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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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一、渊源


个人的学术生涯一开始就与辛亥革命研究有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四川大学读书时,由章开沅、林增平两位先生领衔的《辛亥革命史》编撰组一行人来成都开会调研,川大历史系邀请其中几位学者来校做学术演讲。恰逢改革开放不久,很少有正式的学术演讲,记得首场主讲人便是开沅师,讲演的内容是关于“同盟会成立与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等小团体的关系”。也许当时开沅师已有成稿,讲起来充满自信,条分缕析,层层深入,有着很强的感染力,连对辛亥革命史事知之不多的门外汉,也被深深吸引。后来听过的学术演讲不少,说到印象深刻,还属这一次难以磨灭。

其时川大历史系部分恢复“文革”前的专门化教学模式,力求尽快将学生引入研究状态,因此毕业论文确定的时间相当早。我对中国近代史兴趣较大,又与擅长保路运动史的隗瀛涛老师有些联系,于是在定选题的双向选择中,挑了辛亥革命的题目,并以隗老师作为指导教师。论文从搜集资料到撰写进行得相当顺利,基本没有走什么弯路,按照隗老师的意见修改了两次,便基本得到肯定。这次还算成功的尝试进一步增强了我学习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史的意愿。

毕业后考到中山大学随陈锡祺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陈先生的专长是孙中山研究,而孙中山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与辛亥革命研究密不可分。中南地区的辛亥革命研究会,中山大学也是重要团体会员。中大图书馆收藏的晚清期刊数量之多,在全国各大图书馆中亦不多见,其中相当部分的卷期超出各种篇目索引、期刊介绍。仔细阅读这些书刊,开始对清季留日学生的问题感到兴趣,稍后又扩大到国内新式学堂学生和一般知识人的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些可以深入探讨的题目。后来这些想法大都一一落实,撰写而成的论文,陆续发表后,收人结集的各部专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山大学,硕士也享有入库看书的特权,每日进馆,遍阅包括旧平装书和线装古籍的所有中外文书籍,大开眼界,思路迅速开阔。其间无意中翻到一本1913年出版的英文书《龙旗消逝》(J. C. Keyte, 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 London-New York-Toronto, 1913),记录陕西辛亥革命以及救援陕北受困传教士的历史,虽然其中所载图片有的已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选用,研究者却很少征引。尤其是升允在陕西独立之时曾经与革命军有所交接之事,为各种中文文献所未见。出于训练外文和深究史事的考虑,将其全部翻译成中文。可惜最近一次迁居过程中,遗失少量书籍文稿,这份译稿不幸在其中。另一份关于华兴会考证的长文草稿,也不见了踪影。

1981年,还在硕士二年时,有幸参加了长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倡行者主要是鉴于武汉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容量有限,希望为更多的后进提供机会。这一届以青年为主体的长沙会议,影响持续了几十年,如今各校不少研究骨干,仍是那次会议的代表。在三次革命高潮的架构依然主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环境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研究领域,都没有出现这样对新进学人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学术会议。而后来举办的孙中山研究青年学术研讨会以及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与之相比似也相形见绌。究其详,因缘时会,以及辛亥革命研究在那一时期具有更强的内在张力,当为重要原因。我生也幸,躬逢斯会,忝列预流之列。

硕士学位论文最后选定以1905年以前的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为题,是考虑到原来关于近代中国学生的认识,大都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留学生的研究虽然方兴未艾,却有资料的局限,不易形成前后内在联系的具体课题。国内学堂学生则刚好兼得两利。因为有了四川大学毕业论文的训练,收集资料、写出初稿不难,可是修改定稿却大费周章。材料太多,史事繁复,而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历史又很难将每个个体逐一陈述,如何叙事说理,而不是简单地铺陈罗列,对于初学者还是一大考验。在陈先生的指导和陈胜粦老师的具体点拨下,历时十月,十易其稿,终于获得通过。经过这次历练,对于掌握历史论文的写作自觉上了一个台阶,对于辛亥时期的历史也有了深入一层的认识。

