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陆地与海洋——“空间革命”与世界历史的“麦金德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8 次 更新时间:2018-11-15 0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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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通过全球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变迁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演变,从而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建立起全球历史的宏观视野。他从“空间革命”的角度来考察地理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欧亚大陆主导的亚洲时代、地理大发现以来海洋世界主导的欧洲时代,以及1900年之后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可以被称为“麦金德时代”:一方面,1900年之后人类历史无论以何种面目展现出来,在地缘政治上始终是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时代,至今没有走出“麦金德时代”;另一方面,麦金德之后地缘政治学始终未能突破他的基本理论范式。中国崛起不仅要具有普遍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考,而且要有全球地缘政治意识,思考地缘政治战略之“术”,以及地理与人类历史的内在关联,探寻人类历史发展变化之“道”。

   【关键词】 地缘政治,全球史,空间革命,麦金德时代

  

   当遥远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些世纪,并象我们现在研究埃及历代王朝那样把它们缩短来看时,他们很可能把最近的这四百年描述为哥伦布时代,并且将会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在1900年以后很快就结束了。①

   在1904年发表的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以下简称《枢纽》)的著名演讲中,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开篇就以史诗般的恢弘气势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和后哥伦布时代。这个历史划分标准无疑是以全球地理的探索和发现为标准。在前哥伦布时代,人类文明集中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地理空间中,彼此存在有限的联系。哥伦布时代就是西方文明通过全球航海进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经过四百年的努力将一个完整的地球展现在人类面前,从而使人类进入后哥伦布时代。如果对比我们所熟知的,诸如黑格尔、马克思等大思想家们通过大部头的经典著作对人类历史进程所做的划分,就不得不说麦金德在《枢纽》中对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划分,以至于这篇演讲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一道被看作改变世界的“巨著”。②

   一个地理学家的演讲之所以成为改变世界的“经典”,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麦金德对地理学和政治学的独特理解,尤其是在地理学界关于“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与“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的辩论中,发展出一套“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以期揭示地理与人类政治活动的历史之间具有某种稳定且隐秘的内在法则。《枢纽》因此成为政治地理学的经典文献,麦金德也因此被看作政治地理学或“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的开创者。③

   无论是地缘政治学,还是政治地理学都会探讨地理与政治之间互动的法则,这就意味着一个熟悉地理法则的地理学家能够为政治活动提供相应的战略性思考,从而让地理因素在人类政治活动中从盲目力量变成自觉力量。由此,在这门学科内部,或者人们在对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这些概念的微妙使用上,就显示出这种内在的张力。④一种趋向就是致力于将政治地理学发展为一门理性、科学的知识。这就意味着以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来考察地理对人类行为,尤其是政治活动的影响。这种研究趋向强调政治地理学的科学性和知识性,从而探讨地理法则的客观约束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甚至上升到地理“决定论”与“或然性”之间的哲学争论。这种趋向更多地被称为政治地理学,以强调这门学科的历史地理学要素。另一种趋向则致力于将政治地理学发展为一门战略学科,强调用具体的地理学知识来为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或军事战略等服务,由此政治地理学也很容易蜕变为一种“地缘政策”(geo-policy)或“地缘战略”(geo-strategy)。⑤这种趋向更多地被称为地缘政治学,以强调这门学科的“政治学要素”。

   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实际上同时包含了上述两种趋向,一方面麦金德始终强调政治地理学的“自然地理学”基础,从而在地理学科的知识传统中定位政治地理学;另一方面麦金德的著作又具有很强的地缘战略意识,旗帜鲜明地用政治地理学为大英帝国以及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秩序服务。无论是1904年的《枢纽》、1919年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政治学的重建》(以下简称《重建》),还是1943年发表的《环形世界与赢得和平》(以下简称《环形》),其重心在于提出具体的地缘战略。因此,人们对麦金德的理论关注也普遍集中在其地缘战略思想。⑥然而,麦金德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地缘政治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保卫大英帝国与民主,提升教育包括地理学教育。他的地缘政治主张不过是他在更大的世界中偶尔展现出将想象力与洞见运用于阐述历史与地理互动中所体现出的价值。”⑦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理解麦金德的地缘战略思想,就必须理解他对政治地理学的理解,尤其是从政治地理学出发对人类历史进程所做的划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其地缘政治战略的要旨所在。

   本文认为,麦金德通过全球地理空间中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变迁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演变,实际上构成对欧洲传统人文主义史学观念的一场革命,从而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建立起全球历史的宏观视野。具体而言,麦金德从“空间革命”的角度看待地理空间上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变化,并依此考察地理空间的变化对人类政治空间的支配性影响,从而将世界历史划分为欧亚大陆主导的亚洲时代、海洋世界主导的欧洲时代,以及1900年之后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可以被称为“麦金德时代”。我们之所以将1900年之后的世界称为麦金德时代,一方面在于强调1900年之后人类历史无论以何种面目展现出来,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始终是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时代,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走出麦金德时代。因此,我们对1900年之后的世界的理解就不能囿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必须看到地缘政治的支配性力量,唯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清醒地认识中国道路选择的地缘历史背景。另一方面,麦金德之后的西方地缘政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就战略思考而言,依然处在麦金德的理论范式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全球性大国,不仅要关注普遍性的政治哲学思考,而且要具有一种普遍主义的全球空间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地缘政治学是一个国家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必修课。

