy-relevance)需要通过加入理论因素提高。区域专家如果提供仅为相关区域专家圈内消费的以个体性知识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则意味着不容易被大部分不具备相关细节知识能力的决策者和大众所理解。“将学科的工具用于区域研究”(14)能够让区域研究者对于那些影响事件的主要因素和发生机理“变得更加敏感”(15),从而可以减少对于区域研究是“臆测”的质疑。

中国的区域研究常常被不少人误认为“现状研究或者动向追踪”(16),研究和信息收集的界限模糊,事实上政府比起研究人员来在掌握信息方面明显占有优势,如果区域研究以短时段事件追踪为导向其政策意义就会下降。与此同时,包括区域研究在内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往往带有强烈的希望影响政策的目的性,(17)因而受当下对外战略和政策导向的影响,从而损害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郑永年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指出,中国的智库很多是“有库无智”,“知识名誉化”问题突出,“研究成果都希望领导批示一下”。(18)这种“眼睛向上看”的知识生产(如果是的话)与国际上相对成熟的智库的研究日程和多元化目标仍存有较大差距,如知名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都把“启民智”以凝聚国内共识同直接影响决策作为同等重要的工作内容。(19)曾担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与笔者谈到,他与美国原副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主导的几次有关日美同盟的研究报告,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引起美国国内关注,(20)而非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为了直接影响日本和美国决策层的看法。有时候影响决策的社会环境、舆论环境比直接影响决策更为重要,因为知识如何转化为政策的过程并非立即可知,更不可能清楚地知晓某位专家影响某位领导人的直线式联系。(21)换言之,知识创造和传播不仅要“向上看”,而且也要“向下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区域研究要适应时代的需要,获得学术、政策和社会的认可,首先要融入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主流社会科学。然而,我们同样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不应该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接下来本文试着结合美国和日本的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做些探讨。


美国的经验:以中东研究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两大重要的国际后果,一是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二是去殖民化迅速发展。具体来说,“去殖民化”意味着大量新独立和获得自主的非西方地区和国家的出现,而美国的超级大国化意味着其利益的全球化,两者的叠加引发了美国对区域知识需求的急剧增加。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的区域研究发展迅速,政府和民间财团的资金源源不断地资助这些研究,并且开始大量进入大学。

然而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大学重新开始回归追求超越时空的普适性原理(universal propositions)的原有认同。大学象牙塔中的传统学术界即使不把新近加入学术行列的“区域研究”看成异端,至少也不认为与他们有着相同的知识认同。因此,可以说区域研究自进入大学那一刻开始,就存在一个如何被传统学术界接受的问题。1947年,豪鲁的研究报告讲到,区域研究要克服被看成是二流学问的问题,需要做以下四件事情:第一,全面的世界知识;第二,共同调查和知识统合;第三,比较文化的理解;第四,社会科学研究的困难得以消除。

随着冷战的发展和所谓“长久和平”的到来,如何从理论和结构上解释国际关系的知识需求超过了战时和战后初期对区域知识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兴起,之后理性选择风靡,区域研究被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科学批评为“过度描述细节”,“缺乏广阔的理论视角”。(22)在这样的知识逆境中成长,美国的区域研究学界遂不断思考探索如何融入主流学科的问题。1975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白鲁恂主编出版论文集《政治学与区域研究:对手还是伙伴?》,可以说对上述努力首次做出了系统性总结。白鲁恂尖锐地指出,“学科性研究在知识上高于区域研究”(23)的认识,是横亘于“传统学科与区域研究之间平静但又具有根本性的斗争”(24)。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也成为美国区域研究界在集体意识上更加积极地融入主流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标志性事件。如果从1975年起算,美国的区域研究与政治学的对话已经40多年时间,进展情况如何?对于美国来说有三大重要地区,欧洲、中东和亚洲,其中中东研究直接涉及各个大国的利益,处于理论研究和区域研究交锋的最前沿,从政策角度来说也是最需要加以综合研究的一个地区。下文以中东三大事件对美国中东研究的冲击为例,考察美国的区域研究和政治学融合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次是海湾战争的冲击。冷战后期,美国政府从力量平衡和理性选择理论出发支持萨达姆伊拉克进行两伊战争,上述理论逻辑同样认为两伊战争后的伊拉克不会非理性地发展地区霸权。然而海湾战争的最终爆发不仅暴露了从理论假设出发判断伊拉克意图的局限性,而且凸显了美国中东研究界未能提供有效的地区国别知识性智力支持来判断萨达姆的意图。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东专家在融入政治学过程中,将力量平衡和理性选择理论假设内化从事区域研究,恰恰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为什么萨达姆不会发动地区霸权战争上。(2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冷战结束后对区域研究的知识需求增强,但长期以来处于追随地位的区域研究在主动设定研究日程方面准备严重不足。