硕士毕业,留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一年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开设了博士点,开沅师是首位由国务院学科评议组通过的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是首个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单位。我一方面预感随着教育学术的发展,系统完整的学位训练势将日显重要;另一方面,硕士论文只写了1905年以前部分,此后直到1912年清亡,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群体的人数更多,材料和史事更丰富,社会作用和影响也更大,若能在开沅师的指导下续完晚清国内学堂学生的研究,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同时也能将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向前拉长。

怀着这样的期待,抱着试试看的忐忑心情,向开沅师表达了希望入门执弟子礼的想法。由于硕士论文答辩时,开沅师是主席,知道底细,很快明确回复,欣然同意。于是来到武昌桂子山,师从开沅师,开始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其时开沅师正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事务繁忙,但是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同届的博士研究生共有四位,其他三位分别研究商会、袁世凯和护法运动,大体都在辛亥前后的各个层面,可以经常相互交流。另外,华中师大还有政治学和文献学的博士点,在读的几位也是好谈之士。我的兴趣广泛,常常和他们海阔天空地谈西马和上古生殖文化等等。因为每每吃饭时在阳台交谈,某日突发奇想,笑谈可以研究阳台进入中国的历史及其功能的演化。

为学不能满足已有,因而常常要有意识地为难自己,以求突破改变。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虽然是接着硕士论文的下限继续往下做,硕士论文也得到相当的肯定,可是并不希望仅仅做成硕士论文的简单放大或延续。那时中国的思想界相当活跃,相对滞后的史学界,也不甘成为“死学”,引进了五花八门的理论,用于解释历史问题。那些左冲右突的时髦尝试,大都拿着外来或别科的系统条理固有材料,如今看来不无幼稚肤浅之嫌,当时却令人耳目一新,年轻人尤为所动。自己也不能免俗例外,阅读了从结构语言学到行为科学的各类书籍,试图有用于研究历史。不过,历史学的训练还是本能地具有约束作用,一是总想追根寻源,不肯断章取义,二是不愿机械套用,尤其是不愿轻易用于表述,而是努力尝试在研究阶段运用相关原理方法解读史料史事。因此,虽然达不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如今看来还不至于太过令人汗颜。而且经过一轮漫山跑马,倒是对历史为综合的学问不宜分科有所体验。


二、承接


开沅师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家,尤其以辛亥革命史见长,尽管后来另辟教会大学史等崭新的领域,对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始终挂怀。还在辛亥革命研究如日中天之时,开沅师已经开始思考进一步推进提升的取径办法,并多次在学术报告中重点提示。大体而言,其取向包括相辅相成的两方面:一是要扩展辛亥革命研究的视野和方面,如加强对官绅商学等社会群体的研究,并着重指出应当大力研究作为革命对立面的清王朝;二是可以暂时跳出辛亥革命的范围,前后左右研究晚清民国史的各个时段层面,在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大幅度深化的基础上,将所获成果经验再转而应用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以期能够厚积薄发,反哺辛亥革命史,使后者提升到新的境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开沅师身体力行,组织力量,很早就开始着手编辑《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其中英档案有关辛亥革命部分的翻译。其时英国蓝皮书的相关部分已经翻译出版,两相比较,发觉后者往往于关键部分有所删减,以维护英国的形象。从而意识到辛亥革命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也体察到比较不同的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极端重要。

时间过去三十年,开沅师倡导的第一取向,在他的带领下取得显著的进展,而第二取向,恐怕有些不如人意。离开辛亥革命,多数学人向着各自心中崭新的领域披荆斩棘,一路狂奔,与初衷渐行渐远,好像不再打算回头,而且也回不来了。日本的辛亥革命研究会和国内的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相继解散,虽然原因各异,却反映了辛亥革命史已经从显学退隐,和孙中山研究相似,日渐成了逢五逢十纪念史学的一部分。

出现这样的情形,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只是大势的当否,尚有可议。近年来,与原来中国现代史合并称为中国近代史的百余年历史的研究,呈现时段和层面不断下移的趋势。导致这一趋势的因素无非是下列各项:其一,域外研究取向的带动。一方面,思想史、政治史、外交史等传统领域遇冷,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等等日新月异。其二,创新填空的驱动。本来所有的人文研究都必须在前人基础上再进一步,否则就是废话,还有抄袭之嫌,刻意要求,意味着可以沿袭陈说,反之,则希望用前人未见的材料研究前人没有做过的问题。其三,各种新材料的大量发现,不仅推动了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而且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四,已经前人研究过的部分难度较大,不易下手,难以超越,开辟新途则看似容易达成突破前人的目标。其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料的开放,原来处于历史研究视域之外的时段几乎可以同时满足上述所有条件,因而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研究对象。

