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下)——空间革命、横向时间与置换的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9 次 更新时间:2018-11-15 01: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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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将世纪的诞生置于空间革命的条件之下,从横向时间的维度重新分析了“起源”问题和这一时代的“置换的政治”与“自我否定的政治”。20世纪的一个显著的文化政治现象是概念横移,即在共时性框架下,不同时间轴线中的历史内容被转换为可以在同一套话语中加以表述的现实,但这些话语或概念——诸如国家、主权、人民、阶级、公民等——的政治内容无法从其欧洲起源处给予界定。在这些陌生的概念被用于迥异于诞生它们的历史条件之时,不但催生了新的意识、价值和行动,而且也产生了新的政治逻辑。因此,离开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也就难以解释20世纪中国的意义。作者以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与毛泽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胜利的哲学”为例,重新分析了20世纪中国的绝望与希望、失败与胜利。

   【关键词】 空间革命,横向时间,置换的政治,政治的集中,失败与胜利

  

一、空间革命、横向时间与置换的政治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将政治行动与历史前提的关系放置在“历史与重复”的框架下观察,即透过“重复”理解旧形式的新内涵。①不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革命与反革命的图景,20世纪的革命与反革命发生在空间革命的条件之下,或者说,发生在世纪的多重时间的共时关系之中,从而其重复与置换的政治常常是横向的时间关系的主题。如同19世纪的欧洲变革一样,新旧问题或古今问题始终盘旋于20世纪的政治空间;但这一新旧矛盾是在多重时间之间发生的冲突,已经无法与横向的时间关系相脱离。横向关系不仅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即将不同的时间轴线相互连接的进程。正是由于存在着这一进程,历史的叙述不仅是从过去到现在的变迁,而且也是从那里到这里、从这里到那里,或多方之间的互动。“起源”关系很可能是横向的,更接近于交换与流动。因此,尽管20世纪的政治常常诉诸所谓古/今、中/西的对抗或调和形态,但这一坐标实际上不过是新的共时性所内涵的多重时间关系的极简表述。

   帝国主义概念是以经济分析为中心的,但不同于19世纪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将全球关系和帝国竞争置于中心,从而与地缘政治关系、军事力量对比,以及东西文化问题相互纠缠。在这一语境中,政治是如何发生的呢?离开一系列全新的概念或范畴,20世纪的政治及其历史含义似乎无法呈现;但同时,如果将这些通过翻译或转译而来的概念作为构筑和解释历史图景的基础范畴,话语体系与社会条件之间的错位又常常如此明显。在这一时代,个人、公民、国家、民族、阶级、人民、政党、主权、文化、社会等概念成为新政治的中心概念;生产、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及其附属概念,成为描述中国和其他社会的基础范畴;“薄弱环节”、敌我关系、“边区”、“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统一战线等命题全部产生于对帝国主义条件下全球和国内局势的判断和战略战术的思考。

   在上述这些主要概念、范畴和命题中,除了极少数产生于具体斗争的概念和范畴——如“边区”“中间地带”之外,绝大部分用语源自对19世纪欧洲概念和命题的翻译和挪用。20世纪的革命者和改革者迅速地将这些概念、范畴和命题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却让新时代的历史学家们苦恼不已。例如,许多学者对于封建一词在现代中国的“误用”大加嘲笑,颇费周章地考证封建概念的欧洲根源,论述这一概念的中国运用如何错解了封建一词的“原意”,进而误导了现代中国政治。如果封建这一范畴源自彻底的错用,那么,此前与此后的社会形态描述又有什么根据呢?②再如,在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体制确立的背景下,社会主义者们发明了“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它被视为真正的、代表未来的革命主体。在20世纪中国,对于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的探寻是一个持续的政治进程,但在工业化如此薄弱的社会,工人群体的数量、规模和组织程度都极为弱小,甚至作为其对立面的资本家群体能否构成一个阶级也曾遭到质疑。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误会”的产物呢?

   印度“庶民研究”的代表人物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发现:在印度和其他的非西方世界寻求革命主体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无产阶级这一西方工业社会范畴的替代物,如农民、大众、庶民等等。③但重复与置换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无产阶级这样的范畴上,而且也发生在前面提及的几乎所有范畴上。革命与反革命的双方都体现着这一置换的逻辑。这些范畴没有一个可以简单地按照19世纪的逻辑给予解释,也没有一个可以单纯地按照其古典词根给予说明。20世纪中国的许多范畴和主题都是对19世纪欧洲的重复,但每一次重复同时也是置换——不仅是背景差异的产物,而且也是一种政治性的置换。这些概念重组了历史叙述,也打破了旧叙述的统治地位,从而为新政治的展开铺垫了道路。这并不是说这一时代的话语实践不存在概念或范畴的误植,而是说若无对这些概念或范畴的政治性展开过程的分析,我们根本不能理解它们的真正内涵、力量和局限,从而也就不能通过它们理解20世纪中国的独特性。

   丰富的横向关系是空间革命的产物。如前所述,世纪的诞生意味着多重时间中的变迁转化为共时性内部的非均衡性,从而产生了从横向轴线观察历史的绝对需求。概念的横移及其在不同历史时间中的作用,正是20世纪最为醒目的现象之一。这一时间性的转换实际上是以所谓“空间革命”为条件的。④在空间革命的前提下,时间性的关系越来越具有横向性,当代的变迁以及用以描述这一变迁的话语无法在历时性关系的纵贯线上加以叙述,而必须在多重时间之间给予说明。我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概念横移,其功能就是在共时性的框架下,将不同时间轴线中的历史内容转换为可以在同一套话语中加以表述的现实。换句话说,上述“置换”(亦即新政治的发生过程)必须置于由空间革命所造成的横向时间关系中才能解释——在这些陌生的概念被用于迥异于诞生它们的历史条件之时,新的意识、价值和行动诞生了。