尽管力量平衡和理性选择在预见海湾战争爆发上失败,但冷战结束和海湾战争的胜利,以及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胜利感,并没有让政治学在国际研究中的地位下降。相反,中东区域研究却因为海湾战争上的知识失败,加上全球化对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普遍冲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1994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副主席斯坦利·赫金博瑟姆提出区域研究要从过去那种重视细节向具有全球意义的题目转向。(26)这篇出自美国最重要的社科研究基金负责人的文章无疑对美国区域研究带来方向性的冲击。在同年举行的美国中东研究学会年会上,该会主席拉希德·哈利迪在题为“中东研究是否有未来”的讲话中严厉告诫他的同行们,“要想拯救中东研究不陷入停滞,甚至灭亡”,“最重要的道路”在于让中东研究“成为各个学科话语的组成部分”,而非选择“光荣孤立”。(27)换言之,包括中东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要在后冷战时代生存下去,就必须转型并重视具有全球和学理性质的研究。

第二次重大冲击是“9·11”事件。同海湾战争一样,美国的中东研究学界对于“9·11”同样没有预见性的成果,中东研究被批评为“由于预测或者解释中东政治主要变化不断的失败让他们的可信度丧失殆尽”,甚至有的学者讥讽“在华盛顿提到中东研究大家就开始皱眉头”。(28)一方面,这进一步强化了学术界和政策界对区域和国别专家价值的怀疑,但另一方面从政策角度来说对于区域研究的需求在增加,以至于联邦调查局局长都在电视上呼吁加强学习阿拉伯语、乌尔都语。(29)“9·11”的冲击并没有让美国的中东研究学界回到原来的模式,而是进一步刺激了解决区域研究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相互背离问题的意愿,之后出版的中东国际政治研究著作大多隐含着这种意愿和目的。(30)

第三次冲击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不仅对美国中东外交是一个重大挑战,同时也给美国的中东研究学界带来了又一次重大冲击。2011年夏天的《外交季刊》上刊登了美国海湾与阿拉伯半岛研究学会副会长格利高里·高斯三世教授的文章,对美国的中东研究在预见这场地区重大变动方面几乎全军覆没提出了严厉批评。(31)他将这种学术失败主要归结于美国中东研究将学术焦点过度放在解释为什么阿拉伯威权政府能够长期稳定,这被认为是“阿拉伯政治中最为有趣和不寻常的方面”(32)。在他看来,正因为大多数美国的中东专家都把“解释阿拉伯国家如何管控反对力量的机理”(33)作为“重点分析任务”(34),结果低估了“那些涌动于阿拉伯政治表面下的变化的力量”(35)。

美国的中东研究案例展示了区域国别研究与政治学融合过程中并不平坦的道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中东研究学界就已经意识到区域研究要同主流学术学科相结合的必要性,在1966年从原来的美国东方学会分离单独成立了旨在以现状和学术方法相结合为目的的中东研究学会。(36)但是,为什么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呢?如果说方向没有错,那么是否路径出了问题?