平心而论,中国近代史的各个领域,很难说哪一部分已经研究到了穷尽的程度,无法继续深人扩展,可以束之高阁。与相对成熟的古代史相比,近代史更加显得薄弱甚至粗疏。中国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开始研究者较少,且多从其他方面转入,有些研究者的素质和意识略受限制。后来虽然人数迅猛增加,却又有趋易避难之嫌。在一段时期里,研究历史被以找好工作为目的的学子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而不得不读历史的人当中,选择中国近代史的原因有的居然是因为古汉语不好,不能选古代史,外语不好,不能选世界史。其实治近代史必须沟通古今中外,既要古汉语好,又要多种外语能力。加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原来选择性较明显,架构较为固定,禁忌和顾忌较多,许多重要的人与事,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更加令人头痛的是,材料太多,难以遍览,缩短战线,则容易偏狭。如何取得平衡,实非易事。可以说,治近代史其实是对学人天赋功力的极大考验。

所谓近代中国是史料大发现的时代,原来主要是指古代史料的发现远过于历代。至于近代史,除少数例外,一般不在学人的关注之列。古代史的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已经出现一些流弊,引起学界的警惕和批评。其中之一就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有时甚至错将常见书当作秘籍,遭到老辈的讥笑。而近代史料极大丰富,研究工作起步又较晚,未经前人过目的材料和较少着手的领域方面较多,学人受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之说的误导,一味披荆斩棘,而自诩填补空白。其实拓荒开垦形同刀耕火种,园艺式的深耕细作才是走出粗放时代的必由之路。

治史要想精益求精,必须专精与博通相济。前人披荆斩棘,垦荒拓殖,来者理应在其奠定的基础上反复耕耘,才能结出硕果。如果只是不断开荒,反倒很难走出蛮荒时代。前人尤其是前辈大家的工作,往往抓住本源主干,如大事要人与文物制度。要想超越,应该首先能够接续其研究,然后争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若是一味扩张版图,不能接续既有事业,很可能舍本逐末,得不偿失。应当学习借鉴古代史大家的治学良法,根据晚近史材料极大丰富的特点,加以调适,充分彰显其潜力。否则连接也接不住,遑论超越?而深耕细作不是划分畛域,株守一隅。专家的通论,充其量不过是横通。

治学之道,应当先因而后创,接着做是题中应有之义。学术要想创新,首先必须接得住。开沅师学术视野开阔,涉足的时段和方面甚多,其中尤以辛亥革命史研究最为人所称道。真正的耕耘者其实最能体察所开拓领域的潜力和趋向,他晚年仍一直将新编辛亥革命史资料作为重要事业,除了了却心愿,恐怕还有对于来者的期待。

近年来,有意承接陈锡祺先生的孙中山研究和开沅师的辛亥革命研究。这两个领域从来关系密切,同时并进,可以相得益彰。关于孙中山研究,陆续主持编辑编撰了《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孙中山史事编年》《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资料集》,正在编撰《孙中山纪念编年》和《孙中山图像编年史》。关于辛亥革命,从大小历史的不同视角,分别撰写了三本专书。此外正在主持编撰包括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纪念在内的民国重大纪念编年。努力的目标在于,搜集、整理各类新旧史料,深入探究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利用亲历者的日记,追寻近代中国政权鼎革之际各色人等的心路历程,作为重写大历史和呈现小历史的开篇,同时在整体联系的脉络之中,展现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历史枢纽作用,使得推进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与扩展深化整个近现代历史研究(诸如晚清史、民初北京政府时期历史以及同时代形形色色的人事)相辅相成。


