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3 次 更新时间:2018-09-09 23: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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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历史社会学和军事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以毛泽东为首要领袖的红四军1927年—1930年间在苏维埃革命实践中提出的“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这种战略以正规化、职业化、政治化的军事武装为基础,在有红色力量的地方逐步扩展,扶持地方军事力量的成长,并推动地方政治秩序的重构。它不仅创造了晚清以来“地方军事化”的新格局,更把军事革命与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的跨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军队-地方关系。但这种战略的实施也产生了一些复杂的历史效果。

   【关键词】 红四军,伴着发展,地方军事化,军事地方化

  

一、引言

  

   在和平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而在战争时期,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则是军事力量与非军事力量的关系,也即西方文献中的“文武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①文武关系既包含军队内部的文武关系,如西方军队中的专业军官与文职官员的关系,中共军队中的军事首长与政治首长的关系;也包括军队与其外部力量之间的文武关系,如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军队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军人与家庭的关系等等。现代社会的文武关系不仅决定了战争的形态,塑造了军队的走向,而且是影响现代国家构建及现代性成长的重要因素。韦伯在对卡里斯玛权威、纪律、救赎宗教与政治秩序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考察中奠定了西方社会理论分析文武关系的基本思路;而亨廷顿从专业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分析西方现代国家文武关系的经典理论范式。②

   传统中国遭遇乱世、群雄逐鹿时首先靠的是武力,但治世却素来讲究以儒家伦理为本。因此在文武关系上,在中央层面强调的是以文制武,在地方层面强调的是文武分殊。1864年太平军起义被扑灭,成为中国晚近以来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团练势力的崛起,极大程度改变了传统国家治理军队和地方政权的正式机制和思想基础,在咸丰同治年间走上了由地方督抚掌握军权的道路,罗尔纲将此权力格局称为“外重内轻”。③从曾国藩的湘军到李鸿章的淮军、北洋水师再到袁世凯的北洋军,原来以绅领军的模式逐渐演化为以军统绅的模式,最后形成了有枪无道的军阀模式。自清末光宣新政以来,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地方督抚权力也被削弱,新崛起的军人集团以武力控制地方,呈现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④军人集团既不再效忠中央,又脱离了与绅士及儒家伦理的关联,脱离了与地方社会的有机联系,成为一种只效忠于军队统帅个人、漂浮在地方社会的失控性力量。

   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尝试建立新型军队的重要努力,其党军体制通过党代表制、政治部制和特别党部制,建立了“以党领军”“政治支配军事”与“文主武从”的政治军事架构。但自“三二〇”事件以后,国民党以党领军的蓝图在现实中蜕变为以军控党。国共合作失败后,国民党的党军体制基本被废弃,与其他职业化的军阀部队逐渐合流。⑤其基本特点有两个:在军队内部的关系上,由单一的军事首领掌控一切,军官对军事首领个人效忠,士兵与军队通过军饷形成雇佣关系;而在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上,武主文从,军队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化势力,但只是寄生在地方、漂浮在地方的势力。地方社会在军队高压下给军队提供兵源和军饷,而军队对地方的社会生态不仅无所助益反而多有破坏,军队与地方民团组织之间也各行其事。

   国民革命是国共两党共同主导的复合型革命:国民党沿袭的是政治革命路线,看重的是军事斗争;共产党另辟社会革命路径,重在发动工农。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武装革命,但并没有放弃社会革命的路径,由此使党领导的红军成为与传统军阀军队截然有别的新式军队。其中,红四军⑥是红军中发展最早、战斗力最强、治军理念最独特的军队。有学者把各地红军的割据分为“外力型”与“内生型”两类:“外力型割据”有较强的战斗力,但地方基础较弱;而“内生型割据”有较好的地方基础,但军事力量较弱。⑦红四军的特殊之处在于兼有“外力型割据”与“内生型割据”的优点。一方面,这支军队最初的主干不是所谓的“农军”,而是国民革命军,军事战斗力很强,职业化程度较高。对其所游击或割据的赣西南、闽西地区来说,这是一支来自外地、战斗力很强的职业军队。这使其与其他地方的红军如湘鄂西红军和鄂豫皖红军有明显的不同。另一方面,红四军最主要的领军者毛泽东并不是职业军人出身,而是政治人物出身,尤长群众动员。红四军由此成为红军中最擅长做地方工作的军队。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曾深受晚清湖南独特的理学经世思想影响,尤其服膺曾国藩。他在1917年的一封信中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⑧而他在国民革命时期具有丰富的政治履历,先后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国共两党从中央到省的)党务工作。在这些经历中,毛泽东的农民运动经历非常重要。他先后领导过湖南农运,主办过广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持过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并开展过诸多农村调查,形成了对中国农民运动独特的认识。毛泽东早年的这些思想历程和政治经历对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军事战略思想具有极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不是始于毛泽东;在政策层面提出“由民众运动而军事运动”的路径,也非毛泽东之力;大革命失败后由政治人物来领军的也不只毛泽东一人。但是,只有毛泽东在苏区敏锐地抓到了民众运动与武装割据的最佳契合点。他既吸纳了兵家辩证法的中国思想传统和“以经术为治术”的湖湘思想传统,⑨又结合革命实践逐渐提出了“伴着发展”的工农武装割据战略思想。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红军本身的发展及其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以下简称“军地关系”),并成为他日后提出“乡村包围城市”和“人民战争”战略的先声。