首先,区域研究在缺乏批判精神的情况下,一味盲目地融入政治学会让研究陷入新一轮意识形态主导的研究日程设定。西方主流政治学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美国式的民主将会成为普世的价值,(37)中东研究者们事实上在接受上述知识结论的前提下设定区域国别研究日程,把解释中东独裁政权为什么能够在不进行美国式民主化的情况下保持合法性作为研究重点,结果成为解释这些独裁政权合法性的专家。

其次,区域研究放弃自身传统的优势、过度追求理论研究日程,会造成对研究对象的细微变化动态的忽视,最终带来知识失误。正因为美国中东研究界将研究聚焦在“稳定”上,而对于“变化”不敏感,没有能够预示到这些政权背后的社会危机。传统的区域研究往往对细微变化相当敏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东研究放弃了区域研究的优势,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在冷战中,美国不少苏联和东欧区域国别专家曾经犯过同样的错误,追随理论专家以冷战作为“长时间和平”的判断来设定研究日程,将研究重点放在为什么苏联能够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超级大国地位,结果对之后的戏剧性变化几乎毫无预测。(38)

美国中东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区域研究在与政治学融合过程中需要带有批判精神、以自信的姿态保持研究日程设定的独立性,而不是被主流的政治学结论牵着鼻子走。


日本的经验:以中国研究为例


日本学术界重视实证研究的传统让区域研究在日本享有比在美国学术界更高的认知和承认度。(39)日本的区域研究与政治学在较长时间里几乎是两个没有太多交集的世界,其紧张关系也自然不像在美国那样突出。如果说在美国区域研究与政治学的对话主要的原动力来源于对于区域研究相对不友好的知识环境的话,那么日本的区域研究界的从业环境要好得多。在缺乏来自外部的知识压力的情况下,日本的区域研究创新的动力就主要源于对于过往经验的反思。日本的区域研究的自我反省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外部(学科)而主要源于内部,在学科建设上的努力主要是业界内部的改良。

以日本的中国研究为例。日本的中国研究的自我反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批评由于学者的政治立场造成中国政治研究高度政治化,从而限制和阻碍了实证研究。(40)在日本学界,较早对中国研究展开具有代表性的反思和批评,可能要溯至1979年亚洲经济研究所一位学者的论文。他批评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很少能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认为日本的中国研究学者们过度地受到中国短期性趋势的影响,中国研究结果变成了追随中国的各种突然事件提出后见之明的工作,而在预测方面贡献就更小。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少尝试系统性地论述他们的研究方法”,“在日本很多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没有被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来对待”。因此,他提出要将政治学和中国研究相结合,并辅以全面的实证研究。(41)20世纪80年代末,加加美光行提出中国研究的实证研究需要更多地重视基层来了解中国的政治过程,(42)90年代后以毛里和子和天儿慧为代表的中国专家开始引入政治模式的概念来解释中国。(43)

冷战后,随着中国崛起和中日关系的紧张,日本的中国研究的研究日程很大程度上被为什么中国对日政策变得强硬的知识需求所左右,结果区域研究有回归原来传统方式的迹象。前面所述的毛里和子和天儿慧等学者试图通过引入政治模式的方式、用中国的逻辑解释一个“等身大”的中国的知识努力,似乎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政策和公众认可。(44)在外交与安全领域,由于日本在战后受到美国的学术影响较大,尝试使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的日本学者明显比中国政治研究的日本学者要多,但是他们的影响很少超出中国研究学界。(45)进入21世纪后,因为历史、领土以及安全诸问题,中日关系出现了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坏的局面,政府和民众的相关知识需求也急剧增加。那么如何来解释一个“非中日友好”中国的知识任务也就自然落在了中国研究者身上。(46)但日本的中国专家大多数以历史为基础、从中国内部事务的研究起步,他们的知识解释也就自然从内部去寻找中国对外行为的动因,对中国政治体制、历史经历、领导人资质的特殊性的追寻遂成为新时期日本中国研究的重点。(47)

从日本的中国研究案例来看,日本的区域研究界虽然较早就意识到并且一直呼吁与政治学融合的必要性,(48)但在具体实践中并没有实质性的深入进展,相反在过去10多年有回归传统区域研究的趋势。

