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伍德: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政策选项的今昔对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 次 更新时间:2018-11-09 11: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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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伍德  

  

   1984年的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成功推广,改革不仅成为共识,而且深入人心,并得以从农村进一步扩展到城市,此时,怎么改革,以什么方案改革,成为社会关心和讨论的中心问题。应中国领导人的邀请,世界银行组织了一个经济考察团,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考察,并在1985年提交了一份主报告、6个附录和9篇背景论文。这些考察报告,尤其是主报告影响了中国经济研究的方式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从经济研究来说,考察团在中方专家和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语言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结合起来分析,为中国经济研究范式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借鉴的范本。

   在世行首任驻华代表,也是中国经济考察项目的总负责人林重庚先生的帮助下,我们特意邀请上述主报告的主要构思人和协调人阿德里安·伍德教授,为《比较》专门撰写一篇回顾文章《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政策选项:今昔对比》。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1985 年世行主报告撰写的原因和经过,其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以及错漏之处。随后,借助与1985年报告的“提要”相同的分析架构——增长格局、经济管理和社会政策,讨论了中国当前面临的某些长期发展问题,尤其强调需要改进公共资本管理、强化企业间竞争、缩小收入差距,以及提高社会保障等。本文原载《比较》98辑,共计18024字,阅读需要22-36分钟。

  

   1985年,当中国处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早期阶段时,世界银行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提交了一份重要报告。该报告的《提要》部分在本辑《比较》重发。本文由该报告的作者之一撰写,希望结合中国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来探讨该报告的意义。

   本文第一部分是回顾,简要介绍1985年世界银行经济报告撰写的原因和经过、其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以及错漏之处。第二部分是展望,借助与1985年报告《提要》中相同的分析架构——增长格局、经济管理和社会政策——讨论中国当前面临的某些长期发展问题,尤其强调需要改进公共资本管理、强化企业间竞争、缩小收入差距,以及提高社会保障等。


1   对世界银行1985年报告的回顾


   对于1985年报告的《提要》,读者可以也应该有各自的看法。这里将增加某些背景信息,并指出其中与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尤其相关的几个方面,或许对大家有所帮助。

   1.1  动机、内容和作者

   正如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在该报告的《前言》中所述:“本项研究的想法始于我于1983年对中国的访问。在北京,我得到同邓小平主席和赵紫阳总理会谈的机会……我们谈到中国要在2000年把人均收入提高到800美元的国家目标……通过在北京的讨论达成了一份协议,世界银行将针对中国在此后二十年可能面临的某些重大发展议题开展一项研究,尤其是结合国际经验,分析应对此类议题的某些政策选项。”

   1985年报告是世界银行在1981年发表的首份中国经济报告的自然延续。那份名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报告结合国际比较,总结了中国在1948—1978年的多项成就,包括减贫、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等,也指出了过去的缺陷,并探讨了当时面临的问题。1985年报告同样强调指出:“在克服现行体制缺陷的同时,也迫切需要防止其丧失调动资源和扶助贫困人口的力量。”

   1985年报告对广泛的发展议题提供了前瞻性分析,包含丰富的内容:由10个章节组成的主报告,以及6个附录和9篇背景论文。作为主报告构成部分的《提要》极为简要地介绍了覆盖的议题领域:农业、能源、运输、工业、外贸、城市化和教育等。《提要》部分的重点不同于主报告把大部分具体部门的议题集中在“增长格局”一节中,而是用更多篇幅讨论体制改革和社会议题。

   该报告历时两年完成,有50多位世界银行的职员和顾问参与,其中9位参与主报告撰写,我是报告的主要构思人和协调人,独立撰写前两章并参与其他各章节。我也是《提要》主笔人,总负责人林重庚(Edwin Lim)先生在里面提了不少重要意见,特别是关于经济管理和社会问题的部分(基于我们共同撰写的第十章)。

   我们的工作包括:1984年对中国历时9周的访问,涉及甘肃、湖北、江苏和北京;1985年再访中国,主要是讨论报告草案。正如报告《序言》所述,在这些访问中,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中方朋友与同事的信息、评论和建议,极大地提升了该报告的质量。

   1.2  1985年报告的主要建议

   最终报告以中英文版出版,既在政府机构的官员之间传阅也让普遍民众购买。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可能引起了当时中国读者的关注。

   (1)具体部门的议题。此类议题包含:食品摄入中畜产品比例的提高,高等教育的过分专业化,能源节约的优先事项,对公路运输战略的需要,经济活动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最优配置等。该报告对此类重要议题提供了大量基于国际经验的建议。为增强这些建议的可行性,我们将许多内容结合了多部门模型的预测。当时有规模更大的中方团队用多部门模型测算2000年的国家发展前景(Wang and Li,2018,第ix-x页)。与他们的相互交流令我们受益良多。

