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建: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几点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39 次 更新时间:2022-01-0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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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建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当前伊斯兰学术界的共同话题。伊斯兰教中国化,不但事关伊斯兰教本身的生存与发展,还事关移民融入、文化交流、族群融合乃至社会和谐等议题。在中国,政教学三界大多明确表示支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我们争论的焦点不在伊斯兰教中国化与否,而在如何认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如何支持中国化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内涵

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命题,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将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如何认识和理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命题,很关键。

(一)中国化是伊斯兰教的理性选择

伊斯兰教是一种普世性的宗教,有比较彻底的唯一神观念,这种唯一神宗教观念培育出一种大一统的文化观念、文化取向和政治理念。从信仰者的立场来看,《古兰经》是超越时空的经典,它所记载的思想、文化与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时至今日,在伊斯兰世界建立统一的哈里发国,仍是许多穆斯林的文化与政治理想。事实上,在历史与现实中,伊斯兰教也在唯一神观念的指导下,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但是,世界是复杂的,统一与多样永远是一对矛盾。伊斯兰教在向世界各地扩张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与伊斯兰教截然不同的文化、思想与制度。尽管反对声音此起彼伏,但伊斯兰教的普世性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地方性靠拢或妥协,这就是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一方面,唯一神观念下的统一性,是伊斯兰教发展的思想与制度性力量;另一方面,本土化也是伊斯兰教扩张的一种高效手段。16世纪以后,伊斯兰教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最擅长本土化的苏非主义。苏非教团体制化组织化与地方性共同推进,造就了伊斯兰教的第二次繁荣。因此,伊斯兰教本身的发展,也是它本土化的动力所在。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是减少作为普世性的伊斯兰教与地方文化冲突的一种有效方式,有利于伊斯兰教与当地的文化融合及社会发展。

相应地,伊斯兰教在中国也面临着本土化的选择。历史与现实已证明拒绝本土化,中国伊斯兰教就没有前途。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

从中国次区域层次上来说,中国伊斯兰教内部也有区域性特色。中国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可以表现为新疆伊斯兰教,也可以表现为内地伊斯兰教,也可以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后的伊斯兰教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化特征,是在符合整个中国一般要求的情况下所做出的相应改变,这是一种在更宏观层次上的中国化。比如,当前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要求之一,就是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论哪个地区的伊斯兰教发展,在相适应方面并无区别,这是宏观意义上的伊斯兰教中国化。

从哲学上讲,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只是为更好地生存而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迎合中国环境。伊斯兰教的“大传统”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形成中国伊斯兰教的“小传统”,“小传统”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与“大传统”并不矛盾。那种认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去宗教化”,是损害伊斯兰教神圣性、完整性的观点,是违反辩证法的。

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证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成功立足、发展的正确选择,也是必由之路。鉴古知今,当代中国伊斯兰教,也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中国化之路。

(二)全方位的伊斯兰教中国化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信仰系统,在世俗上,它还是政治系统。其所包含的内容丰富而繁杂,既有宗教的外在象征,如行为活动、组织制度、宗教建筑;又有宗教的内在思想观念、情感体验等。具体到伊斯兰教,就是教义、教法、宗教礼仪、宗教制度、清真寺、信仰认同等。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一种全面、全方位的中国化转向,宗教的内在和外在层面,都要走中国化之路。因此,当前教内“融入主流,保持本色”式的有选择的本土化,可能只是一种良好愿望,逻辑上是通的,但实践上很难做到。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必然在宗教的各种层面上接受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的元素、象征与符号,呈现中国伊斯兰教的气质、气派、特征。在宗教思想上,当前以“二元忠诚”所体现的“爱国爱教”思想,实为“以儒诠经”时代“忠君爱教”思想的当代延续和发展;苏非门宦思想中对儒家祖先崇拜的观念、道家“无极而太极”哲学思想的借鉴,丰富了中国伊斯兰教的思想,增强了宗教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在宗教制度上,中国伊斯兰教开创了一些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宗教制度,具有封建家族色彩的门宦制度、格底木的独立教坊制度、清真寺和教区管理中的海乙制、经堂教育制度;在清真寺建筑上,中国古典建筑和中亚风格的清真寺,曾经成为中国清真寺建筑的主流。正是因为历史上较为成功的中国化,伊斯兰教才能在中国历经千年而顽强生存下来。因此,中国化,是中国伊斯兰教生命力的密码。

