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共和与国教——政制巨变之际的“立孔教为国教”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2 次 更新时间:2018-11-15 01: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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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  

   【内容提要】 本文以民国初年围绕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主张的政治辩论为中心,从康有为这一主张的命运讨论中国现代政治转型问题。康有为以孔教会为基本平台介入政党竞争的谋划,是一种宗教的政党化现象,可称为跨越政党边界的宗教。除反对立国教之外,袁世凯阵营的尊孔论述对康有为尊孔思想的要点都有援引或呼应,包括以孔子太平大同之义作为共和时代尊孔的理由、俗本政末论和教俗不可变论。新文化运动时期康有为的大同立教论第一次被系统性地批判和否定,并被视为帝制和专制的思想文化基础。本文认为,康有为指出的政教双轨疏离意义上的“政教分离”趋势,是现代社会相对于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化。康有为意识到再也难以回到政教相谐的传统时代,只能在政教双轨疏离的基础之上继续探索,进一步推动了从传统的政教相谐向以“教”领“政”的政治转型。

   【关键词】 大同立教,跨政党宗教,国教,政教分离,现代政治转型

  

一、引言:“大同立教”、国教问题与共和的道德基础

  

   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等人在辛亥革命之后推动立孔教为国教,是中国近代以来少有的以“国教”为中心议题的政治现象。中国儒释道三教源远流长,但中国的传统是世俗国家与世俗文化形成“大一统”,各种宗教和平共处,“三教合流”,这与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长期陷于宗教战争的政教关系状况有根本的区别。①按照王韬在《原道》中的论述,与西方国家“以教统政”不同,中国是“以政统教”。②在漫长的帝制时期,儒教一直不是一种建制性的宗教,士林领袖并非在世教主。中国的一些区域例如西藏曾有政教合一的地方性政权,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曾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但中央王朝向无设立国教的传统。

   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构想的主要依托,并非中国传统的政教制度,而是中央王朝尊崇儒学的悠久传统。不过,即使执政者如民国初年的袁世凯那样尊崇儒学,由于有诸多途径宣扬儒学,未必愿意“画蛇添足”地设置可能成为制约自身权力的国教会;如果执政者不再尊崇儒学,立国教更无从谈起。“立孔教为国教”议题曾在民国初年的国会和社会舆论中引发辩论,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之后,此一议题的影响力迅速衰微,乃至在中国的国家政治议程中销声匿迹。尽管康有为立孔教意在张扬儒学传统,但立孔教为国教并不合乎中国的政治传统,这是康有为的立国教设想无法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有关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研究中,有一个明显的矛盾现象一直被忽视:虽然康有为反对袁世凯复辟,袁世凯也反对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但在袁世凯筹划复辟期间开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将康有为与其主张的孔教作为反复辟运动的首要论敌。运动的主将们认为,康有为提供了袁世凯尊孔复辟的思想资源,他主编的“《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③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对康有为与袁世凯复辟的关系会有这种看起来矛盾的论断?这一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得到清晰的梳理。

   以往对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构想及政治努力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康有为鼓吹立孔教以及立孔教为国教,是历史的倒退,对这一政治现象给予简单的否定。这一倾向多见于20世纪中后期的研究。二是认为,立孔教为国教,可为儒家文化的复兴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础,康有为的国教设想仍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近年来相当部分有关康有为国教论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包含了对康有为的孔教论与国教论的同情。这两种研究倾向共同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对孔教的历史价值给出判断。

   以往有关康有为孔教观的研究,无论持否定还是同情的态度,对康有为与复辟意识形态之间关联的理解,深受新文化运动对康有为与复辟关系论断的影响。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确凿地证实了新文化运动此前对康有为与袁世凯复辟关系的批判并非无的放矢。这一判断对后世的影响很深,使得后世研究者很少更进一步地关注复辟意识形态的复杂之处,即忽视复辟意识形态同时也强调“大同”,以及这种复杂构成与康有为孔教思想复杂构成的关联。忽视了这一关键要素,很难充分理解为何新文化运动会将孔教视为共和之敌,并将“东西方文化”的对立结构确立为孔教批判的一个基本知识框架。

   本文将梳理康有为的“大同立教”思想及实践与袁世凯的复辟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联,亦将分析新文化运动对康有为“大同立教”的系统批判。由于康有为倡立孔教被视为其帝制复辟的一部分,其以“大同”阐释作为立孔教根基的一面长期被忽视,这一系统性批判的内在结构也长期隐没不彰。

  

二、跨政党宗教的建构:建党与立孔教的分岔与重叠

  

   康有为的立孔教思路有其特别之处,即以大同太平之义的阐释,奠定孔教作为全球性宗教的基础。他所谓的“以大同立孔教”,其实是“托孔立教”。④

   从最初阶段开始,康有为立孔教的努力与建立政党性团体的努力,便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功能,齐头并进,颇有交集。在见到光绪帝之前,成立强学会、圣学会,是康有为和弟子们“谋于下”、自下而上动员民众革新救国的政治努力的一部分。京师强学会、上海强学会于1895年成立,此后不久,即因为“御史褚成博与大学士徐桐恶而议劾”等原因被解散。康有为曾在诗文中称强学会为“政党嚆矢”。⑤梁启超后来曾回忆:“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⑥“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⑦1898年3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保国会章程》第二条提出:“本会遵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谕,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⑧这是目前所见康有为第一次使用“国教”概念。1897年4月,康有为与唐景崧、岑春煊等人在广西桂林组织发起圣学会,此为孔教会的先声。康有为将圣学会与强学会相提并论,都视为“开议院、得民权”,进行社会启蒙和动员的政治努力的一部分,也是“谋于下”的一部分。康有为曾将认识光绪帝视为自己的政治行动从“谋于下”向“谋于上”转变的关节点,⑨在建立君主立宪制与寻求立孔教为国教这两方面都经历了这一变化。