三、转身


民初乱象横生,社会动荡,康有为幸灾乐祸,将辛亥年撰写的那些自认为奇思妙想却不合时宜的文章汇辑成《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的小册子,以显示其有先见之明。而一般民众身陷战乱危局,也常常抱怨早知如此何必革命。只是这样针对时势而发的怨言,并不能当成怀念清朝的证据,若是当真回到晚清,他们大概还是会毅然决然发动革命的。

集合概念往往后出,而“辛亥革命”或“辛亥革命史”的说法,则是事件还在进行之际就已经出现。武昌起事后,上海各大报纸对南北战事的胜负极为关注,纷纷开辟专栏,予以重点报道。1911年10月15日起,《神州日报》关于武汉战事的报道,除了延续使用“鄂乱”“湖北乱事”等指称,也明确说是“革命”,甚至出现每天固定地以“辛亥湖北革命史”为名目的专题报道。[1]随着形势的发展,10月26日,《神州日报》又将该专题更名为“辛亥中国革命史”。1911年10月27日,《时事新报》也将原来连续14天的专题报道“武昌乱事纪”改题“中国革命史”[2],稍后又以期刊形式编辑出版《中国革命记》。由渤海寿臣编辑,五族民报社1912年6月出版,汇辑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各报关于革命报道的专书,书名就叫《辛亥革命始末记》。或称该书以及同年由“草莽余生”(廖少游,又名宇春)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为最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实则这一概念很可能源自《神州日报》的专栏,只不过事件进行中“中国”被凸显,时过境迁,时间的分别更受重视。

能够接得住或是承接得当,须有一定的条件,需要相当的知识储备。就此而论,开沅师当年提出的扩展范围或暂时跳出,确是远见卓识。承接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这类前人成果相当丰富的老题目,并且希望由此开始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得益于三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其一,文献资料的大规模出版;其二,晚清史等前后左右相关研究的深入拓展;其三,学习和借鉴近代学问大家治史的取径和方法。

治史理应后来居上,不创新就形同废词,而根本的凭借是史料掌握的多寡和理解的深浅。套用一句流行语,研究历史光有材料是不够的,但没有材料则是万万不行的。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学术界出版界的自觉,各种历史文献被大规模编辑出版,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其数量远远超过上个世纪的总和。包括清史工程在内的多种大型资料出版以及网络资源的迅速膨胀,使得相关研究的取材较以往大为便利。虽然一味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容易偏蔽,可是没有新材料仅就旧材料反复解释,更加危险。况且,这些公之于世的文献,未必是尘封已久或躲在深闺,但除了少数机缘巧合者,相当多的部分接触利用可谓困难重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动手动脚找东西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上面,久而久之,容易误以为看得到比读得懂更加重要。治史应以平等眼光看待一切材料,并将新旧材料融会贯通,进而比较不同的材料以近真且得其头绪。在大量文献容易利用的基础上,可以使读人所常见之书说人所不常说之话的境界更上层楼。

就本书所及范围而论,开沅师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及《袁世凯全集》《赵凤昌藏札》和多种重要的日记文集报刊,都在其列。尽管这些新编新出文献未必全是新问世,可是经过整理编排,对于在原有时空位置中还原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大为便利。即便是影印出版,利用起来也极为方便。将所有新旧文献依时排列,大体能够一一对应,不仅可以相互比勘印证,近真求实,而且能够把握来龙去脉,进而体察解释背后错综复杂的联系。治史能够得到这样的典型案例和完整材料,可谓三生有幸。得此良机,全都仰仗前贤锲而不舍的努力。历史研究,若是不鼓励资料的编辑整理,一味要求推陈出新,只能是南辕北辙。

史料的大规模出版之外,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直接舰作用最大的,当属晚清史研究的显著进展。治史是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专精与博通互为支撑,因此不能盲人摸象,坐井观天。—味株守一隅,专攻一点,不及其余,做成打洞式的学问,难免偏蔽。个人的学术眼界如此,一个领域或方向的研究态势同样如此。学术史上,高明者大都无门无派,无招无式,即便有所渊源,也要竭力超越,穷其变化。否则,画地为牢,还以固陋为独门奇技,岂不贻笑大方。