(三)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向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政教分离政策,这是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大前提。宗教是私人之事,不得干预公共事务。历史上伊斯兰教曾经选择“附儒以行”,文化上“以儒诠经”,政治上力求接近皇权,新疆的白山派与黑山派,更是与世俗政权连体共生,这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当代,我国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文化上以社会主义的文化为引领,政治上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教权要与俗权保持距离。“爱国爱教”,但国权与教权在政治层面是两分的。穆斯林只能以公民个人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行使政治权利。中国的人大与政协专门设“宗教界代表人士”名额,并非让宗教干预政治,而是为了保障宗教信仰者的政治权利。

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总方向,是积极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做到相适应,笔者认为至少应坚持做到如下六点:(1)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制度;(2)接受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引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与包括中国伊斯兰教文化遗产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相沟通,相协调,相融合,取长补短,彼此尊重,和合共生;(4)坚持依法办教,真正遵守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5)坚持独立办教,主动拒绝国外的教务干预,抑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6)落实“爱国爱教”原则,自觉维护国家统一。

二、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易与难

当前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一方面,有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这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优势;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也困难重重,许多掣肘性因素也很明显。

(一)易:历史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成功经验

中国伊斯兰教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间,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伊斯兰教一直未曾中断中国化进程,这是伊斯兰教能够在中国延续千年不绝的重要原因。伊斯兰教中国化经历了几个大的转变:宗教表达上内地穆斯林弃用阿拉伯名字,采用汉化的名字。生活习惯也出现了本土化趋势,大量融合汉俗。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运动,更是在思想文化的深层次上,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民国时期,兴起了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与“五四”之后中国人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奋斗历史高度吻合。

作为外来宗教的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就积极拥抱中国主流传统文化,沟通、理解、借鉴、吸收、融合,不搞文化对抗,这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经过积极的本土化,当今的中国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已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当前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作为历史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继续,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可以利用,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

(二)难: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阻碍因素

与有利因素相比,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不利因素更加明显,这与伊斯兰教本身的宗教特征有关,也有其复杂的历史与现实政策原因。

首先,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它的宗教圣地在国外,中国伊斯兰教是流不是源。伊斯兰教的国外宗教圣地对中国穆斯林有巨大的吸引力,被视为宗教神圣性的象征。伊斯兰教规定,如果有可能,穆斯林一生当中应到麦加朝觐一次。朝觐成了穆斯林的一项重要宗教义务。对穆斯林个体而言,朝觐对伊斯兰信仰的影响深刻而复杂,圣地代表着宗教正统,然而朝觐中接触国外的伊斯兰思想,有可能促使穆斯林的信仰向国外的所谓伊斯兰“正统”或“正信”靠拢,并使朝觐者萌生本国伊斯兰教偏离正信的观念。朝觐回来的穆斯林学者,通过对比国内外的现实,得出国内的伊斯兰教已不再纯正,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太多而需要改革,剔除其中非伊斯兰的中国文化成分,使中国伊斯兰教回归“正道”的观念。宗教改革所要剔除的内容,通常是伊斯兰教长期中国化的成果。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的圣地也在国外,但这两种宗教与伊斯兰教不同,没有明确的朝觐圣地的教法规定。所以,伊斯兰教朝觐,有强化国外宗教正统性的功能,对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其次,伊斯兰教周而复始的宗教复兴运动,也是抵销本土化成果的重要因素。周期性的宗教复兴运动,在伊斯兰教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复兴运动有全局性的,也有局部性的。全局性的复兴运动,会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区域性、局部性的复兴运动,只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某一地区。中国伊斯兰教既受区域性的,也受世界性的复兴运动的影响。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运动,实质上是一次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伊斯兰教中国化起抵销作用的,主要是世界性的复兴运动,这种运动通常由国外掀起,然后通过朝觐、游学等方式扩展到国内。近代以来,伊斯兰教的泛伊斯兰主义、塞莱菲主义等都曾深刻地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趋势发生过冲突,对长期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成果形成冲击。从伊赫瓦尼运动、瓦哈比运动到达瓦宣教运动,都号召“尊经革俗”,以经训为依据,剔除中国伊斯兰教中的非伊斯兰成分,妄图“净化”中国伊斯兰教,回归伊斯兰“正信”。当代,互联网更是一种家教复兴思想传播的便捷方式。所以,家教复兴运动有多种宗教、文化与社会功能,但它在客观上有抵消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功能。