第一,与美国不同,日本不是一个全球性政治大国,在区域研究包括中国研究上的知识需求更大程度上集中在技术层面而非战略层面。换言之,日美对于区域研究的知识需求种类不同,导致日本区域研究追求细节信息收集分析的传统得到较好的保护。在冷战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其对美外交的衍生,因而从战略层面如何认知中国并不十分重要,决策层对中国研究的战略性知识需求不大。(49)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媒体和民众,对中国研究的期待更多地来源于对中国内部一些具体事件的解读。上述知识需求结构造成日本的中国研究更多地将自己“圈在了中国的世界中”(enclose themselves within the world of China),“倾向于在中国特有的政治历史文化中寻找答案,而不是通过植根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50)

第二,与美国的理论主导区域研究日程不同,日本的中国研究案例则显示出区域研究日程被研究对象的短期动态所左右的现象。由于日本同中国地理相近的便利,历史上对中国国内动态发展相当敏感,一方面日本的中国研究较好地保留了传统区域研究对研究对象变化敏感的优势,但另一方面在研究课题和视角选择上受中国政治的变化影响很大。(51)换句话说,日本的中国研究界的研究日程的独立性和自由度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小岛朋之曾经指出,日本的中国研究“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框架,这个框架不受到中国政治短期变化的影响”。(52)尽管意识到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但学者们往往无法拒绝解读中国短期变化动态的社会需求的诱惑。

第三,缺乏知识竞争的环境延缓了日本的中国研究与政治学有机融合的速度和质量。不少日本的中国研究学者早就指出,日本的中国研究绝大部分都是“描述性分析”,总体上来说“没有理论”。(53)那么为什么早认识到问题还是没有变化呢?与美国不同,日本不是一个理论研究大国,日本的中国研究界(其他区域研究也类似)没有受到类似美国政治学界和理论界对区域研究造成的巨大的知识环境的压力。而传统上日本的中国专家英文交流存在障碍,同西方的中国研究和政治学界之间的对话很有限。其国际学术交流基本集中在同中国的学界交流,交流的对象又常常是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两者对话本身就存在着不对口的问题。这就造成在跨国层面上同行业以及跨行业的学术竞争环境缺失,没有压力,创新的动力自然减少。

第四,日本的中国研究业界内部缺乏反思和竞争传统导致创新不足。日本已故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小岛朋之曾批评日本的中国研究没有职业自省精神。这主要源于区域研究很多时候尚处在师傅带徒弟的手工作坊式的职业传承之中,学者之间根据年代形成垂直关系,业界内部的论战很难形成,因为对于前辈或者权威的质疑一方面不符合行规,另一方面又具有很大风险。(54)但是,如果没有人及时进行学科总结,那就会走弯路,对学科发展不利。日本的中国研究与政治学对话,实质上非但没有深入,反过来还阻碍了中国研究获得政策层和社会的承认。由于过于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日本的中国研究成果往往很难被领域外的人士所理解。