晚清史与辛亥革命史,时段上高度重合,有时甚至可以说是一而二之事。开沅师最为识者称道的,恰是《翁张交谊与晚清政局》这类侧重晚清史的论著,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年代,这样别开生面的研究的确令人耳目一新。近年来,晚清史尤其是戊戌至清亡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诸多方面的成果明显较前深入拓展。尤其是制度和人事问题,已经开始进入精细化的境界。或以相关研究者人数和发表论著数量的减少作为凭据,认为晚清史研究相对于其他领域还处于滞后状态。其实,学术研究的高下,非但不能以数量多少为断,而且从之者众的热闹,往往是肤泛浅显的表征。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和论著数量早已超过其他各个历史学分支,可是其水准和地位一直颇受诟病的重要原因。

学问之事,往往喧闹的热潮过后,才能渐入佳境。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人当中,不乏训练和天分较好、素质较高、性情相宜、沉潜好学、耐得住寂寞的读书种子,正好适应时势的需求,进行精深的探讨。经过学人们不懈的努力,晚清史研究的水准整体大幅度提升,与专人和论著的减少适成反比。换言之,粗疏表浅的不入流做法,由于对清朝的体制人事认识大为深人,为重新探究反清一面的言行提供了重要参照和比较依据,单就革命势力一面立论的态度方式相应地随之调整,这就为深化和拓展包括革命在内的辛亥时期的历史进程研究,形成内在驱动力。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其发端又伴随着种种其他因素,预设前提的态度、粗放的研究方式以及随时而转的跟风趋时取向,严重影响了研究的格局和水平。在这方面,有必要学习古代史大家的治学经验,努力掌握其卓有成效的治学方法,应用于史料极大丰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倡导并且身体力行的长编考异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办法,尤其值得用心揣摩。“长编”不仅仅是资料排序或编年的初稿,也不像梁启超所说取材容易编排不难,既要在整体脉络中展现前后左右的联系,又要呈现比较不同史料以近真的取舍过程。这不但有助于改变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观念先行任意取证的偏蔽,以及亊实未明急于说理的通病,更能强有力推动进一步夯实基础,垫髙平台,使良法与材料相辅相成,发挥更大的效用,进而衍生发展出良法的变体甚至生成变相的新法。

就个人而言,二十余年来进行的庚子勤王、孙中山、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等方面的研究,对于重新接续辛亥革命研究具有直接的支撑作用,其效应相当显著。

着手庚子勤王的研究,其实是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和撰写孙中山传记的副产品,按照长编考异之法将所有资料顺序编排,比较近真,得其头绪,发觉原来的解读几乎完全错误,不能将所有材料史事安放到得其所哉的位置。于是拨开迷雾,从头梳理,渐渐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而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研究,为集众的工作,参与者数十人,历时二十年,从隐初隐约朦胧的雾里看花,到来龙去脉,胸有成竹,在中学、西学和东学的架构下,依据材料将人事放回原有的时空位置,将思想还原为历史,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此番重回辛亥革命的努力,前后共得50余万字,分成两本专书,其中《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基本运用《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的成法,另一本则为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的挪移。

曾几何时,凡事都好套用时代与阶级烙印的说词,细想也并非毫无道理。胡适指钱穆、张其昀等人是未出国门的苦学者,部分原因是说他们保留旧观念较多,不能如自己改得彻底。胡适的思想是否彻底,见仁见智,但是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息活动,如果没有外力作用,不易跳出思维的定势。欧洲走出中世纪,尚且如此。人生所受教育,都有时代痕迹,观念说话作文,难免留有印记。如今重读自己早年的作品,遣词用字就有显而易见的岁月流痕。而教书的过程中惊奇地发现,一茬又一茬的青年学子流水而过,这些痕迹似乎辗转在他们身上依然显现。不禁慨叹历史教育的基本规则,仍有加强贯彻的必要。

长编考异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最能体现历史研究视角的相对性,将钱穆所说的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清晰分别,始终保持高度自觉。历史的相对性与所谓相对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主要是指历史亲历者立场态度地位条件各异,所记只能反映其有限的知,必须前后左右多角度全过程比较参看,才能察其大体,把握内涵外延。如此这般,有助于探究观念事物的渊源流变,防止以时代意见取代历史意见。

