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回儒——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正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1 次 更新时间:2018-10-02 00: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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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儒”一词,据学者考证最初出现于明清之际的伊斯兰教学者著作中,清初广西将军马承荫为大学者马注所著《清真指南》一书所作的《指南序》中说:“若岱舆王先生,回儒博学,墨翰精通,释杖玄丹,应身垂教,虽未及见其人,而《真诠》一集,神游海宇,功在万世,非其文吾不知其人也”。蓝煦在《天方正学序》中也提到: “世人与回儒,往往分视之,而未能参观,良由不明,天方经意,以致见少多怪。”不过这里的回儒是指伊斯兰教和儒教,还不是一个概念。当代学者如孙振玉在《明清回回理学与儒家思想关系研究》中以“明清之际的回回理学与回儒”为题,简单提起过“回儒”概念的来由,他说“明清回回理学家中也有回儒两字并用者,但观其本意,主要是分用,而不是合为一个名词。”“无论如何,就笔者现有考证而言,‘回儒’这一概念,主要出自当代研究者之手,而不是明清思想家自己” 的观点。他的意思是“回儒”作为一个完整概念是出于当代学者之手。其实,“回儒”作为一个完整概念来自日本著名东西交通史学者桑田六郎( Kuwata Rokuro)所著的《明末清初之回儒》 一文,文中提到:“中国本部之回回,则迄明末尚颇沉默,不见活动。直至明清鼎革之际以及康熙年间,彼等间乃起一种自觉。于是多数回回学者辈出,翻译回教经典及仪律之举甚盛。此确为中国回回史之一划时代的时期,余算此时期为中国回回史上之文艺复兴时期。” “回儒”作为一个固定概念提出来,确实揭示了明清一批伊斯兰学者兼具伊儒双重知识与思想的基本特征。

   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即建构三重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实现“三重融入”: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文化认同与融入指伊斯兰教以一种宗教文化认同、融入以儒家为主体,诸子百家、道佛耶回多元复合的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成为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认同与融入是指回族、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东乡、撒拉、保安等10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认同、融入以汉族为主体,包括五十六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国家社会认同与融入是指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认同、融入中国社会,不寻求别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在这三种认同与融入中,文化是基础,民族和国家是方向,目标是建设小康社会,走向世界大同。

   就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至今1300多年的历史来看,伊斯兰教中国化道路曲折艰难,大致经历了唐、宋、元、明,特别明清之际的“以儒诠回”汉文译著活动,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代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正道——正确道路。可惜的是由于诸多原因,清代中后期这一历史进程发生逆转,走了许多弯路,留下了值得反思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唐、宋、元穆斯林士大夫


   伊斯兰教在传入中国初期的唐代,就有穆斯林通过科举成为士大夫。如大食人李彦升唐至五代后周时期侨居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很有学识。当时汴州刺使、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偶然发现李彦升是一个人才,特意向唐宣宗荐贤。经唐宣宗派员调查考察后,恩准李彦升参加科举考试。李彦升至京后,按步骤进行科考,不负众望,一举得第,被录取进士,并钦点为翰林学士。两宋时期,来华穆斯林与当地汉人通婚、定居、繁衍后代,就形成了“土生藩客”。他们是从小就在中国长大,熟习中国文化,适应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是中国回族的先民。

   到元代,随蒙古人西征迁徙而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西亚人大部分都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定居中国各地后便与当地汉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等通婚繁衍后代,来华穆斯林人口急剧增加,出现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情况,相应地伊斯兰教也成为与道教、佛教并驾齐驱的“清教”、“真教”。元代穆斯林的社会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有更多人进入政府,成为朝廷或地方官员,更多的穆斯林学者中国化(华化),还出现了一批对儒家经典和学说颇有研究的穆斯林学者。据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其中的西域人即元时所称的色目人,以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人居多。陈桓认为西域人的“华化”在文化上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精研儒学。因为“儒学为中国唯一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元初不重儒术,故南宋人有九儒十丐之谣。然其后能知尊孔子、用儒生,足以文治太平,西域诸儒实与有力。” 作者随后列举唐兀人高智耀、畏吾儿人廉希宪、康里部不忽木等如何兴儒学、崇学校、奖秀艺、正户籍、免徭役。如廉希宪,据《元史·廉希宪传》卷126载:

  

   希宪笃好经史,手不释卷。一日,方读《孟子》,闻召,急怀以进。世祖问其说,遂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为对,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

   希宪讲求民病,抑强扶弱。暇日从名儒若许衡、姚枢辈谘访治道,首请用衡提举京兆学校,教育人材,为根本计。

   希宪在中书,振举纲维,综劾名实,汰逐冗滥,裁抑侥幸,兴利除害,事无不便,当时翕然称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至元元年,丁母忧,率亲族行古丧礼,勺饮不入口者三日,恸则呕血,不能起,寝卧草土,庐于墓傍。宰执以忧制未定,欲极力起之,相与诣庐,闻号痛声,竟不忍言。未几,有诏夺情起复,希宪虽不敢违旨,然出则素服从事,入必缞绖。及丧父,亦如之。

   时方尊礼国师,帝命希宪受戒,对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对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希宪称疾笃。皇太子遣侍臣问疾,因问治道,希宪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政,群小阿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就沉?彖,不可药矣。”