区域研究与政治学应该如何对话


到目前为止,区域研究与政治学的结合大多被默认为前者单向融入后者,但从国际关系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来看,两者最终还是需要建立一种相互平等、互敬互利和良性竞争的知识对话关系。从上述美国和日本的案例来看,这种关系尚未完全建立,当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体现了区域研究融入政治学过程中的问题,而后者则体现了融入本身动力不足的情况。那么如何才能促成良性知识对话关系的形成,笔者认为需要理清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需要解决理论研究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关系定位问题。第一,政治学需要自省“知识傲慢”,认识到自身学科的发展曾经得益于区域研究成果。事实上,社会科学理论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目前的政治学理论主要来源于欧美社会实践,某种意义上说是高度依赖西方世界的区域研究的理论化结果。因而追根溯源,政治学研究者本不应该抱持对于区域研究者的优越感。然而西方世界在近代的成功让这些源于区域研究的知识被“科学化”,在方法论上变得日益精致,政治学者们开始将自己定义为“科学家”(political scientists),而研究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发现能够适用于任何条件下的普世性一般法则。在这个过程中,区域研究常被认为“非科学”,落到二等地位。在政治学者(包括国际政治学者)看来,区域研究往往等同于“狭隘和本土主义”(narrowness and parochialism)。(55)这种隐含的“知识傲慢”或者说“知识优越感”尽管并非空穴来风,但却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带来了障碍。有的政治学者认为,“区域专家对于社会科学理论怀有敌意,他们对于运用和发展那些超越特定时空的看法没有兴趣。”(56)但我们从美国的案例可以看出,政治学者需要调整心态,要以动态的眼光看到过去几十年间区域研究学界自身的进步和努力。从意愿上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对知识的融合来源于社会科学的一般性专家,而非区域研究者。”(57)当我们讨论两者对话问题的时候,需要意识到实际上这场讨论具有等级关系,即作为主导者以理论为指向的政治学者带着优越感指导地区专家,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可持续和健康的关系。如果要实现真正的知识融合,首先需要信任,而信任源于尊重。第二,区域研究需要树立自信。以西方世界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其遭遇的最大挑战在于非西方世界适用性的问题。从知识角度来看,殖民主义实际上体现了西方的思维、价值、体制等完全移植到非西方世界的努力,但是这个努力并不成功。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和大量民族国家的出现也带来了重大的知识挑战,即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如何构建新的知识框架体系来解释非西方世界,而传统的以欧美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理论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事实上,区域研究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起步的,但问题在于区域研究的质量并没有为政治学的创新提供足够的知识压力,结果政治学仍然以高学科自居,继续以西方理论来指导非西方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区域研究逐渐失去自信,开始单向融入政治学。反过来说,区域研究的自信需要在挑战政治学中产生。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发展,并不意味着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已经变成不需要关注具体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全球研究,相反诸多区域和国家“似乎以新的方式来彰显其特殊性”,“世界处于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共同作用之中”。(58)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还是“伊斯兰国”、叙利亚内战,抑或是东海和南海争端,当然都有全球背景,但都无法通过纯粹的全球视角来解释,区域研究的需求是现实的。区域研究不应该妄自菲薄,而需要保持传统和创新的结合,无须盲目地借用社会科学学科的概念和方法,而是带着批评精神看待这些理论,并将它们置于特定的地区社会文化视角加以检验。这项工作需要语言功底、文化积淀和人际网络,理论学者并不能轻易胜任。换言之,一旦地区专家后来居上,知识潜力巨大,相反理论研究者们的知识傲慢则可能带来潜在的风险,危及他们的学术地位。如果我们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到现在看成是两者之间的第一轮交锋,即重视全球视角和需要社会科学理论的国际研究对传统的区域研究构成巨大挑战,令其处于守势的话,那么今后在第二轮竞争中,如果区域研究成功转型,而政治学理论研究停滞不前的话,那情况就会出现逆转。

其次,什么样的理论研究最便利政治学与区域研究的对话。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往往将重点放在构建“大理论”(grand theory)上,试图找到解释推动国际政治演变的系统性因素。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国际政治中决策者是人,而人们的对外行为受到各种不同的变量影响,除了结构因素外,还有诸如官僚政治、政治文化、领导人性格和意识形态等等。这意味着单纯用大理论通过“设定变量来衡量领导人选择的作法注定失败”。(59)如果我们审视国际政治史的话,会发现那些国际政治大理论在预测重大事件上的记录并不令人满意,冷战结束、海湾战争、“9·11”、“阿拉伯之春”等等,不一而足。所谓的一般化普世理论往往具有误导性,对决策者简单地以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进行贴标签式的分析,会造成对其他众多变量的无视。国际政治理论需要在研究诸如这些变量在什么条件下会变得更加突出而成为决定性变量上作出贡献,而不是追求搭建一个一劳永逸的整体性的国际政治理论,要寻找经济学中“看不见的手”那样的一般化大理论不大现实。正因为国际政治的变量太多,反而会让人们认识国际政治变得更加困难。人的认识局限决定了要理解国际政治,就必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减少变量来减少不确定性。然而,我们更要认识到,以一种普世的高度抽象的一般化理论来解释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是不可能的,理论研究的日程是否需要重新确定,如从大理论的探索转向重视国家国际政治行为变化背后的逻辑解释,值得认真讨论。