   (2)早期和中期的体制改革议题。此类议题主要涉及价格改革的方向和速度的选择、物资配置和劳动力配置、投资决策,以及外贸管理等。依靠中国众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努力,这些议题后来都通过在如今的中国经济体制中视为理所当然的方式加以解决了,但在当时还颇受争议。

   在上述大多数议题上,我们主张采取持续但渐进的自由化做法。但我们对于价格双轨制颇为担忧,认为这“或许只能是价格和物资配置体制改革中的一个过渡办法”(World Bank,1985,第177页)。在那个时点完全放开价格也许是错误的(Weber,2018),然而我们很担心双轨制造成的不公平,包括腐败的诱惑等。

   (3)三大产业部门的平衡。该报告认为,体制改革会要求和促使中国经济中三大部门的结构以非常不同于政府预期的方式发生变化。

   在我们撰写该报告时,官方制定的目标是使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2000年翻两番。正如《提要》中“部门之间的平衡”那小节所述,这种对物质生产扩张的强调固化了中国(以及苏联)在传统上对服务业发展的忽视。中国没有认识到,提高经济效率需要开展市场监管、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加深专业化分工,而这些都要求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支持类服务业得到巨大发展。中国也没有认识到,居民家庭对市场需求的影响力增强将刺激个人服务业供给的大幅扩张。

   因此,我们报告中的长期预测既分析了官方“翻两番”目标的影响,也分析并建议了另外一种更平衡、更强调服务业(包括基础设施)的发展道路。其差异见表1中反映的各产业的就业结构。在“平衡增长”一节对2000年的预测中,农业、矿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比重低于“翻两番”的预测,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要高得多。平衡增长预测能够取得与翻两番预测相同的GDP增长率,但所需的投资更少,用于消费的部分更多。

  

  

   注:初级产业包含农业和矿业,矿业在1985年世行报告的表4中被列入重工业;服务业包含除初级产业和制造业以外的其他所有产业。

   资料来源:1981年实际值和2000年预测值来自Word Bank(1985,附录4);2000年实际值和2014年实际值来自Wood(2017)。

  

   表1还展示了到2000年时中国各产业部门的实际就业结构,与翻两番预测相比,和平衡增长预测接近得多。这种接近部分肯定是我们报告中提到的市场力量的自然结果,部分也可能是政府规划和政策的改变所致。如表1的最后一列所示,中国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在2000年后仍继续提高,到2014年已靠近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Wood,2017,表6)。

   (4)长期改革议题。该报告概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如何实现有效组织和管理的情形,也强调需要配套的社会体制改革,以缓冲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不平等和不安全加剧的影响。

   以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关于“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的思想为基础,《提要》的“经济管理”一节解释了前一部分建议。为恰当激励企业,实现政企分离,我们建议把国有企业改造成由董事会控制的股份公司,并把股份分散给主要关心这些公司利润水平的多家公共机构。我们还强调了竞争、改进会计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并描述了一个实行间接调控规划的体制。

   《提要》的“社会问题和政策”一节介绍了我们对长期体制改革的后一部分建议。主张采用累进税制抵消收入差距扩大,用现代社会保障体制应对不再与特定企业终身捆绑的人们的失业、疾病和衰老等问题。另外还主张用政府拨款解决贫困农村地区因为生产责任制造成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恶化的问题,并且让人们可以从贫困地区迁出。

   1.3 该报告的错漏之处

   回头来看,很容易发现我们的报告本应该对一些议题加以更多关注,如环境污染、腐败的风险,以及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等。不过特别值得一提的错误和遗漏则是以下三处:

   第一,我们预计1980—2000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5%,远远低于实际取得的8%—9%的水平。当然,5%是中国政府当时的目标(与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挂钩),甚至被许多国内外人士认为已经高得不切实际。我们在报告的大多数预测中把这一增长率视为给定值,但探讨了实现该目标的不同路径。

   第二,尽管该报告鼓励外国私人投资,却没有提及后来举足轻重的大型国内民营企业。当然,报告还是强调了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价值,并指出:“许多个体企业……如果获得允许,可以快速成长到中等规模,并成为经济中的重要活跃力量。”

   第三,尽管该报告认识到了中国扩大制造品出口,以及增加机械和金属产品出口的潜力,却严重低估了外贸的实际扩张幅度。我们预测2000年的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为10%—11%,仅为实际值的一半,加上对GDP的增速预测偏低,使我们对中国出口总额增长的预测严重低估,这还是发生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我们完全没有预见到全球化在后来的飞速进步。


2.今天的长期发展问题和政策选项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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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 2018年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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