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学的对话与融合

——兼论“一带一路”倡议的智力支持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 次 更新时间:2018-11-29 00: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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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  

   内容提要: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世界性大国,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战略性外交构想和实践在短时间内催生了巨大的知识需求,急需区域研究和理论研究、学理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的有效对话和有机合作。然而,区域和国别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缺乏理论和学理性视角、重实证轻理论的情况,难以满足上述激增的知识需求。美国的中东研究经验告诉我们,区域研究在与政治学融合的过程中,需要具备理论自信和批判精神以保持研究日程设定的独立性,而不是被主流的政治学结论牵着鼻子走。与美国的情况不同,日本的中国研究则显示出区域研究日程被研究对象的短期动态所左右的现象,多为“描述性分析”而欠缺理论视角。缺乏知识竞争环境影响了日本的中国研究与政治学有机融合的速度和质量,削弱了其政策和社会承认度。在借鉴美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的区域研究与政治学要努力建立一种相互平等、互敬互利和良性竞争的知识关系,走出一条对话和融合的新路。

   关 键 词:区域研究  国际政治学  中东研究  中国研究  一带一路  智力支持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稳步提升以及全方位外交的推进,中国对于复杂多样世界的知识需求也与日俱增。特别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涉及大量沿线地区和国家,要顺利实现这项宏伟的战略构想,无疑需要大量建立在对相关区域、国家的高质量区域研究基础上的强大智力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的学术研究、理论支持和话语体系建设,①表达了对区域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迫切需求。为此,中国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具体努力,例如教育部积极鼓励推进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为国家提供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②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也积极利用各自的优势建立了不少区域国别研究的基地、智库和研究中心,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区域国别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的缺乏理论和学理性视角、重实证轻理论的情况,难以满足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战略的知识需求。事实上,区域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的问题并非今天才出现,也并非只在中国才有。二战后,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如何把过度关注特定区域和国家的研究同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问题始终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③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样的讨论也开始出现并延续至今。④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相关课题的系统讨论也已经开始。⑤可以说,这个课题是国力提升、知识需求剧增的必然结果。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试图结合美日案例,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探讨这个题目:第一,为什么区域研究与政治学有对话的必要性;第二,美国和日本在区域研究和政治学(社会科学)融合方面有什么经验和教训;第三,两者之间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以什么方式进行对话与融合。

  

   区域研究与政治学为什么要对话

  

   结合国内外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界定,本文将其定义为传统上以人文历史语言、实证研究、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对特定地区或者国家个性的发现并解释的跨学科的知识探索。⑦与此相对照,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则可定义为立足某一学科以发展一般性和理论性解释为目的的知识探索。⑧诚然,要准确理解世界,最理想的状态毋庸置疑是可以掌握所有细节,这就带来对具体个体性知识的需求;然而人类的认知能力局限性决定了对于纷繁复杂世界知识完全掌握的不可能性,这又带来了对于一般性知识的需求。可以说,区域研究和政治学的内在紧张和矛盾,从一开始就反映了人类在认识世界上的悖论。两者是认识这枚硬币的两面。然而,大多数区域研究者都认识到区域研究融入以理论指向为基础的传统学科是必由之路,而不是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信息革命对于区域研究以编年方式进行信息收集整理分析的传统研究方式构成很大挑战。以海外中国研究为例,在很长时间里困扰中国研究者的问题是信息过少,但现在的问题则是信息爆炸,如果缺少理论工具,不仅会陷入无休止的信息收集和整理的“信息陷阱”之中,还很容易被批评为有选择性地使用信息以证明自己的观点。⑨在过去信息较少的情况下,区域研究专家凭借他们的语言优势获得信息,然后解读这些信息,作为知识产品提供给知识市场。但是随着互联网络的发达,国际旅行便利化,传统区域研究者的这种比较优势日益减少。如何提高区域研究的附加值,让区域研究从观察变成真正的学问,也就成为很重要的课题。区域研究与学科之间的学术紧张由来已久,区域研究一直被学科研究者们认为“没理论”(atheoretial)⑩,因为“过度浸泡在地区素材中的状况让区域研究者漂流而不能到达任何理论的彼岸”(11)。

   第二,全球化要求区域研究的知识产品要有全球竞争力,这就需要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体系和论证方式。在冷战时代,区域研究不需要过多地考虑它们的国际或者全球影响,因而对于特定区域(国家)的专注性研究可以满足知识需求,但是上述传统的研究方式不能适应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潮流。(12)过去那种缺乏理论分析的“区域埋没型”的“区域观察”(regional watching)的基本范式已经受到根本性挑战,需要向着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真正的区域研究转型。

