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江:“自我”与“他者”:儒家关系伦理的多重图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 次 更新时间:2022-07-02 09: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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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江  

   内容提要:将儒家伦理化约为差序格局,认为儒家伦理不能适应陌生人社会,这种判断只是关注了儒家的血缘亲情伦理和礼的差别性待遇,而没有认识到儒家伦理的多重维度。事实上,儒家在人与人之间、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还建立了普遍性的关系伦理、交往价值理性和相与之道,这种伦理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效,而且对中国现代陌生社会和陌生人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是有效的。通过儒家关系伦理和相与之道的多重图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关 键 词:自我  他者  儒家  关系伦理  多重图像

  

   认识历史深厚、谱系广大的儒家学说,需要我们采取非线性和复杂性思维,需要我们在认知它的一个维度时,不能忘记它的其他维度;在看到它的一种叙事和论说时,不能忽略它的另外叙事和论说。一种对儒家的归结说,儒家建立的人伦秩序整体上是一种差序格局①,引申这一看法对儒家伦理学提出的一个质疑说,它无法适应现代陌生人的社会②。对此我们能够给予的回答是,这类看法是只识别了儒家的部分特性,而遮蔽了它的其他特性;它受限于儒家伦理学中的部分东西,而没有关注它的更多维度。儒家有特殊的血缘亲情伦理观,也主张“礼”的差异性安排和秩序,这是事实;但儒家也强调人性平等,强调人的意志自由和人格自我发展;儒家还有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关系伦理观等,这也是事实③。

  

   儒家的普遍伦理是相与之道,是交往之道,它建立在天人关系、人物关系和人与人等一般的关系世界中。儒家为此建立的伦理话语和学说,能够面对除了亲人、友人和熟人之外的一切陌生人,能够广泛适用人与人、自我与他者的各种关系④。儒家的关系伦理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孔子对同一伦理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论说,孔子的弟子对孔子提出的同一论题的不同回答,在在都证明了儒家伦理的多义性和多重性。这就意味着探讨儒家的伦理,不能让它的血缘亲情伦理和差异性“礼”的伦理遮蔽住它的平等待人(一视同仁)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关系伦理。

  

   一、两个语境、文本与相与之道的表达

  

   儒家伦理学可以概括为关系伦理(相与之道)。它的一种论说方式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化为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等五种特殊关系,并以“有亲”“有义”“有别”“有序”和“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来加以规范。这五种关系的前三种属于家庭中的血缘和亲情关系,后两种则属于政治领域中的上下关系和社会中的熟人关系。在古代社会中,人们活动的空间和范围小,流动性相对低,交往也少。大多数时候,人们都生活在各自的亲情、村情、乡情及朋友和熟人的圈子内,儒家的具象化伦理同古代社会人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具有关联性。但儒家一开始就没有将伦理的空间单一设置在人群的小圈子内或者熟人关系中,它的伦理学还有另一种叙说方式,它是在人与人、我与他等自我与他者的普遍关系中建立伦理价值和规范,它同儒家的四海一家和天下大同的共同体信念相呼应。

  

   有两个过去我们关注不够的语境和文本很适合作为讨论这一论题的切入点。其中一个文本被保存在《韩诗外传》卷九中: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人;人不善我,我亦不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颜子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异,问于夫子。夫子曰:“由之言,蛮貊之言也;赐之言,朋友之言也;回之言,亲属之言也。’《诗》曰:‘人之无良,我以为兄。’”⑤

  

   这是孔子同子路、子贡和颜回这三位弟子问答的一个故事。

  

   孔门其他场景下的问答故事,大都是孔子提出问题,然后让他的三位弟子分别回答。《韩诗外传》卷九记载的这一故事没有具体的场景。依据其他文献记载的类似故事可以推测,一次孔子和他的这三位弟子在一个地方相聚,孔子向这三位弟子提出了一个“我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让弟子分别回答。喜欢争先恐后的子路抢先回答说:“人善我,我亦善人;人不善我,我亦不善之。”然后子贡回答说:“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最后是颜子的回答:“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位弟子对孔子提出的同一问题的回答差别很大。孔子听了他的三位弟子的回答后,可能没有马上说话。由于他们所持意见不同(“三子所持各异”),他们就求证于孔子(“问于夫子”),看他如何看待他们的不同回答。于是孔子说出了自己的评价:“由之言,蛮貊之言也;赐之言,朋友之言也;回之言,亲属之言也。”很明显,孔子将他们的回答划分为高低不同的三个等级——从亲属关系到朋友关系再到陌生人关系(非文明社会的)。直观上看,我们就能判断出它们为什么等级不同。这一语境和文本中的伦理故事我们称为“故事A”。

  

   孔门伦理语境和文本中的第二个故事是,孔子询问他的三位弟子做一个明智的人是怎样的(“智者若何”),做一个爱人的人是怎样的(“仁者若何”):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荀子·子道》)⑥

  