再次,政治学与区域研究的对话应在预测上体现价值。如果国际政治理论不能够在预测方面有所贡献,无论理论阐述多么高深,分析模型如何精致,都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和政策认可,也就不能够走出象牙塔。预测应该成为国际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预测具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告诉在特定的条件下特定的事件或多或少会发生的可能性”。(60)唯理论的预测很容易通过那些没有经过检验的假设来判定国家利益,然而“确定国家利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过程,非常容易受到随意性和武断的影响”(61),这就需要区域研究的知识积累来及时检验这些假设是否误导,以避免专家们“犯系统性错误”。唯理论研究同样会造成区域研究误入歧途,学者们为了证明自己的引用或者创立的理论和变数比其他学者更加重要,往往会出现“变数战争”,非常有选择性地选取能够证明自己理论的证据,并且以此来批评其他的研究。在国际政治中终极的分析是对于对方意图的判断,(62)但由于判断意图的困难性和风险性,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往往试图通过寻找那些非主观的物理因素以提供一种法则式的解释,从而绕过对于对方意图的分析,其结果是“完全放弃实证道路,用基因性的假设、演绎性推测(deductive conjectures)或者找他们最喜欢的地区专家”来佐证他们的理论。(63)而区域研究可以通过提出反论,倒逼理论研究者们重新检验他们的一般化前提或者结论。反过来,理论研究和战略研究者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理论积累和比较视角,对地区专家的短期性预测提出质疑,通过这样的良性竞争实现国际政治中预测的主要作用,即减少人们认识世界的不确定性。

最后,区域研究与政治学的融合与人才培养。第一,区域研究要了解对方,必须首先懂得对方的语言,而掌握外语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费时的事情,再加上阅读大量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文献,以及现状追踪,足以让研究人员筋疲力尽,在此基础上再要去钻研理论那就难上加难,因此区域研究与理论研究的融合,需要从新生代研究者的人才培养开始就有意识强化,要打破区域研究长期以来师傅带徒弟作坊式的人才培养方式,打破其与理论以及战略研究之间的界限,培养跨学科人才。第二,在实践中,有代表性的区域专家和理论战略学家的成功合作,对于两者在学科上的对话和融合具有示范效应。约瑟夫·奈在1990年代初进入国防部担任助理国防部长时,同为哈佛大学教授的东亚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也进入政府,两人共同参与了后来的奈报告(Nye Initiative)的设计。(64)如果奈当时采取知识傲慢,认为自身的理论研究成果具有普世意义,甚至“对那些将要被用这些理论解释的地区知识不屑一顾”(65),那么也就不会有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创新,而两者的合作对于美国的区域研究与政治学的对话和融合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三,需要从国际研究这个学科整体来考察,推进地区研究和理论研究以及战略研究的有机合作。鼓励地区研究内部的竞争与合作,日本的案例告诉我们,内部缺乏知识紧张就很难找到创新动力,走出这一步后积累成果,才有能力和信心同别的理论研究学科去对话,才会得到必要的重视。在实证研究上,要鼓励比较型和多案例(66)的方法。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世界性大国,以“一带一路”构想为代表的战略性外交构想和实践在短时间内催生了巨大的知识需求,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求对于世界的知识,急需区域研究和理论研究、学理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的有效对话和有机合作。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总体目标,这本身也体现了政府对于知识创新的迫切需求。(67)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新兴国家,尽管中国的智库发展速度非常快,但“原创性思想缺乏”的问题仍然突出。(68)知识创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长期知识积累基础上的升华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实现。世界知名智库和研究机构除了有一流的专家、知名度和资金之外,往往各有自身的理念和哲学,或者说知识认同(knowledge identity),这些更是需要长期积淀才能够获得,一哄而上的智库建设,研究日程设置、资源投入以及影响目标集中“向上看”的倾向,从长期看不仅不利于为决策提供有效、平衡、可持续的智力支持,有时候甚至会产生副作用。(69)智库和高校研究人员要以知识创业者(intellectual entrepreneurs)的姿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原创性思想的知识创新才可能大量涌现,创业者不以知识创造利益最大化作为主要考虑因素,况且知识创造的结果常常不可预期。政策影响力应该是一个客观结果,而不应该成为研究人员主观追求的首要目标。相反,具有独立研究人格、独特分析视角和充足论证依据的知识创造不是诠释政府的决策,而是有助于拓展决策思路、启发民智,从中长期来看更能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影响力自然应运而生。中国的发展和大国外交的展开,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施展拳脚的空间,近年来知识界的发展令人振奋,但上述问题也比较突出,需要在借鉴他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强这方面的学术讨论,创造竞争性互动的良性知识环境,为外交战略和决策提供更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①《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人民日报》,2016年8月18日。