  

   由以上资料来了看,廉希宪俨然是一位纯儒,他自幼熟读孔孟之书,及长师事当世大儒许衡、姚枢等,具有民本思想,重视教育,事亲至孝,为臣尽忠,深愔儒家治道,做官能够振举纲维,综劾名实,抑强扶弱,兴利除害,当时翕然称治。

   又如不忽木,字用臣,世为康里部大人。康里,即汉高车国。据《元史》本传记载,不忽木资禀英特,进止详雅,年十六,独书《贞观政要》数十事以进,帝知其寓规谏意,嘉叹久之。当世大儒许衡纂历代帝王名谥、统系、岁年,为书授诸生,不忽木读数过即成诵,帝召试,不遗一字。至元十三年,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曰:

  

   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盖自尧、舜、禹、汤、文、武之世,莫不有学,故其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为后世所法。

   臣等向被圣恩,俾习儒学。为今之计,如欲人材众多,通习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选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充司业、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为之讲解经传,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下复立数科,如小学、律、书、算之类。每科设置教授,各令以本业训导。小学科则令读诵经书,教以应对进退事长之节;律科则专令通晓吏事;书科则专令晓习字画;算科则专令熟闲算数。或一艺通然后改授,或一日之间更次为之。俾国子学官总领其事,常加点勘,务要俱通,仍以义理为主。

  

   不忽木懂得儒家自尧舜禹汤武王周公以来的政教,把握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把教育放在治国理政的优先地位。

   其子巙巙(kuí),字子山,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风神凝远,制行峻洁,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巙巙侍经筵,凡《四书》、《六经》所载治道,为帝?绎而言,必使辞达感动帝衷敷暢旨意而后已。或遇天变民灾,必忧见于色,乘间则进言于帝曰:“心仁,爱人君,故以变示儆。譬如慈父于子,爱则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则父怒必释。人君侧身修行,则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诚,虚己以听。巙巙以重望居高位,而雅爱儒士,甚于饥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于其门。达官有怙势者,言曰:“有何好,君酷爱之。”巙巙曰:“儒者之道,从之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伦咸得,国家咸治;违之则人伦咸失,家国咸乱。汝欲乱而家,吾弗能御,汝慎勿以斯言乱我国也。儒者或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贮储有过人者,何可易视也。”达官色惭。疾卒,年五十一。家贫,几无以为敛。帝闻,为震悼,赐赙银五锭。谥文忠。

   由这些资料看来,不忽木父子对儒家思想如此熟悉,并能身体力行,躬行实践,真可以称得上是儒家士大夫的楷模。

   据该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统计,元代著名的穆斯林儒家学者有赡思丁、忽辛、赡思、勖实戴等人。

   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 ,中国元代回族政治家、思想家,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为云南设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长官。据《元史》本传载:“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郭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他修建了云南的第一座文庙,拜祀孔子,教书育人,历史上“云南府儒学”和“昆明县儒学”都设在文庙内。其子忽辛,大德九年,再改云南行省右丞。“先是,赡思丁为云南平章时,建孔子庙为学校,拨田五顷,以供祭祀教养。赡思丁卒,田为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庙学旧籍夺归之。乃复下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文风大兴。”(《元史·赛典赤赡思丁附子纳速剌丁、忽辛传》)可见,赡思丁父子作为回教学者对云南穆斯林和儒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赡思,据《元史》本传载:“父斡直,始从儒先生问学,轻财重义,不干仕进。赡思生九岁,日记古经传至千言。比弱冠,以所业就正于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之门,由是博极群籍,汪洋茂衍,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故其年虽少,已为乡邦所推重。”“赡思邃于经,而《易》学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钟律、算数、水利,旁及外国之书,皆究极之。家贫,饘粥或不继,其考订经传,常自乐也。所著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及文集三十卷,藏于家。”可以说是一位钟情于中国文化的穆斯林儒家学者。

勖实戴,字子希,河南伊川守鸣皋镇的炮手总管。他喜欢汉族文化,读二程《遗书》,豁然心朗,大有所得,因此改名克烈士希。据今尚保存在河南嵩县程村的碑刻记载: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太尉文彦博鉴于程颐“著书立言,名重天下,从游之徒,归门甚众”,就在洛阳鸣皋镇的一个小村庄拨了一块土地,专门为他建修了一座“伊皋书院”,让他在此讲学近20年。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下,书院被毁。勖实戴心慕程氏理学,慨叹书院废弛,于元成宗大德年(1305年),捐俸重建书院,历时十年,《敕赐伊川书院碑》里记载:“伊川鸣皋镇炮手军总管勖实戴,读《易传》,读《遗书》,坚苦刻砺而有得焉。乃更名曰:士希。尝语:人之生也,天与之至善之性。苟不为物欲所蔽,操存涵养,真积力久,去圣贤之域,夫何远哉!吾儒读书学道,必以成己成物为第一义,每欲礼聘师儒,合里之俊秀教养之,使知圣贤义理之学,以少负方今开设学校、作新士类之美意。” 建成了包括大成殿、讲书殿、九贤祠、藏书楼等在内的院舍百余间,聘请名儒,招徒授课。克烈士希去世后,他的儿子慕颜铁木继承父亲遗志,复建稽古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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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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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穆斯林》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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