   相比上一个故事,这一故事好像是在一个屋子里孔子对他的三位弟子进行了一场面试,让他们先后进去回答(子路先,次子贡,最后颜回);孔子提出了两个问题——“智者若何,仁者若何”;他的弟子回答后孔子直接评论;三位弟子的回答同样是三个答案,孔子对三位弟子的回答的评价也是三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士”“士君子”和“明君子”。但孔子没有解释三者的不同,他一般也不用这种方式区分不同的人格。士、君子、贤、圣等(还有成人、大人、儒者)是孔门期望的人格形象,按照《荀子·哀公》篇的记载,孔子这里所说的“士”“士君子”和“明君子”,大体上可以对应于他的“士”“君子”和“贤人”形象。这一故事和文本中的伦理语境我们称“故事B”。

  

   孔门语境和文本中的这两个伦理故事向我们呈现出什么样的问题和意义维度呢?第一,孔子提出的不同问题及弟子们的回答,整体上都是围绕着“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关系展开的。从故事A来说,孔子提出的大概是一个我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他者的一般性问题。在故事B中,孔子不是一般就人应该如何做而是就做一位仁者和智者具体应该怎样提出问题,但孔子的三位弟子的回答,仍然是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来立论。颜回的回答虽说是从如何对待自己而言,但就像理解儒家的“为己之学”那样,它也不是一个撇开“他者”的孤立的“自我”概念。

  

   第二,对于孔子三位弟子表达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相与之道,对于孔子作出的不同评价,我们要立体地去看。不限于这两个故事,孔子和他这三位弟子在其他场景之下的问答和评论与此类似(总是子路抢先回答,然后子贡,最后颜回;他们的答案也总是三个;孔子评判的结果,又总是颜回占优,子贡和子路等而下之);孔子及其门生在不同时地的言论往往侧重点不同,如孔子对仁、义、礼、智、信、孝、忠、敬等概念的界定就是如此,有时他的立论甚至相反(如“言必信”与“言不必信”)。孔门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伦理表达,为它带来了语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我们的考察也需要整体的眼光。

  

   第三,在孔门的整体语境中,故事A和B所表达的自我与他者的相与之道,都具有一般的意义。孔子的评价是相对的,它们彼此不是简单的优劣、高下的等级,更不是非此即彼的排他关系。将它们置于不同时期和不同的伦理传统中,也称得上是三种不同的相互之道和类型。伦理价值有底线和上线的权重,也有常态和非常态之别。待人如己、爱人如己和为了他者牺牲自我的利他主义,属于上线和非常态伦理价值;不伤害他者,与人为善,按基本的道德规范去行动,可谓是底线伦理和常态伦理。建立良好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首先需要的是底线伦理和常态伦理,其次才是上线和非常态伦理。如果颠倒过来,那就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孔门的相与之道和交往伦理,整体上是底线伦理和上线伦理的统一体,虽然它有很强的理想性,以至于也被说成是乌托邦主义。

  

   下面我们就将故事A和B所呈现的“自我”与“他者”的交往之道放在孔门伦理学说的整体中来探讨,看它能不能被化约为差序格局,看它是否只能适应熟人之间的交往而不能适应陌生人的交往,看它是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伦理。

  

   二、“我”与“他”:人应该如何相互对待

  

   孔门伦理故事A呈现的自我与他者的相与之道是多重性的,它包含着四种不同的模式:一是互惠模式,二是惩罚模式,三是宽容模式,四是至善模式。用传统的术语表述就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以直报怨”和“以德报怨”。“互惠模式”或以德报德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不同的伦理学传统中(在当今又被发展),它的通俗表达是人家对我好,我也对人家好。故事A中,孔子三位弟子一致回答的“人善我,我亦善之”,可简称为“以善报善论”,这就是互惠模式。它的意思很清楚,别人善待我,我也要善待别人。或者说,别人施与我善的东西,我也要用善的东西回报别人,这是伦理上的应该和公正。对于别人的善待,自己不加回报,甚至报之以不善,那就不仅是伦理上的缺乏,而且也是伦理上的恶。

  

   互惠的达成建立在双方相互的善良意志和行为中。在这种互惠模式中,“善”的施与者是“他人”,善的接受者和回报者则是“我”。别人是不是先善待我,那是别人的意志、选择和行为,但我是不是后以善回报则是由我决定的。从道德理性来说,善的施与者一般对我有一个预期,而回报者的我也会给予回报。而我如果确实以善回报了,他者与我的互惠伦理价值就实现了。如果善的施与者是我,接受者和回报者是他人,情况同样。这是“若想要别人如何,那自己就‘必须’先如何”的一个推断。孟子也有一个表达:“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这是一种更直接的“如果我如何,那么别人就会如何”的推论。儒家以修己、自律为先,更多的是先要求自己要善待别人,然后再期待得到别人的回报。即使我的期望落空,我也不要轻易指责别人,而是再回来反省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善待别人,如果得到了确认,就可知道如何应对。孟子的互惠论就与此紧密结合在一起。

  

孔子三位弟子的“以善报善”只是孔门伦理互惠论的一种表达⑦,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孔子的“以德报德”和《礼记》中的“礼尚往来”这两种互惠表达。孔子的“以德报德论”很著名,它是用“德”在彼此之间的施与表达的互惠模式。孔门“礼尚往来”的完整表述是《礼记·曲礼上》的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是用具体的“礼”的施与关系表达的互惠性关系。《礼记·曲礼上》将伦理价值划分为两个等级:“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按照这一划分,最高的是“贵德”,其次是“务施报”。相对于“务施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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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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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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