  

一、地理空间与全球历史:西方史学观念的革命


   从古希腊开始,地理始终与政治历史叙述纠缠在一起,可以说地理与历史是在一个思想母体中成长起来的。然而,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地理学受到科学影响而与历史学、政治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逐渐分道扬镳,以至于早期与历史、文化和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地理学被视为“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而采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地理学也被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被称为“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自然地理学”普遍采用现代地图制作技术和现代地质学的成就,服务于地理大发现推动的全球地理探险。随着19世纪地理探险区域的结束,地理学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深刻危机。在这种背景下,麦金德提出了政治地理学,探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自然地理环境力量与人类社会政治支配力量之间的互动。换句话说,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地理环境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对人类的政治活动发挥着作用。如果你客观地认识到这种地理环境的力量,并在政治活动中善加利用,那么政治地理学就变成理性科学。《历史的地理枢纽》这篇演讲的题目就清楚地展现麦金德试图在“历史”与“地理”之间建立的内在关联。

   然而,在对这篇演讲的解读中,人们普遍关注其中关于地理乃至地缘政治战略思想,而普遍忽略了麦金德对历史本身的理解。少有的例外是刘小枫从历史文明观的角度来探讨麦金德的理论中隐含的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史观与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之间的张力,并以此为线索来系统地解读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⑧如果说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史观贯穿麦金德思想的始终,那么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则主要体现在《重建》中。刘小枫正是从《重建》中提出的民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出发,关注的重点不仅是麦金德的地缘战略,而且是麦金德试图通过政治地理学来开展国民教育,以弥补西方民主国家因过分陷入理想主义的不足,即在用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史观来弥补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的内在不足。⑨

   然而,如果仔细分析麦金德在《重建》中的民主理想,这种民主理念更接近于英国式的均衡理念。麦金德在其中试图寻求人类和平的平衡之道,包括陆地与海洋之间空间地理布局的平衡,世界强国组织与国际联盟的平衡,甚至农业与工业不同生产方式之间协调发展的平衡。⑩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集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区分更接近于陆地与海洋两种地理的惯性所形成的两种组织形态和生活方式,与启蒙思想家眼中的普遍历史观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到麦金德在《枢纽》中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划分,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麦金德的历史观实际上颠覆了启蒙思想家所阐述的普遍历史观。

   无论是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历史观,还是启蒙时代普遍主义的历史观,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西方中心主义的重点在“西方”,即这首先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中心主义,即以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的历史作为人类历史展开的轴心。然而,“西方人”与“东方人”、欧洲与亚洲这样的划分本身就是西方人在思想观念上建构起来的“自我”与“他者”的产物,由此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叙述始终以西方地理空间为中心,建构起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欧洲连续展开的人类历史。这种历史叙事至今左右人们的头脑,以至于“言必称希腊”甚至成为我们思考人类历史的常见方式。这种贯穿西方始终的人文主义历史观有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东方历史从属于或依附于西方历史,由此西方历史是连续发展的历史,而东方历史不仅是碎片化的历史,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神秘的、想象的,甚至病态的历史。这是因为东方国家和民族只有与西方发生关系并进入到西方人的视野中,才偶尔吸引他们的目光,零星地进入他们的历史。当他们不能理解东方的时候,只能通过想象来建构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神秘东方,而这样的东方显然不是真实的东方,而是西方的想象。无论波斯帝国、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蒙古帝国,还是印度王朝和中华帝国,在欧洲人的历史叙述中始终以一种碎片化的想象——有时是理想化的想象,有时是妖魔化的想象——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西方人才具有完整的历史,东方人不过是作为想象的碎片编织在西方人建构起来的历史观念中。

   其二,通过历史书写建构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关于政体学说中建构起来的自由民主政体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对峙,而且体现在普遍历史观念中文明与野蛮的对峙。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推进和近代西方的兴起,全人类的历史逐渐进入西方人的视野中。西方人通过政体学说将欧洲国家与亚洲国家对立起来。欧洲国家要么是以古代雅典城邦为代表的民主政体,要么是以近代英国为代表的自由政体,这些政体的根本特征是自由、平等,以及由此带来整个社会的商业繁荣与和平。然而,东方亚洲国家无论在现实中有多少不同的政体,都被冠以“东方专制主义”——不仅用来描述中国的君主官僚制,也用来描述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政体,还用来描述中亚的游牧王朝。总而言之,专制政体意味着君主的任性以及由此带来整个社会的奴役、愚昧、战争和压迫。11

与此同时,在西方基督教神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哲学开始建构自身的普遍历史,从而将全人类的普遍历史看作普遍精神展开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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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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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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