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印度的传统与西方的想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2 次 更新时间:2018-10-31 2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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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  

  

   [印度]阿马蒂亚·森 | 文

   刘建译 | 译

  

   印度人的自我形象(或“本质特征”),在过去的数世纪中受到殖民主义的很大影响,而且现在还在受外在形象(我们也可称之为“表面特征”)冲击的——伴随性的和辩证的——的影响。然而,西方的概念对印度人的本质特征的影响的方向,并不全然是一往无前的。近年来,分离主义者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抵抗,已导致许多后殖民地社会中重大的追求理智的运动的发生——在印度一点也不差。这尤其引起了对下述重要事实的注意:后殖民地社会的自我认同,深受殖民地文化的权势及其思想与分类型态的影响。宁可采取一种更为“本土化的”态度的人们,往往赞同将印度文化和社会定性,那就是相当自觉地“远离”西方的传统。对于在印度文化中确实“恢复”印度的重心地位,人们饶有兴趣。

   我想说,这种态度没有充分注意印度与西方关系中的辩证的方面,并特别倾向于无视下述事实:印度在西方的外在形象,往往在于强调(而不是淡化)印度与西方之间的差异——真实的活虚构的差异。实际上,我认为,西方的一种值得注意的将印度文化“疏离”于西方主流传统的倾向有几分道理。当代对印度的重新诠释(包括显而易见的“印度教的”版本),强调印度的排他主义,因而在这一方面与印度的“外在”形象(强调印度的文化特色)不谋而合。实际上,可以认为,詹姆士·穆勒的帝国主义的印度历史与印度教对印度的过去的民族主义描绘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尽管前者的印度形象是一种怪异的原始文化形象,而后者的表述却光辉得令人目眩。

   西方对印度的态度的特点,激发了一种特别专注于印度文化中的宗教与精神要素的癖好。还有一种倾向,强调所谓“西方的理性”与“西方人”所认为的印度知识传统中的“非理性”素养之间的反差。虽然西方的批评家们可以认为“反理性主义”是有缺陷的和粗陋的,而印度的文化分离主义者们也认为它是切中肯綮的和深刻的(或许在相当深层的意义上还是“理性的”),但是他们却对两大遗产之间存在单纯而鲜明的反差一致认可。必须审视的问题是,这样的两极对比现在是否确实还以那样的型态存在。

   我将论述这些问题。我认为,专注于印度的“特殊性”,就无以看到印度文化与传统至关重要的方面。印度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多样性,在那些类同的诠释(尽管这些诠释本身是多种多样的)中遭到忽视。我将特别聚焦于印度知识传统的形象,而非它的创造性艺术及社会生活中的其他角色。在分辨西方对印度知识传统的解释中的三种主要态度之后,我将考虑,这些态度对于西方人心目中的印度形象的总的影响是什么,以及这种影响对于印度的表面特征和本质特征又有什么作用。

  

西方对印度的态度:三个范畴

  

   观念的不同一直是西方诠释印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博大而又复杂的印度文化的集中不同的并互不相让的观念,在西方一直很有影响。西方对印度的多样诠释,往往在相当程度上沿着同一个方向(强调印度的精神性方向)发挥作用,并在影响印度人的本质特征方面相互协力。这倒不是因为这些对待印度的不同态度并非根本不同;它们肯定是大相径庭的。它们的相似性更多地在于它们的影响——考虑到特殊的情况和辩证进程——而不在于它们的内容。

   这里要做的分析,无疑会与爱德华·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实至名归的分析进行比较和对照。赛义德分析了西方人想象之中的“东方”的构成。正如他所说:“东方是一个概念,拥有思想、意象和辞藻的历史与传统,并因而在西方也为西方昭示了自己的现实与存在。”本文的焦点要比赛义德的焦点小得多,但我们显然在题材上存在重叠之处,因为印度是“东方”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的差别在于主题层面。西方对东方的定性,既千篇一律又始终如一,而且特别有影响。赛义德聚焦于此,而我将论述西方在理解印度方面的几种形成对照而又相互冲突的态度。

   赛义德解释说,他的著作“主要不是论述东方主义与东方之间的一致性,而是东方主义内在的始终如一以及东方主义关于东方的观念”。我认为,除非有人宁愿聚焦于一个具体的观念性传统的演变(赛义德实际上这么做了),否则“内在的始终如一”恰好是西方对印度所抱观念的多样性中极难寻觅的东西。存在着数种截然相反的印度观念和形象,而它们在西方理解印度方面及影响印度人的自我知觉方面起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从外部了解和诠释印度传统的尝试,至少可分为三个不同的范畴。我将它们分别成为猎奇者的态度、官员的态度和文化保护者的态度。第一个(猎奇者的)范畴专注于印度的诸多奇异方面。焦点在于印度不同寻常的事物、奇异的事物,它们如黑格尔所言,“已经在欧洲人的想象之中存在了数千年”。

   第二个(官员的)范畴与帝国权力的行使攸关,并从英国总督的视角将印度看作一块臣服领土。这种观点吸纳了一种优越感和监护人的意识,这是对付一个被詹姆士·穆勒界定为“英国活动的大舞台”的国家所需要的。虽然许许多多英国观察家不属于这一范畴(一些非英国观察家倒属于这一范畴),但是很难将这一范畴与治理英属印度的任务分解开来。

   第三个(文化保护者的)范畴是三个范畴中最开明的,对印度文化的多方面做了记录、分类和展示等多种多样的努力。与猎奇者的态度不同,文化保护者的态度不仅在于寻找奇异的事物(尽管“不同的东西”一定更有“展览价值”);与官员的态度不同,文化保护者的态度并不会由于统治者的好恶的冲击而被压垮(尽管当作者们亦是——他们有时就是——帝国统治精英的成员时,他们与官方的联系很难完全避免)。由于这些原因,第三个范畴可以更多地免于先入之见。另一方面,文虎啊保护者的态度自有其倾向,一般来说都将自己的观察对象——印度——看得非常特殊和异常有趣。

