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绪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3 次 更新时间:2018-11-26 08: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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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渊源


   个人的学术生涯一开始就与辛亥革命研究有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四川大学读书时,由章开沅、林增平两位先生领衔的《辛亥革命史》编撰组一行人来成都开会调研,川大历史系邀请其中几位学者来校做学术演讲。恰逢改革开放不久,很少有正式的学术演讲,记得首场主讲人便是开沅师,讲演的内容是关于“同盟会成立与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等小团体的关系”。也许当时开沅师已有成稿,讲起来充满自信,条分缕析,层层深入,有着很强的感染力,连对辛亥革命史事知之不多的门外汉,也被深深吸引。后来听过的学术演讲不少,说到印象深刻,还属这一次难以磨灭。

   其时川大历史系部分恢复“文革”前的专门化教学模式,力求尽快将学生引入研究状态,因此毕业论文确定的时间相当早。我对中国近代史兴趣较大,又与擅长保路运动史的隗瀛涛老师有些联系,于是在定选题的双向选择中,挑了辛亥革命的题目,并以隗老师作为指导教师。论文从搜集资料到撰写进行得相当顺利,基本没有走什么弯路,按照隗老师的意见修改了两次,便基本得到肯定。这次还算成功的尝试进一步增强了我学习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史的意愿。

   毕业后考到中山大学随陈锡祺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陈先生的专长是孙中山研究,而孙中山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与辛亥革命研究密不可分。中南地区的辛亥革命研究会,中山大学也是重要团体会员。中大图书馆收藏的晚清期刊数量之多,在全国各大图书馆中亦不多见,其中相当部分的卷期超出各种篇目索引、期刊介绍。仔细阅读这些书刊,开始对清季留日学生的问题感到兴趣,稍后又扩大到国内新式学堂学生和一般知识人的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些可以深入探讨的题目。后来这些想法大都一一落实,撰写而成的论文,陆续发表后,收人结集的各部专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山大学,硕士也享有入库看书的特权,每日进馆,遍阅包括旧平装书和线装古籍的所有中外文书籍,大开眼界,思路迅速开阔。其间无意中翻到一本1913年出版的英文书《龙旗消逝》(J. C. Keyte, 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 London-New York-Toronto, 1913),记录陕西辛亥革命以及救援陕北受困传教士的历史,虽然其中所载图片有的已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选用,研究者却很少征引。尤其是升允在陕西独立之时曾经与革命军有所交接之事,为各种中文文献所未见。出于训练外文和深究史事的考虑,将其全部翻译成中文。可惜最近一次迁居过程中,遗失少量书籍文稿,这份译稿不幸在其中。另一份关于华兴会考证的长文草稿,也不见了踪影。

   1981年,还在硕士二年时,有幸参加了长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倡行者主要是鉴于武汉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容量有限,希望为更多的后进提供机会。这一届以青年为主体的长沙会议,影响持续了几十年,如今各校不少研究骨干,仍是那次会议的代表。在三次革命高潮的架构依然主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环境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研究领域,都没有出现这样对新进学人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学术会议。而后来举办的孙中山研究青年学术研讨会以及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与之相比似也相形见绌。究其详,因缘时会,以及辛亥革命研究在那一时期具有更强的内在张力,当为重要原因。我生也幸,躬逢斯会,忝列预流之列。

   硕士学位论文最后选定以1905年以前的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为题,是考虑到原来关于近代中国学生的认识,大都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留学生的研究虽然方兴未艾,却有资料的局限,不易形成前后内在联系的具体课题。国内学堂学生则刚好兼得两利。因为有了四川大学毕业论文的训练,收集资料、写出初稿不难,可是修改定稿却大费周章。材料太多,史事繁复,而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历史又很难将每个个体逐一陈述,如何叙事说理,而不是简单地铺陈罗列,对于初学者还是一大考验。在陈先生的指导和陈胜粦老师的具体点拨下,历时十月,十易其稿,终于获得通过。经过这次历练,对于掌握历史论文的写作自觉上了一个台阶,对于辛亥时期的历史也有了深入一层的认识。

   硕士毕业,留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一年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开设了博士点,开沅师是首位由国务院学科评议组通过的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是首个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单位。我一方面预感随着教育学术的发展,系统完整的学位训练势将日显重要;另一方面,硕士论文只写了1905年以前部分,此后直到1912年清亡,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群体的人数更多,材料和史事更丰富,社会作用和影响也更大,若能在开沅师的指导下续完晚清国内学堂学生的研究,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同时也能将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向前拉长。

   怀着这样的期待,抱着试试看的忐忑心情,向开沅师表达了希望入门执弟子礼的想法。由于硕士论文答辩时,开沅师是主席,知道底细,很快明确回复,欣然同意。于是来到武昌桂子山,师从开沅师,开始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其时开沅师正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事务繁忙,但是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同届的博士研究生共有四位,其他三位分别研究商会、袁世凯和护法运动,大体都在辛亥前后的各个层面,可以经常相互交流。另外,华中师大还有政治学和文献学的博士点,在读的几位也是好谈之士。我的兴趣广泛,常常和他们海阔天空地谈西马和上古生殖文化等等。因为每每吃饭时在阳台交谈,某日突发奇想,笑谈可以研究阳台进入中国的历史及其功能的演化。