   空间的拓展意味着政治生活形式的重组,它不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而且也重新结构了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分类原则。日本学者曾经在欧洲历史的参照下,将中国或“东洋”的历史区分为以黄河和内陆为中心的时代、以运河为中心的时代和以沿海为中心的时代,而明治以降,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时代。这一对于中国或“东洋”历史的空间性分析,实际上是以欧洲比较地理学所叙述的河流(两河流域的历史文明)、内海(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时期)和海洋(伴随美洲的发现和环球航行而来的殖民主义时代)的空间革命叙述相呼应的,其结论部分也正是作为现代国家雏形的德川日本。空间革命不仅意味着历史地理观念的巨变,而且彻底重构了整个地球秩序:海洋时代与机械的力量、工业的力量、民族-国家的力量等结伴而来,同时带动着城乡关系的重组、国家形式的变迁、地缘关系的转变、民族认同的重构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巨变的时代。在推进和迟滞这一巨变的政治行动中,新的观念、尺度、经济形态、政治形式,以及社会-政治行动的不同维度一一被发明和创造出来。新的个人、新的人民和新的民族,或者,旧文明的新生命,以迅猛的姿态在历史的废墟上诞生。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待这场空间革命,他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⑤

   这里以国家形态和主权内涵的转变为中心观察在多重时间关系中爆发的空间革命的意义。从马克思的视野看,空间革命导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赖以维系的“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这一“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创造了新的城乡关系、新的民族关系、新的区域关系,其结果便是由“生产的集中”而产生的“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⑥马克思没有分析为了适应历史条件的差异而产生的各种妥协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安排,但即便是那些最富于弹性的社会体制与上述进程之间也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对于中国而言,“政治的集中”是漫长历史传统的延伸,还是生产和交换关系所要求的新形式?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是将这一现象置于多重时间的横向关系中考察。因此,无论是“挑战-回应”的方式,还是“内在发展”的逻辑,都难以充分地解释中国革命及其曲折过程,也难以说明主权和其他领域的“延续性”得以发生的空间(或时间的横向性)条件。

   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角度探讨空间革命与“政治的集中”(统一的国家)不同,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在欧洲的历史脉络中,将空间革命溯源自16世纪大航海时代为新疆土的拓殖而展开的竞争。海洋霸权和土地占取(Landnahme)⑦及其政治形式构成了这场竞争的关键内容,但就基本秩序的形成而言,这不仅是霸权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且是两种具有深刻宗教和文化背景的秩序之间的竞争。换句话说,这场竞争之所以被赋予历史转折的意义,是因为它不仅是通常的利益纷争,而且是两大阵营即天主教阵营和新教阵营围绕在新发现土地即殖民地建立何种秩序的斗争;又由于这场围绕土地占取及其政治形式的斗争的先决条件是一场远离故土的、必须穿越海洋才能进行的斗争,因此,后来者首先对先到者的“世界霸权和海洋垄断权发起了第一轮富有成效的攻击”,进而将教派性内战转化为“一种关于最高政治决断权”的新理念。⑧

   因此,从施米特的角度说,不是霍布森、列宁所描述的新旧帝国主义的区别,而是天主教与新教的区别,构成了这场发生在欧洲国家之间斗争的动力,并为一种新的政治主体的登场铺平了道路。正是这场斗争“使所有的神学-教会的冲突中立化,使生命世俗化,就连教会也变成国家的教会”,“在这种情势下,‘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在法国首次获得了权威的法律形式。由此,‘主权国家’这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开始进入欧洲民族的意识之中。对于以后几个世纪的想象方式而言,国家完全成为了唯一正常的政治单元的表现形式。”⑨因此,对于欧洲人而言,“这个转折点就是国家时代的开端,在长达400年的历史中它规定了现代世界的尺度和方向。这个时代一直从16世纪延伸至20世纪,国家乃是统治一切的政治统一体的秩序性概念。”⑩

   然而,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并非产生于16世纪的欧洲,中国的国家时代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发端了。在19世纪晚期,渊源于教派性内战的主权国家对于清朝而言仍然是陌生的,中国的儒者用“列国之势”描述世界秩序,明显地诉诸周代竞争性的政治模式理解当代世界的局势,并以之区别于秦汉以降的大一统王朝体制。从生产形态看,在欧洲势力主导或控制亚洲地区时,这一区域也存在着不同的国家类型,如中国、奥斯曼、萨菲、莫卧儿等以农业为主的帝国和基卢瓦、霍尔木兹、卡利卡特、马六甲等以商贸立国的规模较小的沿海国家。11这一国家类型的分类方式与施米特关于陆地与海洋的论述遥相呼应。对于中国而言,郡县制国家的形成和演变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为文化上统合儒法、权力上高度集中、形式上高度官僚化、族群关系上综合郡县与封建、内外关系上极为丰富的王朝政治提供了大一统国家的基本框架。为了因应内外变化和危机,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变革不得不借助各种外部力量、形式和价值观,但孔飞力争辩说:“从本质上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在承袭了18世纪(或者更早时期)诸种条件的背景下,19世纪的中国政治活动家们其实已经在讨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或政治控制之类的问题了。”12

当人们在历史延续性的脉络下叙述中国集权性行政体制的现代生成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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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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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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