②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2015年1月21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856663.htm。

③Lucian W.Pye,"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Discipline and Area Studies",in Luian W.Pye,ed,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 Studies Rivals or Partner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5.

④国分良成、酒井啓子、遠藤貢責任編集「日本の国際政治学」、有斐閣、2009年。

⑤郭树勇:《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导论》,载郭树勇主编:《区域国别演讲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⑥Colin S Gray,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The American Experience,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2,p.3.

⑦Lucian W .Pye,"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Discipline and Area Studies",pp.3-22;郭树勇:《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导论》,第72页;Robert H.Bates,"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A Useful Controversy",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l.30,No.2,June 1997,p.166;国分良成「地域研究と国際政治学の間」、国分良成、酒井啓子、遠藤貢責任編集「日本の国際政治学」、第2頁。

⑧Mark Tessler,Jodi Nachtwey and Anne Banda,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ing Middle East Politic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p.2.本文旨在讨论区域研究和理论研究结合的一般性问题,因此对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这些概念不加严格区分。

⑨这部分内容在下述拙作基础上修改而成。参见張雲「China WatchingからChina Studiesへの試み」、「中国研究月報」、第70巻7号、2016年7月、第19—21頁。

⑩Chalmers Johnson,"Political Science and East Asian Studies",in Luian W.Pye,ed.,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 Studies Rivals or Partners? p.79.

(11)Dankwart A.Rustow,"Moderniatio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Prospects in Research and Theory",Comparative Politics,Vol.1,No.1,October 1968,p.44.转引自Chalmers Johnson,"Political Science and East Asian Studies",in Luian W.Pye,ed.,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 Studies Rivals or Partners? p.80。

(12)国分良成「地域研究と国際政治学の間」、第3頁。

(13)Lucian W.Pye,"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Discipline and Area Studies",p.16.

(14)Mark Tessler,Jodi Nachtwey and Anne Banda,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ing Middle East Politics,p.154.

(15)David A Welch,Painful Choices:A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5.

(16)笔者与中国地区研究专家的访谈,2016年11月。

(17)有的学者认为与国外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强调学术本身的知识创造不同,中国学者似乎更期待能够影响政策。Gerald Chan,Chinese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St.Martin Press,1999.

(18)郑永年:《中国智库的九大问题》,http://www.ccg.org.cn/Expert/View.aspx?Id=3628.

(19)笔者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访学期间与该智库负责人的访谈,华盛顿,2014年10月。

(20)笔者与约瑟夫·奈教授的访谈,哈佛大学,2014年10月。

(21)笔者与美国前官员的访谈,华盛顿,2014年10月。

(22)Bruce W.Jentleson,"The Need for Praxis:Bring Policy Relevance Back I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4,Spring 2002,p.175.

(23)Lucian W.Pye,"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Discipline and Area Studies",p.9.

(24)Ibid.,p.1.

(25)Alexander L.George,Bridging the Gap:Theory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1993,pp.45-48.

(26)Stanley Heginbotham,"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Items,Vol.48,No.2-3,1996,pp.33-40.

(27)Rashid Khalidi,"Is There a Future for Middle East Studies",MESA Bulletin,No.29-1,July 1995,pp.1-6.

(28)Bruce W.Jentleson,"The Need for Praxis:Bring Policy Relevance Back In",p.176.

(29)Ibid.,p.174.

(30)酒井啓子「中東の国際政治他者に規定きれる地域と紛争」、国分良成、酒井啓子、遠藤貢編「日本の国際政治学3地域から見た国際政治」有斐閣、2009年、第120頁。

(31)F.Gregory Gause III,"Why Middle East Studies Missed the Arab Spring:The Myth of Authoritarian Stability",Foreign Affairs,Vol.90,No.4,July/August 2011,pp.81-90.

