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实证思维通道下对“祖赋人权”命题的扩展认识

——基于方法论的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9 次 更新时间:2018-10-11 23: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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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摘要:“祖赋人权”这一命题提出后引起一些不同看法,在相当程度上是思维方法的差异。政治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维方法,一是规范,一是实证。实证思维注重从事实出发,事实先于价值。作为可以进行学术研究的事实,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事实现象。实证思维主张理解先于评价,注重解释。首先强调“是什么”,存在先于合理;接下来还需要追问“为什么”,即存在的“合理性”。如果第一步是经验实证的话,那么第二步就是逻辑实证。在实证思维看来,历史是一个过程。作为事实对象的“他我”先于作为研究者的“自我”。实证思维注重对历史事实的概括,形成归纳性概念,它与根据理念形成的建构性概念有所不同。

  

  

学术繁荣在于永无止境的探索,学术提升在于不同观点的争鸣。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发表《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原稿题目为《祖赋人权:同等、差等、对等》,以下简称《祖赋人权》),引起一些读者的不同看法。论文发表之前也有不同意见。好在杂志社大度地将论文发表出来。笔者非常希望听取不同意见,并进行讨论。只是这些意见主要属于价值主张性,即不同意论文的命题。根据笔者过往的经验,这些主张类的意见很难写成论文加以争鸣。由于涉及研究方法的差异,笔者试图专门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论文的命题作出进一步阐述,希望读者进入笔者的实证思维通道加以理解。

  

事实先于价值:从事实出发

  

   人们从事研究,总有其方法。方法的形成和运用则形成相应的思维。一般来讲,政治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规范,一是实证。“这一分析框架是一个相对划分。规范的政治理论着重从价值的层面来看待政治问题和理解政治生活,也就是解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应当的。而实证主义的政治理论着重研究的是事实层面。实证政治理论,是以价值中立甚至是价值祛除,来谈论政治问题。”

   政治学本来是一门规范性很强的学科,特别强调价值。1979年,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规范方法,研究来源和依据是文本文献。但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实践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原有文本文献没有的现象。如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以后,农村在经济上实行家庭承包,在政治上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亿万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实践活动。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的话说:“八亿农民实行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真正当家作主,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历史上从没有过。”对于这样一件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事情,学界关注很少,政治学者关注更少。同时,这样一件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事情出现后,在学界产生了诸多争议。其中,对村民自治持不同意见的重要依据是,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直到邓小平都没有提到过村民自治,因此是一种理论“怪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及所在的机构率先对村民自治加以研究。要对其研究,首先必须摒弃是否好坏的价值判断。如果我们从传统规范方法上,从价值上首先判断其是“怪胎”,也就没有任何研究的意义了。同时,如果不了解事情究竟如何,简单争论是否为“怪胎”,也永远无法获得真知。基于此,笔者与同事们将事实调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尽管当时政治学研究还缺乏方法自觉,更没有后来对外国方法论的了解。在1997年出版的“村治书系”的总序里,笔者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追求“三实”,即实际、实证和实验。其中,“追求实际,即强调实际先于理论。我们不轻视理论,但反对从先验性的理论出发剪裁实际生活,特别强调实际调查。任何理论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充分扎实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理论上的发言权也只能出自实际调查”。“追求实证,即强调事实先于价值。我们不否定价值取向,但在实际调查中坚决摒弃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我们不排斥‘应该如何’,但首先要弄清‘是什么’,突出动态的过程研究。”20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一方法,形成了实证的思维通道。

   “祖赋人权”这一命题的提出,源自于实地调查。土地是农村的主要资源,被视为农民的“命根子”。1949年后,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且变化频繁。为了稳定民心,农村改革以后,中央政策一再强调要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即通常所说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农民承包的土地长久不变。但我们在广东农村调查时发现,当地的农民对于土地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与中央政策精神恰恰相反,是“增人就增地,减人就减地”。面对这一现象,如果从政策出发,肯定认为其不符合上面的规定。但这一现象毕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从学术研究的实证思维看,首先要弄清事实。通过进一步调查,我们发现,这类事实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一种具有地方性的普遍现象。其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调地的范围属于一个姓氏构成的自然村,村里人都是同一血缘关系的亲人。

   村民自治经历了20多年实践,取得不小进步,但也面临诸多难题。由于村民自治推进艰难,有的学者甚至宣布“村民自治已死”。但是,在广东清远,村民自治不仅未“死”,反而显示出强劲的生命活力,解决了许多难题。如依靠村民自治,将细碎化的土地加以整合,便于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这样的事如果是政府做,将会遇到重重困难,甚至会遭遇农民反抗。笔者在清远市调查了10多个村,发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村民自治有活力的地方大多属于自然村。笔者在当地的一个会议上表示,村民自治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过往的村民自治遇到困难,重要原因在于自治单元是“行政村”。清远的经验在于将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下沉到“自然村”。这些自然村的成员均属于一个姓氏,是典型的宗族村。村民是亲人关系,不仅彼此熟悉,更有共同祖先所形成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达成一致容易。

