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义:对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社会资本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21 次 更新时间:2006-10-15 23: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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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义  

  

  〔摘要〕我国人口控制政策实施的“政府强制干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社会资本”在起作用。以信任为核心、以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为来源的社会资本,对我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制定执行产生了深刻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科学认识社会资本的意义,充分利用社会资本价值来提升人口控制政策的有效性,是摆在我国人口控制政策理论和政策实践面前的一项崭新课题。

  〔关键词〕人口控制政策;社会资本;信任;规范;网络

  〔作者简介〕王学义,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四川成都610074.

  

  由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模式和道路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不少学者和政治家一直把中国人口控制政策或计划生育政策的巨大成功,简单归结为政府强制性干预或集权性政治体制所致。对此,国内人口学者或政治家往往给予“人口与计划生育国情论”〔1〕的解释和回应。这样的解释和回应,毫无疑问是颇具说服力的。但本文认为,我们在此问题上的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解释工具尚显单一,不足以很好地揭示我国人口控制政策之所以卓有成效的原因。作为一项探索性成果,本研究尝试引入“社会资本”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来进行拓展性阐释。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学领域,后经布厄迪尔(Bourdieu)、科尔曼(Coleman)、普特南(Putnam )、福山(Fukuyama )、林南(L in)等一批社会学家以及世界银行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对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政策制度等展开研究所运用的热门工具之一。特别是他们关于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过程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的认识,提供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人口控制政策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其制定、执行怎样,必然有社会资本的介入或社会资本必然对人口控制政策过程产生一定作用和影响。研究这种作用和影响,可以获得我国人口控制政策有效性的全新解释,同时为规避人口控制政策的社会资本风险、调整人口控制政策提供新的思路。

  

  一、社会资本、公共政策及人口控制政策

  

  1.社会资本及其功用

  关于社会资本及其功用,西方学者从网络组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互惠信任以及合作行动等方面给予了表达各异但并无太大实质区别的叙述,基本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结构或组织网络的社会资本,它是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种资本形式;相互信任与协作、互惠互利的规范以及公民广泛参与的社会网络等,是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核。其基本功能在于:(1)通过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是获得其他收益的来源。依照美国学者波茨(A.Portes)的说法,社会资本是作为社会控制(可保证社会规则的执行)、家庭支持以及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的收益来源。〔2〕这是最一般的功用。(2)社会控制功能。社会资本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包括防止犯罪、说谎等不良行为,从而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转;〔3〕能满足个人利益并有利于政治统治〔4〕。(3)社会支持功能。如科尔曼的研究表明,家庭、邻里、社区等组织中的社会资本为缺乏生活能力的人提供保障;社会资本使儿童的教育和人格得到顺利发展从而使社会获得支持。〔5〕此外,社会资本对可持续发展和政治社会生活具有积极影响功能。〔6〕

  2.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关系的基本体现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并引起多个学科的强烈关注,但政治学或政治研究却长期忽视挖掘社会资本对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的意义和价值。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治学或政治研究才真正开始重视社会资本,尤其通过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的努力(注1),社会资本理论也才“与政策科学尤其是政策执行的理论与实践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7〕。

  要使政策制定实现科学与民主、政策执行切实有效,达到解决公共问题的目的,就需要培育和提升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和提升,是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科学、民主化以及公共政策执行有效性的重要前提。如果公共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以及执行者之间“在意见上不能很好地沟通,在行动上不能适当地配合和协调,那么再好的政策执行起来也必然会困难重重”〔8〕。而只有在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充分沟通、协商,执行者之间团结互助、信任合作,这样才更有利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保证公共政策过程顺利、有效地进行。同时,明智的公共政策又能够鼓励社会资本的形成,而社会资本的形成又有助于提高政府行为的效力。〔9〕

  公共政策的整个运作过程都是以公众利益为基础的。“充裕的社会资本储量会产生凝聚力强的公民社会,而后者是公民积极参与制定、执行和评估公共政策的良好社会生态环境。公民个体之间或团体之间相互信任和宽容的通力合作,一方面对于公共政策功能的正常发挥至关重要,是走出集体行动‘囚徒困境’的原点,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减少了执行公共政策的成本。”〔10〕裴志军、陈佩佩二人的以上概括应当说比较清楚地揭示了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的正互动效应。当然,社会资本也有其负面效应:当个体或组织的社会资本明显处于强势地位时,公共政策过程失真、扭曲甚至危害社会的寻租和腐败等现象就难以避免。这些都表明,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之间具有逻辑的关联性。

  3.我国人口控制政策有效性的传统分析与社会资本分析

  鉴于我国人口增长导致的种种不良后果,20世纪7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人口控制政策,在全社会推行计划生育,生育率呈曲线式波动下降,并且到20世纪末实际上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其下降速度和下降程度明显优于东南亚、中南亚、西亚、拉丁美洲和非洲。

  我国人口控制政策所获得的巨大的生育率下降效应,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和称赞。但国外不少学者和政治家却将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片面归结为政府强制性干预或集权性政治体制的结果。(注2)例如,澳大利亚人口学者GeoffreyMcnicoll认为,从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控制主要是通过“胁迫”来贯彻国家人口控制政策,从而实现生育率的下降。〔11〕