(32)Ibid.,p.81.

(33)Ibid.,p.83.

(34)Ibid.,p 90.

(35)Ibid.

(36)Lucian W.Pye,"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Discipline and Area Studies",p.19.

(37)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Free Press,1992; 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America and the World,Special Issue,Vol.70,No.1,1990/91,pp 25-33.

(38)Richard Ned Lebow and Thomas Risse-Kappe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3.

(39)国分良成「地域研究と国際政治学の間」第2頁。

(40)Tomoyuki Kojima,"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in Japan",in Robert Ash,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eds,China Watching:Perspectives from Europe,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Routledge,2007,p.133.

(41)Tomoyuki Kojima,"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in Japan",p.134.

(42)加加美光行「漂泊中国—耘換期アジア社会主義」、田畑書店、1987年。

(43)毛里和子「現代中国政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天儿慧「中国,溶变する社会主義大国」、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3年。

(44)《对日本,还要“区分论”吗》,《世界知识》,2005年第17期,第61页。

(45)较早的相关努力有:岡部達味「中国の对外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高木诚一郎等学者用安全困境等概念分析中国外交,但主要以分析具体案例为基础的论文形式出现,很难说是系统性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参见Seiichiro Takagi,"Studies of China'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ies in Japan",in Robert Ash,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eds,China Watching:Perspectives from Europe,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pp.208-209。

(46)Yun Zhang,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a Trilateral Context:Origins of Misperception,Palgrave Macmillan,2017,Chapter 1.

(47)北岡伸一「中国は中華思想をめぎす」、「ダ口ーバルプしィゃーとしての日本」、NTT出版、2010年;高橋伸夫「歴史を背負た自画像-悲願の達成をめぐる苦惱」、国分良成編「中国は、いま」、岩波書店、201年。

(48)国分良成「地域研究と国際政治学の間」,第2頁。

(49)Yun Zhang,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a Trilateral Context:Origins of Misperception,pp.317-320.

(50)Tomoyuki Kojima,"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in Japan",p.132.

(51)張雲「中国の内的口ジックの知的探求」、「中国研究月報」、第69卷2号、2015年2月、第43—45頁。

(52)Tomoyuki Kojima,"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in Japan",p.136.

(53)Seiichiro Takagi,"Studies of China'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ies in Japan",p.208.

(54)中国可能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在笔者参加的中国国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学者对评价区域研究的前辈的讨论表示不满,认为按照中国文化传统,臧否褒贬需等身后历史评论。

(55)Mark Tessler,Jodi Nachtwey and Anne Banda,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ing Middle East Politics,p.149.

(56)Christopher Shea,"Political Scientists Clash over Value of Area Studies",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January 10,2007.

(57)Mark Tessler,Jodi Nachtwey and Anne Banda,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ing Middle East Politics,p.149.

(58)Neil L.Waters,ed.,Beyond the Area Studies:Toward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0,p.1.

(59)David A.Welch,Painful Choices:A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p.7.

(60)Ibid.,p.14.

(61)Ibid.

(62)摩根索认为这是最根本的判断。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7 edition,McGraw-Hill Education,2005.

(63)Richard K.Herrmann and Jong Kun Choi,"From Prediction to Learning:Opening Experts' Minds to Unfolding Hist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4,Spring 2007,p.145.

(64)笔者与傅高义教授的访谈,哈佛大学,2009年2月。

(65)Mark Tessler,Jodi Nachtwey and Anne Banda,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ing Middle East Politics,p.150.

(66)Mark Tessler,Jodi Nachtwey and Anne Banda,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ing Middle East Politics,p.153.

(6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2015年1月20日。

(68)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6年中国智库报告》,2017年2月,第6页。

(69)有些单位的研究中心牌子挂满楼道,但实际并没有具体研究活动,仅仅在挂牌仪式和开会的时候才为人所知。笔者与一位高校研究人员的访谈,北京,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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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 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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