   在流亡海外(1898年—1913年)的前期,康有为的重点是组织保皇会。虽然南洋等地华人常将儒学视为宗教,⑩但最初康有为在建立孔教会方面并未用力。1907年,陈焕章筹备成立昌教会,希望康有为出面主持。11康有为对此的意见是,立教与建党都是大事,但当前重点是政党建设,因为要预备不久后中国将成立议会的新形势,推动开党禁,在此基础上,再致力于在内地广设孔教会。他在《与梁启超二三子书》中说:

   乃者陈重远大发教愿,请吾重主教事。二者皆大事,不可得兼,必有一取舍于是,正拟大聚吾党一议决之。……当议会之将开,及人才之渴望,因而收之,以成党势,诚至当之事,势不可不急起直追者也。……则为今之计,以开党禁为最急而一面推行会事焉。12

   此前,康有为曾于1906年底准备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党”。13梁启超得知后,写信建议康有为不用“国民宪政会”。康有为接受了这一建议,于1907年3月23日将其改名为“帝国宪政会”。141911年初,“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帝国统一党”,“合全国人士与蒙古藩王共之”。15

   辛亥革命的爆发,远东第一个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共和革命主张的初步胜利,康有为的改良保皇主张遭遇挫败。之后政党纷起,斗争激烈,康有为一党的落后之势已经明显,并且很可能会每况愈下。1912年6月,康有为在《与梁启超书》中极为焦虑地说:“近者连接外埠书,皆极怨散之言。十余年辛苦经营,今真尽矣。呜呼!从前乱时,吾等犹可以不破坏自解,今者各处党发如麻,而吾党无声无臭,安得不令人愤绝望绝而散。”16

   民国肇建之后,即在教育领域开始革命性变革,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2月13日,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直指“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17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重新考虑立教问题,不再认为立教不如建党重要。一是国家政制经历千年未有之巨变之后,社会秩序的崩溃与重建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他在《与陈焕章书》中认为,忧虑纲纪伦常瓦解的社会政治力量相当可观,发展和宣扬孔教、提倡尊孔可以迅速动员这一部分政治力量:

   近者大变,礼俗沦亡,教化扫地。非惟一时之革命,实中国五千年政教之尽革,进无所依,退无所据。……虽然,时变之大者,必有夫巨子出,济艰难而救之,今其时也。吾欲复立孔教会以振之。……先行于瀛,徐推行于各省会。不及半年,人心愤激,必可令各郡县皆有孔会焉。18

   二是通过孔教会(作为孔教的教会,入会即入教),可以在国会中“曲线”扩张政治势力。康有为设想:

   今为政党极难,数党相忌,半年而无入手处。弟海外新还,始附党末,我始为仆,几时树勉难矣。昔弟在美,以行孔教为任,研讲深明。今若以传教自任,因议废孔之事,激导人心,应者必易,又不为政党所忌,推行尤易。……及遍国会,成则国会议员十九吾党。至是时而兼操政党内阁之势,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我争乎?此又所谓远之而近之也。吾欲决开是会,欲付托于弟……弟若专致身于教,实可与任为两大,若仅附托政党,则末之也已。19

   康有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多数国会议员仍然认同孔教,也会加入孔教会。以这一假设为基础,他以为孔教会可以借此成为国会中事实上的第一大党。康有为认为,基于在政治竞争中获得优势这一相同的政治目标,建党与立教的政治特点与效能有所不同。建党是参与政治竞争较为直接的组织方式,建立孔教则显得相对超然,可以超越不同党派在一些议题上的分歧,同时影响和渗透不同党派。他认为孔教不是政党,其政治效能却甚于政党;当虚君共和派在政治竞争中处于劣势,通过孔教反而不无后来居上的可能。1912年10月7日,在康有为的指导下,陈焕章、麦孟华等人成立孔教会,康有为任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孔教会注意强调宗教超越政党竞争的特点,其宗旨为“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与政党有别。陈焕章在为《孔教会杂志》创刊号所写的“序例”中明确强调:“本会非政团”。

   孔教会参与国会政治的具体情况则较为复杂。孔教会的主要人物中,陈焕章、王树枬、张琴等曾在1913年—1918年间担任过国会议员。20虽然孔教会一般不像国民党、共和党等政党那样被列入参众两院中的政党名单,也没有作为一个政团参与政党竞争,但孔教会在国会活动中并非悄无踪迹。21孔教会总干事陈焕章1918年被推选为参议员后在议会中的活动(包括所提议案),一定程度上具有孔教会在国会中的代表的特点。22

孔教会的核心政治议程是持续呼吁和推动定孔教为国教、将孔教写入宪法。如果说立孔教可以看作参与政治竞争的一种曲折途径,那么,推动立孔教为国教,则是从宗教层面确立孔教长期优势地位的一种努力。前者更多地带有“谋于下”的特点;后者事涉国家大政,有赖于国家政权的认可,必然要“谋于上”。相对于戊戌变法时期在光绪帝那里“得于上”,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得于上”的努力,一在于复辟帝制,参与张勋以非常规方式武装复辟的行动,二在于立孔教为国教,支持通过国会制宪等方式确立孔教的国教地位。梁启超、夏曾佑、王式通、吴闿生等孔教会会员曾担任政府重要官员,相对而言,孔教会更多着眼于通过国会政治获得宪法层面的国教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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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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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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