再次,伊斯兰教有相对完善的宗教制度体系。有些制度是伊斯兰教特有的,这些制度较好地维持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传承,使其宗教思想、教义教法等能较完整地传承。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育制度——经堂教育是中国伊斯兰民间经学教育的主要方式。经堂教育从宗教小学、中学到宗教大学,有系统的教材与学制。经堂教育一方面起到伊斯兰教宗教传承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非宗教的教育,比如非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难以扩展到伊斯兰教育制度中。伊斯兰教育制度对跨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类似地,中国伊斯兰教的寺坊制度,教坊居民围寺而居,形成穆斯林的小社区,因为信仰、生活习惯的差别,通常与周围非穆斯林有一定的文化距离和心理隔阂。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就一个地区而言,比如西北某省区,穆斯林群众与非穆斯林群众之间在社会交往上的活动是非常有限的,除了日常的经济交往之外,文化的、社会的交流并不多,心理的隔阂仍明显存在。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不能称为“和谐”,只能称为“和平、稳定”,笔者将其称为一种交往稀疏的“冷和谐”。“冷和谐”的社会,对文化交流、交融是不利的,也会延缓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步履。

最后,现行宗教、民族制度的因素。现行的有些政策,出发点是促进文化交流交融、民族和谐,事实上却阻碍交流,造成隔阂。最典型的当属以民族为标准的种种加分政策。同一个地区,同样的教育环境,因为民族不同,只有少数民族考生加分,这种政策具有明显的强化民族差别的导向作用。

三、伊斯兰教中国化:永远在路上

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做好宗教工作关键在“导”,要“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命题的提出,说明中国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中国化仍然不够。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经过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运动,伊斯兰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转型,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国宗教,这一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了。如前所述,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它有周期性的复兴运动,国外宗教的正统性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之间存在张力,中国伊斯兰教内部总是有一种向国际伊斯兰教“看齐”的冲动,中国伊斯兰教中“外国的月亮圆”的认识长期存在,这是伊斯兰教中国化需要长期引导的原因之一。

伊斯兰教中国化并未最终完成,这从中国知识界对伊斯兰文化的认识上可见一斑。一般来说,中国知识界常用“儒释道”来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释”作为外来的文化,早已被中国主流的文化界公认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伊斯兰文化则没有这样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如刘智,曾用“学通四教”来表述他精通“儒释道伊”四种宗教,但“儒释道伊”这一表达并未被中国主流学界接受。过去如此,现在仍未有根本的改观。中国主流知识界仍在潜意识中,把在中国生存发展了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文化,视作外来文化。有学者甚至公开宣称,正是因为伊斯兰教中国化不足,故尚不足以作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中国主流知识界的这种态度,一方面,可能与其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了解不足有关,甚至也可能与其对外来文化的警惕性有关;另一方面,伊斯兰文化与“儒释道”对话不足、交流不够、理解不深、交融有限等亦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程度仍然不够。

中国伊斯兰文化作为在中国土地上生长、发展的文化,作为由中国穆斯林所承载的文化,不论是从地域还是法律而言,都是中国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歧在于,伊斯兰文化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要求标准很高,不但要有高度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国家认同也要同步跟上,达成一致。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背后,是强烈而一致的文化情感,任何文化共同体,对一种缺乏情感沟通的外来文化,不可能将其自觉纳入传统文化。文化情感的建立,需要以文化承载者长期的共同生活为基础,需要文化的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主流文化的沟通与交融,并不是说要达到“谁吃掉谁,消灭谁,同化谁”,而是要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最后像“儒释道”那样,“儒释道伊”四教融为一体,不分彼此。要达到这一步,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尚未足够深入的情况下,伊斯兰教又面临着对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认同。与当代中国新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更需要双方进一步的努力。新时期的文化认同,需要在传统认同的基础上,加入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这是对新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新要求。当前中国伊斯兰教领域争论比较激烈的话题,如教法与国法的关系,族教捆绑族教一体的问题,清真泛化的问题等,都与当代社会主义新的文化认同密切相关,不解决这些紧迫而现实的问题,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四、结论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历史上中国穆斯林的理性选择,是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上生存发展的需要。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在教义、教法、礼仪、制度等方面全方位的中国化转型。但是,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并非坦途,既有历史经验可资借鉴,也有历史传统的负担、宗教复兴运动等多种掣肘力量。伊斯兰教只有克服各种阻力,继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同时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相调适,进行深度的沟通、交往、交流、交融,最后才能达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成一体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最高境界。要现实这一目标,伊斯兰教中国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维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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