   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以毛泽东为首要领袖的红四军在1927年—1930年间是如何将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凝结成“伴着发展”的战略思想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各种既有的社会传统及20世纪以来的新思想资源是如何与一种全新的军事政治制度发生融合或碰撞的?这一战略为现代中国军地关系带来了什么样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本文尝试从历史社会学和军事社会学的角度,结合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和地方社会史的资料,深入探究现代中国独特军地关系的渊源流变及其张力,以此角度切入对中共政治文化及群众路线的源流的理解。⑩

  

二、井冈山的斗争:“波浪式推进”战略的提出

  

   (一)从“上山”到扎根:“地方军事化”的新格局

   毛泽东自小深受《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传统反叛小说的熏染,11因此,在大革命失败后,他是在党内较早提出“上山”道路的人。1927年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马日事变”后的湖南问题时,毛泽东就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他又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后他对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在8月9日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再次重申了“上山”的道路。12当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攻打城市受挫后,9月底他在三湾主持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将余部带上井冈山,这可以说是他以往“上山”思想水到渠成的结果。当时不少人对革命者上山去当“山大王”是有顾虑的,而毛泽东给大家做工作时强调的是:“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13在毛泽东领兵进军井冈山后,的确表现出了“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特点,迅速完成了从上山落脚到扎根发展的飞跃。

   1. 争取井冈山原有的土匪首领——袁文才、王佐

   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毛泽东上井冈山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里已有以袁文才、王佐为首的土匪盘踞。袁文才10月初托人给毛泽东带信说:“敝地民贫山瘠,犹江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此时毛泽东带领的部队有近1000人、700多枝枪;而袁王二部各有60多枝枪,双方军事实力悬殊。在10月3日的古城会议上,有人提出将袁王部武力解决。但熟读史书的毛泽东说:“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他认为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而要把袁王的武装联合起来,积极争取他们革命,并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的广大群众。14显然,毛泽东这时所着眼的并不仅仅是如何处理与袁王武装的关系,而且是通过争取他们这一示范来争取更多的土匪武装,并动员更多的当地群众支持工农武装。

   为此,毛泽东颇费周折。首先是赠送给他们最渴求的枪支。枪是任何一支武装队伍的立身之本,而像袁王这样势力不强的土匪尤其缺乏快枪。10月6日,毛泽东与袁文才第一次见面就赠送他100多枝快枪,立刻获得了他的基本信任。他给毛泽东部回赠了几百块银元,并帮助他们安置伤病员。10月27日,毛泽东与王佐在茨坪第一次见面后,也是先送他70枝快枪,马上就拉近了和他的关系。其次,为了避免与袁王部在就地解决军饷上的可能冲突,毛泽东与袁文才见面后,即率主力离开井冈山,去邻近的湖南酃县、茶陵县一带打土豪,筹集军饷。再次,毛泽东先后派人到袁王部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还帮助王佐除掉了多年的宿敌。经过几个月耐心细致的工作,到1928年2月,毛泽东才将袁王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而且,在改编时,袁王部队的原建制没有被打乱,毛泽东只是派了一批干部去他们的部队任职。15袁王的武装虽然在4月成立红四军时被编为第32团,却与红四军其他主力之间保持着较高的独立性。无论是红四军主力8月出击湘南,还是1929年1月下山赴赣,32团都一直留守井冈山。可以说,32团仍是一支立足地方的红军武装。这些安排都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争取袁王武装,而这是毛泽东部在井冈山扎根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他后来提出红军“波浪式推进”最重要的军事基础。

   2. 培植湘赣边界的赤色地方武装

毛泽东从领兵上山开始就特别警惕流寇式的行动,强调基础的巩固。太平军石达开部自离开天京(今南京)后,一直在各地漂移转战,终致全军覆灭。而历史的这一幕在“八七会议”后各地举行的工农武装暴动中仿佛又在重演。“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即使是在他和朱德所统领的红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愿住定一处,艰苦的作群众斗争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16在富于群众动员经验的毛泽东看来,要做到工农武装割据基础的巩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精心扶持各地的赤色地方武装。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12月,红四军每到湘赣边界一县,都尽力拨出枪支武装当地,并留下得力的干部训练地方武装。到1928年底,宁冈赤卫队有枪180枝,永新赤卫队有枪200余枝,莲花有枪100余枝,茶陵有枪60余枝。17这些“地方武装:分赤卫队、工农暴动队两种。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如乡的大小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到来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暴动队创始于永新,本来是秘密组织着为举行暴动时用的,后来夺取了全县政权,遂成公开的组织,后来此制度更推行于边界各县,仍此名义未改。……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枝还很不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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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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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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