专题研究应立足于先行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所有与本专题有不同程度、层面联系的相关研究所达到的前沿为出发点。而专题研究各有视角取径,所谓先行研究并非综述,不必详细罗列所有相关论著,而又不能遗漏有贡献之作。对此研究者必须胸有成竹。时下中国近现代史发表出版的论著虽多,却往往不能包含其先行研究,甚至不及先行研究。如果不加甄别地一概罗列,反而暴露继起者不把握既有研究依时序后来居上的进展。那种罗列之后又滥加但书的征引,表明作者一方面误将先行研究视为自己的工役,另一方面则不知如何才能紧扣主题取舍得当。须知前人立论,各有视角,并非为自己打工,贡献之外,便是留下的空间。更有甚者,每每罗列大批关联不大的论著,以炫其博识,却遗漏最重要的直接关联研究,因为若不如此其论著很可能变得毫无价值。这样故意毁尸灭迹,虽然屡屡瞒过不得要领的刊物和毫无章法的评审,却不能尽欺天下人。治学必须高度自律,心术不正,即使侥幸得逞于一时,等于将自己永远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来者的警示。

本书并非全面检讨后来所称辛亥革命时期的史事,而是聚焦武昌起事至清帝退位、民国肇建大约半年左右时间里,风起云涌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的博弈角逐,也就是严格意义上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由此演出的一幕幕大戏,较荧屏银幕上的演义何止精彩百倍。现实比魔幻更加千奇百怪,丰富多彩,而历史本来的变幻莫测,让任何添油加醋都黯然失色。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政坛过招,可谓棋逢对手,双方的出招拆解,明显较他人技高一筹。那些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指摘议论,自以为聪明过人,道德据高,其实是缺乏了解同情看不出门道的外行话。连过往的历史本相也会一叶障目,回到现场,恐怕难以成为真正的对手,自然也就不可能领略双方的袖里乾坤。

自然界的旭日残阳,绝无交集的可能。而帝制终结与共和登台,却是相互交错。只不过夕阳余晖,尚有人恋恋不舍;旭日东升,还须穿云破雾。这与清帝退位和接收清朝何其相似。在革命进程中革命党一方是堂堂正正之师,其他各方留在历史画卷上的则多是侧面和背影,包括清帝黯然退位下台,最后一代王朝寿终正寝。清帝退位后,自己的作为与世事的变化交相作用,使得清朝的帝后王公亲贵乃至满人,渐渐成了失语者,即使偶尔发声,也多是负面。这与退位之初各方的观感很有些不同。而导致二千年的帝制一朝覆亡进入共和时代,武力革命固然是主动,谈判桌上的折冲樽俎,台面下的密谋斗法和交易妥协,同样至关重要。关于清朝如何结束,民国如何建立,既有认识还存在不少盲点误区。由共和取代帝制,对于在皇权的灵光笼罩下生存了数千年的中国人,实在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望着那些逐渐逝去的背影,总有一种正面相对、仔细审视的冲动。也许这就是史家的天性。

关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学界从来意见各异,比较具有共识的,就是推翻皇权,终结帝制。尽管对于中国是否需要皇帝,民初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尽管当今世界上依然保持皇权王权的国家不在少数,而且社会发展程度并不因此受限;尽管有些王权在社会矛盾不可调和之际,的确起到了化解的作用,避免了流血冲突的惨剧;尽管王国的臣民们对帝王毕恭毕敬之余,王室成员的大事小情俨然已经成为重要商机,不仅可以怡情,而且能够发财;我还是庆幸辛亥中国不但将清帝赶下台,而且一劳永逸地结束帝制,让中国人从此不必继续再向帝王顶礼膜拜。

本书的取材,得到门下在读的博士生赵建民、邓华莹(现为中山大学副研究员)等人的帮助,尤其是前者,具有超强的搜寻和下载电子版书籍的能力。核对引文则由余露(现为岳麓书院助理教授)承担部分工作。提供过资料帮助的还有骆宝善、刘路生、左松涛等师友,谨此一并致以谢忱。


[1]《神州日报》1911年10月16日,第3版,“特别纪亊”。

[2]《中国革命史初纪》,《时事新报》1911年10月27日,第1张第3版,“特别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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