   地方现象引起了我们研究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激活了原有的知识,扩展了原有的认识。自我们从田野调查切入到政治学研究中,以调查为重要方法的相关学科知识也进入我们的知识体系,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历史学界有一个著名的“华南学派”。该学派以华南区域为研究对象,其中大量涉及农村宗族。进一步溯源,我们了解到国内外人类学家早就对中国的南方宗族有过研究。如中国人类学者林耀华的《金翼》,美国人类学者弗里德曼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科大卫的《皇帝和祖宗》等。再往前推,我们得知早在19世纪,外国学者就注意到中国宗族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人类学家摩尔根对比因人类社会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组织延续时,专门针对中国说:“当野蛮阶段早已过去之后,它们竟一直维持到现代,这却是值得惊异的事,同时,这也是他们这个民族十分固定的又一证据。”在社会学家韦伯看来:“氏族,在西方的中世纪实际上已销声匿迹了,在中国则完整地被保存于地方行政的最小单位,以及经济团体的运作中。并且,氏族发展的程度是世界上其他各地,甚至是印度,所不能及的。”韦伯认为,中国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有许多变化,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氏族血缘纽带(或拟血缘性的凝聚关系)。他在论述“中国法”时专门引述道:“氏族团体在中国从未崩解,不像在西方,氏族团体早因城市的发展和基督教的缘故而瓦解了。”由血缘关系产生的权力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权力之一。毛泽东1920年代就表示,中国人特别是农民长期受四大权力的束缚。其中的父权和族权都属于血缘性权力。日本人服务侵华目的进行的“满铁调查”项目之一,就是依据毛泽东的认识。

   由以上知识的扩展,我们意识到血缘性的宗族社会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只是由于近代以来的冲击,宗族社会在许多地区已经瓦解,但在华南保留得较为完整。2015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启动“深度中国调查”,内容之一是将中国分为七大区域进行村庄调查。首先便是对南方宗族村庄的调查。所调查的省份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广西等,调查村庄数十个。调查资料仅仅是已出版的便达上千万字。笔者自己所观察的村庄有30多个。通过住村调查,我们对中国的宗族村庄有了较为完整和深入的认识。

   正是在我们自己调查和阅读文献的基础上,笔者才可能意识到在自然村调整土地不是孤立的个案,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一现象也引起笔者进一步探讨的兴趣。因为对于实证思维来说,只问是否,勿问对错,一切从事实出发。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当我们接触到宗族社会现象,马上以“落后”“与中央政策不合”的对错价值加以判断,就难以将宗族社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加以研究。因此,《祖赋人权》的选题来自于实地调查及其扩展性的知识溯源,是实证研究思维的产物。

  

理解先于评价:以解释为重

  

   实证思维首先强调“是什么”,存在先于合理;接下来还需要追问“为什么”,存在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即要对存在的现象加以解释。如果只是弄清楚“是什么”的现象,获得的就是杂乱无章的一堆材料。作为有学术关怀的实证研究还要根据材料加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调查的第一步只是关注到“发生”了什么,第二步则要关注“发现”了什么。如果第一步是经验实证的话,那么第二步就是逻辑实证,即要对第一步所取得的资料按内在的逻辑加以整合和提炼。

   马克思无疑是思想伟人。他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观点对后人的影响甚深。要改变世界必然会首先评价世界是否合理公正。但马克思并不否定“解释世界”,而且只有科学地解释世界才能更好地改变世界。同时,社会有分工。作为学者,主要工作是解释世界。特别是对于实证思维来说,理解先于评价。只有充分了解客观存在的事物,并按照事物本身的逻辑加以理解,才能更好地评价。

   我们在华南进行调查,发现了在单一姓氏的自然村内,农民经常调整土地。这看起来不合中央政策的行为是如何发生的呢?换句话说,农民为什么这样做呢,是一时冲动,还是理所当然?这又涉及农民的行为是否有理据的问题。如果按照既有的定义,理性是知识生产者的产物。正是基于此,笔者的《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一文受到质疑。但理性这一词的使用不是重要的,关键的是农民的行为是否有理据,农民是否纯属感性的动物。如果承认农民的行为是有其自身理由和依据的,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追问其理由和依据是什么,这正是实证思维的结果。同时,实证思维还要求我们根据事物本身的内在逻辑去发现事物背后的理由和依据,而不是自我代替其寻找。

我们在广东农村调查时,发现农民经常性调整土地,笔者追问农民为什么要这样。当地农民脱口而出:“都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大家都要吃饭。增加了人口自然要增加土地。”同一祖宗成为人们行为的基本理据。我们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南方的宗族村庄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祠堂中心,聚族而居”。每个村都有祠堂,并以祠堂为中心,具有同一血缘关系的人围绕祠堂共同居住。而在长江、黄河村庄,宗族形态已不完整,更多的是家族形态,各个家庭里供奉着自己前辈先人的牌位。大量的现象使我们意识到,在中国农业核心地区,祖宗(包括近祖的前辈先人)具有神圣一般的地位。祖宗具有至高无上性、本源性,也是后人认识世界的本体性。这一本体认识基于血缘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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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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