   第三,区域研究的政治和舆论风险需要通过融入主流学科来规避。同理论研究不同,区域研究意味着具有自身国籍的学者研究不同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制度的地区和国家,这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在政治和情感上处于自身国家与研究对象之间两难”的问题。(13)特定区域国家研究者易对研究对象产生好感,在遇到批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进行反驳,与此同时,需要从研究对象区域国家获得及时可靠“信息接触”(data access)的必要性,客观上让研究者必须同研究对象保持较好关系。源于上述偏好和实用两方面的原因,区域专家往往易被贴上“亲某某”的标签,在学界则又易被认为区域研究是主观主导而非学术研究。特别是当区域专家遇到自己的国家与研究对象关系恶化时,上述两难就变得更加突出,问题的性质可能从学术层面上升到政治忠诚的层面。此时,区域专家就会面对痛苦的“选边”挑战,要么选择同情研究对象的立场,但这意味着在其自己国家中失去话语权的危险;要么同自己国家保持一致,获得政治安全和社会舆论认可,但代价可能是与被研究对象的接触质量急剧下降。为了避免上述选边的两难,区域研究需要通过融入主流社会科学以增强“学术的中立性”(academic neutrality),当解释和分析被双方的社会认为是学术性质,区域研究就不大会被“政治化”。

   第四,区域研究的政策意义(policy-relevance)需要通过加入理论因素提高。区域专家如果提供仅为相关区域专家圈内消费的以个体性知识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则意味着不容易被大部分不具备相关细节知识能力的决策者和大众所理解。“将学科的工具用于区域研究”(14)能够让区域研究者对于那些影响事件的主要因素和发生机理“变得更加敏感”(15),从而可以减少对于区域研究是“臆测”的质疑。

   中国的区域研究常常被不少人误认为“现状研究或者动向追踪”(16),研究和信息收集的界限模糊,事实上政府比起研究人员来在掌握信息方面明显占有优势,如果区域研究以短时段事件追踪为导向其政策意义就会下降。与此同时,包括区域研究在内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往往带有强烈的希望影响政策的目的性,(17)因而受当下对外战略和政策导向的影响,从而损害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郑永年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指出,中国的智库很多是“有库无智”,“知识名誉化”问题突出,“研究成果都希望领导批示一下”。(18)这种“眼睛向上看”的知识生产(如果是的话)与国际上相对成熟的智库的研究日程和多元化目标仍存有较大差距,如知名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都把“启民智”以凝聚国内共识同直接影响决策作为同等重要的工作内容。(19)曾担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与笔者谈到,他与美国原副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主导的几次有关日美同盟的研究报告,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引起美国国内关注,(20)而非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为了直接影响日本和美国决策层的看法。有时候影响决策的社会环境、舆论环境比直接影响决策更为重要,因为知识如何转化为政策的过程并非立即可知,更不可能清楚地知晓某位专家影响某位领导人的直线式联系。(21)换言之,知识创造和传播不仅要“向上看”,而且也要“向下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区域研究要适应时代的需要,获得学术、政策和社会的认可,首先要融入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主流社会科学。然而,我们同样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不应该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接下来本文试着结合美国和日本的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做些探讨。

  

   美国的经验:以中东研究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两大重要的国际后果,一是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二是去殖民化迅速发展。具体来说,“去殖民化”意味着大量新独立和获得自主的非西方地区和国家的出现,而美国的超级大国化意味着其利益的全球化,两者的叠加引发了美国对区域知识需求的急剧增加。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的区域研究发展迅速,政府和民间财团的资金源源不断地资助这些研究,并且开始大量进入大学。

   然而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大学重新开始回归追求超越时空的普适性原理(universal propositions)的原有认同。大学象牙塔中的传统学术界即使不把新近加入学术行列的“区域研究”看成异端,至少也不认为与他们有着相同的知识认同。因此,可以说区域研究自进入大学那一刻开始,就存在一个如何被传统学术界接受的问题。1947年,豪鲁的研究报告讲到,区域研究要克服被看成是二流学问的问题,需要做以下四件事情:第一,全面的世界知识;第二,共同调查和知识统合;第三,比较文化的理解;第四,社会科学研究的困难得以消除。

   随着冷战的发展和所谓“长久和平”的到来,如何从理论和结构上解释国际关系的知识需求超过了战时和战后初期对区域知识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兴起,之后理性选择风靡,区域研究被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科学批评为“过度描述细节”,“缺乏广阔的理论视角”。(22)在这样的知识逆境中成长,美国的区域研究学界遂不断思考探索如何融入主流学科的问题。1975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白鲁恂主编出版论文集《政治学与区域研究:对手还是伙伴?》,可以说对上述努力首次做出了系统性总结。白鲁恂尖锐地指出,“学科性研究在知识上高于区域研究”(23)的认识,是横亘于“传统学科与区域研究之间平静但又具有根本性的斗争”(24)。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也成为美国区域研究界在集体意识上更加积极地融入主流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标志性事件。如果从1975年起算,美国的区域研究与政治学的对话已经40多年时间,进展情况如何?对于美国来说有三大重要地区,欧洲、中东和亚洲,其中中东研究直接涉及各个大国的利益,处于理论研究和区域研究交锋的最前沿,从政策角度来说也是最需要加以综合研究的一个地区。下文以中东三大事件对美国中东研究的冲击为例,考察美国的区域研究和政治学融合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次是海湾战争的冲击。冷战后期,美国政府从力量平衡和理性选择理论出发支持萨达姆伊拉克进行两伊战争,上述理论逻辑同样认为两伊战争后的伊拉克不会非理性地发展地区霸权。然而海湾战争的最终爆发不仅暴露了从理论假设出发判断伊拉克意图的局限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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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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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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