  应当说,GeoffreyMcNicoll 的归结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我国人口控制确实是在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进行并取得成效的。但本研究认为,我国人口控制政策实施的“政府强制干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起作用,那就是“社会资本”。

  我国人口控制政策有效性,主要指人口控制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人口控制政策对生育率下降的积极贡献。这种有效性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重要作用因素之一就是社会资本。我国人口控制政策实际上灌注或包含了丰沛的社会资本,同时,政府在人口控制政策过程中也很好地调动并成功运用了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资本。即伴随人口控制政策过程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同时调动并成功运用了固有社会资本,进而产生了强烈的以正效应为主的社会资本效应,这种效应较好地保证了我国人口控制政策过程的有效性,包括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执行的全面性、彻底性。

  

  二、人口控制政策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效应

  

  1.较高水平、较大存量的信任社会资本及政策影响

  我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以诚信、亲和、集体主义为主导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国家,储备了大量特有的信任性社会资本,它对我国人口控制政策过程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有关世界价值观调查研究表明,我国是世界上社会信任度或拥有社会信任资本很高的国家之一。而社会资本理论表明,信任对公共政策过程意义重大。“信任的作用像一种润滑剂,它使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12〕这其实是一个善治过程,即“表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友好合作,它有赖于公民的自愿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要求公民的积极参与”〔13〕。我国信任性社会资本水平高、存量较大,并且具有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有的社会信任关系形态、信任维系方式、公民对政府的政治态度和社会关系的心理认同等,这一特点决定了有利于人口控制政策执行的组织网络构建,以及有利于形成人口控制政策执行过程中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互动的积极关系方式,使人口控制政策得以有效执行。

  人口控制政策实施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实践证明,正是我国雄厚的信任性社会资本基础推动了政民互动或公民集体与政府之间合作网络的构建,建立起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相互信任的机制,推动公民群体对人口控制政策的理解信任,进而支持并执行政府人口控制政策。

  2.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与信任社会资本生长

  我国计划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已经深入人心,得到绝大多数公民的认同和拥护,从而在人口控制政策过程中又不断培植、生长了公民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信任性社会资本,这种信任性社会资本又与人口控制政策良性互动,推动人口控制政策整体上顺利地、有效地执行。当然,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以及公民群体的自身利益,我国人口控制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是在经过一定时期几次大的调整基础上形成的。五六十年代,虽然在人口学界对马寅初先生积极主张控制人口有所批判,但在人口政策中依然有明确提倡节育的倾向。尽管经由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并非一帆风顺,还是遇到了一定阻力,但从实际情况看,这种阻力始终在政府能力的调控范围内。因为大多数公民逐渐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政策的正确性,信任、支持政府积极实行计划生育的力量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广大公民对人口控制政策的理解、信任主要表现为:

  (1)人口控制政策整体上适应了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文化政治发展的要求,与公民集体的根本利益相一致。政策突出体现了政治可行性(国家利益)、社会可行性(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群众广泛参与)、经济可行性(增加人均GDP 和人均资源占有量)和技术可行性(计划生育技术与服务、生殖健康保健与服务).

  (2)人口控制政策使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人口素质、群众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医疗卫生健康状况显著改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妇女地位显著提高。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全国少出生3亿多人口,有效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造成的沉重压力。

  (3)人口控制政策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更灌注了以人为本、科学与民主的内涵。计划生育工作坚持与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帮助农民奔小康、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普及文化教育、发展卫生事业、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妇女地位以及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人口数量控制与提高人口质量、优化人口结构相结合,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加以落实,努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人口与发展问题。

  

  三、人口控制政策以互惠规范为来源的社会资本效应

  

  1.人口控制政策所体现的“互惠规范”的基本影响

  一般来说,能够加强社会信任和生产社会资本的规范很多,其中,互惠互利是最重要的一种。西方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互惠互利可以被区分为两类:(1)平衡的或特定的互惠互利,即同时交换同等价值;(2)普遍的或弥散的互惠互利,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并没有回报和平衡,但在将来能够期望获得回报的持续交换关系。互惠互利的规范通常是灌输出来的,通过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等途径来维系。在我国,就人口控制政策执行而言,互惠互利规范着重从两个方向对人口控制政策产生影响。

  一是运用伦理道德力量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行政机构、行政人员和一般群众进行约束或鼓励,通过伦理道德或思想教化培育他们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公正履行计划生育工作职责、自觉服务或服从于计划生育服务的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形成有利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良好氛围和环境。这种互惠互利规范可以强化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相互信任与协作,加大交易双方的社会资本存量,同时又能激发公民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参与热情,拓宽相互信任、合作的政策执行网络,提高促进人口控制政策有效运行的政府能力。

  二是通过劝勉、惩罚等规则、制度来预防或矫正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机构或行政人员滥用职权、弄虚作假甚至漠视公民切实利益的行为,同时也包括对违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超生的群众予以处罚,建立政府与公民群体之间以及公民群体之间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相互监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关系和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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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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