   还可以提出以上三个范畴均不包括的其他范畴。此外,以上已经确认的三种态度还可以根据某种别的组织原则重新分类。我并不认为自己这种看待西方对印度的较为突出的态度的方式具有终极地位。然而,为了行文的方便,我认为,本文的这种三重分类还是有益的。

  

好奇心、权力与文化保护者的态度

  

   我将以考虑文化保护者的态度为始。然而,我得首先解决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当代社会理论中对知识分子的好奇心作为知识的一个动力的地位的普遍怀疑。特别是,对于与权力无涉的学术可能持什么样的态度,是存在诸多怀疑论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怀疑论是有道理的,因为引发任何研究的动力问题可能与权力攸关,即使这种联系没有直接显现出来。

   然而,人们寻求知识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而对于不熟悉的事物的好奇心肯定在可能的援引之中。不必将好奇心视为被愚弄的科学家为自己的想象力抹上的一层涂料,也不必将它看做某一隐秘的先入之见的一个高明借口。不同类型的动机的普遍的相关性,也没有使所有不同的观察发现同样随心所欲的效应。由僵化的先入之见支配的推论(例如,在即将论述的“官方的”态度中就存在这样的情况)与没有收到如此支配的推论之间,需要划出真正的界限,尽管后者也可能有自己的偏见。

   这里讲一点有趣的方法论的历史。对于知识往往与权力相联系这一事实的认识,在传统的有关知识的社会理论中几乎没有受到关注。但是,在近年来的社会研究中,对于这一方法论方面的疏忽的不就极其广泛,以致我们现在面临完全无视其他可能与追求权力没有直接联系的动力的危险。虽然任何有用的知识都确实会以这种货那种形式赋予其所有者一定的权力,但是这可能不是知识的最为非凡的方面,也不是所以追求知识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学习的过程,可以协调动力方面的重大差异,而又不至于让学习成为一项属于相当粗俗类型的实用主义的风险事业。将追求知识看作与追求权力完全一致的认识方法论,与其说是明智,毋宁说是过于狡黠。它在满足好奇心与兴趣之时会毫无必要地破坏知识的价值;它严重弱化了人类根深蒂固的特性之一。

   文化保护着的态度与源源不断的好奇心有关。人们对于其他文化和不同的国家是有兴趣的,对一个国家及其传统的研究子啊整个人类历史上一直在有力地推进着。实际上,如果情况不是如此,文明的发展将会大不相同。这些研究活动的确切动力可能各不相同,但是有关的探索却不必绝望地受到动力方面囊括一切的限制(诸如猎奇者的态度或官员态度的相关限制)的束缚。恰恰相反,从事这样的研究,可以主要由对知识的兴趣和关注所推动。这并不是要否认这些研究活动的效果可以远远超越作为动力的兴趣和关注,也不是要否认存在各种各样的混合动机,而权力关系在其中起一种担保作用。然而,否认好奇心与兴趣作为强大动力要素的恰如其分的作用,就会疏漏某些相当重要的的东西。对于文化保护者的态度而言,这种联系是十分重要的。


阿拉伯人与欧洲人早期研究中的文化保护者的态度

  

   对于了解印度文化保护者态度的一个范例,可以在阿尔比鲁尼于十一世纪初期用阿拉伯文写的《印度记》中找到。公元973年生于中亚的伊朗人阿尔比鲁尼,陪同伽色尼的马茂德以劫掠为宗旨的军队首次来到印度。他与印度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并掌握了梵语;研究印度有关数学、自然科学、文学、哲学和宗教的文献;与他所找到的尽可能多的专家交谈;并考察社会准则与习惯。他的关于印度的书,出色地叙述了十一世纪初期印度的知识传统和社会风俗。

   尽管几乎可以肯定阿尔比鲁尼的研究室所有那些研究中最令人钦佩的,但在那一时期前后还有大量阿拉伯人对印度的知识传统进行认真研究的例证。婆罗门笈多的开拓性梵文天文学专著首先在八世纪被译成阿拉伯文(三个世纪后,阿尔比鲁尼重译该书),还有数种有关医学、科学和哲学的著作在九世纪时有了阿拉伯文译本。印度的十进制和数字,正是通过阿拉伯人才传入欧洲的,印度在数学、科学和文学等领域的著作也是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

   阿尔比鲁尼在其关于印度的书店最后一章中这样描述自己著作背后的动机:“我们认为,任何人想要和印度人交谈,与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文明的基础之上探讨宗教、科学或文学等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本书中所讲述的东西都将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他尤其意识到,了解异国及其人民困难重重,并专门就此向读者发出警告:

   在所有礼仪和用语方面,印度人均与我们大不相同,以至于他们会拿我们、我们的服装及我们的癖性来吓唬自己的孩子,宣称我们是魔鬼种族,我们的所作所为与所有良好行为背道而驰。为了公正起见,我们早晚得承认,类似的对外国人的贬斥,不仅在我们和印度人之中盛行,而且也是所有民族看待彼此时通常抱持的态度。

虽然在外国对印度的记述中,就文化保护者的态度而言,阿拉伯人有关印度的学术成就提供了许多例证,但它在这一方面肯定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旅行家法显和玄奘,分别于公元五世纪和七世纪在印度度过多年,广泛记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虽然他们是为佛学而前往印度的,但是他们的著述却涉及印度不同的学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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