   为学不能满足已有,因而常常要有意识地为难自己,以求突破改变。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虽然是接着硕士论文的下限继续往下做,硕士论文也得到相当的肯定,可是并不希望仅仅做成硕士论文的简单放大或延续。那时中国的思想界相当活跃,相对滞后的史学界,也不甘成为“死学”,引进了五花八门的理论,用于解释历史问题。那些左冲右突的时髦尝试,大都拿着外来或别科的系统条理固有材料,如今看来不无幼稚肤浅之嫌,当时却令人耳目一新,年轻人尤为所动。自己也不能免俗例外,阅读了从结构语言学到行为科学的各类书籍,试图有用于研究历史。不过,历史学的训练还是本能地具有约束作用,一是总想追根寻源,不肯断章取义,二是不愿机械套用,尤其是不愿轻易用于表述,而是努力尝试在研究阶段运用相关原理方法解读史料史事。因此,虽然达不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如今看来还不至于太过令人汗颜。而且经过一轮漫山跑马,倒是对历史为综合的学问不宜分科有所体验。


二、承接


   开沅师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家,尤其以辛亥革命史见长,尽管后来另辟教会大学史等崭新的领域,对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始终挂怀。还在辛亥革命研究如日中天之时,开沅师已经开始思考进一步推进提升的取径办法,并多次在学术报告中重点提示。大体而言,其取向包括相辅相成的两方面:一是要扩展辛亥革命研究的视野和方面,如加强对官绅商学等社会群体的研究,并着重指出应当大力研究作为革命对立面的清王朝;二是可以暂时跳出辛亥革命的范围,前后左右研究晚清民国史的各个时段层面,在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大幅度深化的基础上,将所获成果经验再转而应用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以期能够厚积薄发,反哺辛亥革命史,使后者提升到新的境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开沅师身体力行,组织力量,很早就开始着手编辑《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其中英档案有关辛亥革命部分的翻译。其时英国蓝皮书的相关部分已经翻译出版,两相比较,发觉后者往往于关键部分有所删减,以维护英国的形象。从而意识到辛亥革命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也体察到比较不同的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极端重要。

   时间过去三十年,开沅师倡导的第一取向,在他的带领下取得显著的进展,而第二取向,恐怕有些不如人意。离开辛亥革命,多数学人向着各自心中崭新的领域披荆斩棘,一路狂奔,与初衷渐行渐远,好像不再打算回头,而且也回不来了。日本的辛亥革命研究会和国内的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相继解散,虽然原因各异,却反映了辛亥革命史已经从显学退隐,和孙中山研究相似,日渐成了逢五逢十纪念史学的一部分。

   出现这样的情形,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只是大势的当否,尚有可议。近年来,与原来中国现代史合并称为中国近代史的百余年历史的研究,呈现时段和层面不断下移的趋势。导致这一趋势的因素无非是下列各项:其一,域外研究取向的带动。一方面,思想史、政治史、外交史等传统领域遇冷,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等等日新月异。其二,创新填空的驱动。本来所有的人文研究都必须在前人基础上再进一步,否则就是废话,还有抄袭之嫌,刻意要求,意味着可以沿袭陈说,反之,则希望用前人未见的材料研究前人没有做过的问题。其三,各种新材料的大量发现,不仅推动了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而且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四,已经前人研究过的部分难度较大,不易下手,难以超越,开辟新途则看似容易达成突破前人的目标。其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料的开放,原来处于历史研究视域之外的时段几乎可以同时满足上述所有条件,因而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研究对象。

   平心而论,中国近代史的各个领域,很难说哪一部分已经研究到了穷尽的程度,无法继续深人扩展,可以束之高阁。与相对成熟的古代史相比,近代史更加显得薄弱甚至粗疏。中国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开始研究者较少,且多从其他方面转入,有些研究者的素质和意识略受限制。后来虽然人数迅猛增加,却又有趋易避难之嫌。在一段时期里,研究历史被以找好工作为目的的学子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而不得不读历史的人当中,选择中国近代史的原因有的居然是因为古汉语不好,不能选古代史,外语不好,不能选世界史。其实治近代史必须沟通古今中外,既要古汉语好,又要多种外语能力。加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原来选择性较明显,架构较为固定,禁忌和顾忌较多,许多重要的人与事,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更加令人头痛的是,材料太多,难以遍览,缩短战线,则容易偏狭。如何取得平衡,实非易事。可以说,治近代史其实是对学人天赋功力的极大考验。

   所谓近代中国是史料大发现的时代,原来主要是指古代史料的发现远过于历代。至于近代史,除少数例外,一般不在学人的关注之列。古代史的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已经出现一些流弊,引起学界的警惕和批评。其中之一就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有时甚至错将常见书当作秘籍,遭到老辈的讥笑。而近代史料极大丰富,研究工作起步又较晚,未经前人过目的材料和较少着手的领域方面较多,学人受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之说的误导,一味披荆斩棘,而自诩填补空白。其实拓荒开垦形同刀耕火种,园艺式的深耕细作才是走出粗放时代的必由之路。

治史要想精益求精,必须专精与博通相济。前人披荆斩棘,垦荒拓殖,来者理应在其奠定的基础上反复耕耘,才能结出硕果。如果只是不断开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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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现代史研究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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