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我所经历的改革开放初期的股份制改革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 次 更新时间:2018-09-06 17: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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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初期,农村土地林地使用权改革初战告捷,进入城市企业改革,围绕着能不能、要不要以及怎样搞股份制的问题,先后经历了数场大讨论,最终改革派取得了艰难性的胜利。至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国有垄断企业混改,但是进展缓慢。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改革开放初期股份制改革研究的历程,汲取经验教训,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

  

   一、厉以宁教授首先提出股份制改革

  

   改革开放前,我们把股份制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大批特批,以至于使其成为众多禁区中的一个。

  

   改革开放后,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1981年在天津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建议采用股份制。1986年4月下旬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教授进一步阐述了股份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的主张,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产权改革的成功”。由于提出与坚持股份制改革,厉以宁教授被人们亲切地尊称为“厉股份”。

  

   受厉以宁教授讲话的启发,我对股份制产生了研究兴趣,于是从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到我国的企业股份制的全面改造,草拟了20篇论文提纲,于1983年开始写作,先后成稿。由于当时的大气候,虽然东投西投,全被退稿,至1985年《云南教育学院学报》才发出第一篇。1988年,承蒙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郭正秉院长、何耀华副院长批准,我得以把论文汇编成《股份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1月出版发行。

  

   这里有个小故事。1989年3月,经济日报、求是杂志、昆明日报、昆明旅游服务总公司联合在昆明召开“中国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厉以宁教授当时的助手、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曹凤岐教授也应邀与会,当我找他请教时,看到他正拿著自己主编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一校稿校对。他的这第一本股份制书由企业管理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和我的股份制书同属第一批研究股份制的成果。

  

   二、辩论中最重量级的武器是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

  

   (一)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是击倒反股份制改革言论的致命武器

  

   在改革开放初期股份制研究中,第一道坎便是反对股份制的学者不但占绝大数,而且他们打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占据住理论制高点。在全国处于左倾思潮笼罩下,少数主张股份制改革的学者,为了使研究得以继续,而不被腰斩,聪明地机智地从马克思的思想库里找根据;同时也有一个“明哲保身”的问题。作为一个小人物,我也不例外。但当我系统的学习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后,获得意外的惊喜,原来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正是资本主义联合生产的手段,其发展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前提条件,成为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种形式。于是,我很快完成了论文“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和我国企业的股份化”,发表在云南大学学报《思想战线》1989年第1期。在不久“六.四”事件爆发后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云南大学有“左”派教授把《思想战线》我这篇文章认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而向我所在的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揭发,我对找我谈话的理论处长李维贵先生申辩说,云南大学教授先把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驳倒,再来揭发我不迟。此后,这个揭发便不了了之。

  

   (二)马克思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形式

  

   我通过学习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原来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联合生产的手段,其发展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前提条件。马克思的论述是从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两个“扬弃”入手,即通过集资把分散的私人资本集中起来转化为社会资本,私人企业转化为社会企业;实际执行资本家转化为经理,资本的所有者转化为货币资本家。于是,这个资本主义生产连续发展的结果就必然成为两个转化的过渡点:一是资本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即联合合起来生产者的社会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二是与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我曾应邀在一些单位举办的股份制讲座后的座谈中,听到的反应是马克思的论述是对反对股份制改革者的致命一击。

  

   (三)股份制是现代化大生产的重要集资手段

  

   为了回击反对者,我反复指出股份制是现代化大生产的一种筹资手段,可以快速筹措建设资金。对此,马克思多出使用修铁路这类需要巨额资金的建设项目来论述,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麽直到今天世界上还会没有铁路”,而采用股份集资的“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融合起来”,即使像修建铁路这样需要巨额资本的工程,“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88页)。

  

   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断很快便在我国股份制企业中得到验证,一些股份制改革的企业普遍筹集到了所需要的资金,特别是在交易所上市更是“圈”取到大批资金,国有企业纷纷仿效,以至于后来把股市变成了“圈钱”机器,这是没有想到的。

  

   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一些权贵“白手套”拼命利用股份集资手段从社会“圈钱”、把国家财产转到私人名下的违法犯罪行为越演越烈。

  

   三、蒋学模等主流经济学家反对股份制的理由太幼稚

  

   在1980年代我国股份制大论战中,一些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纷纷持反对态度,复旦大学的蒋学模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当时,蒋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曾被指定为统编教材,还被列为全国干部培训教材,可见影响之大。蒋教授发表在《经济学动态》1986年第2期上“对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的几点意见”一文,列出了全面反对国有企业股份化的理由。我在《经济问题探索》1986年第9期发表“国有企业股份化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探讨——与蒋学模先生商榷”,逐一驳斥了蒋教授的观点。不久,王梦奎(时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后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和邢俊芳共同编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的《关于股份制》一书,收录了蒋学模和我的文章。

  

   蒋教授反对理由之一是国有企业股份化后会出现“公有化程度降低”。

  

   我是从三个方面反驳:这一论点不过是当时拨乱反正中已被纠正的“公有化程度越纯越好、越高越好”的违背唯物辨证法的错误命题的老调重谈;而从股份制常识看,决定股份制企业性质的是控股者,只要国有控股,股份制企业性质就不变;再就现实看,现有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经营管理、自主劳动、利益分配的权利集中在政府机构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手里,全民劳动者并无什么权力,何来“公有化程度降低”?

  

   蒋教授反对理由之二是“国家利益受到损失”

  

   我从两方面反驳:国有企业股份化后,经营机制更加灵活,竞争力增加,国家利益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多;而且按照股份制通常做法,可以使企业股份分散化的方法,保证国有股的控股地位,用不着担心国家利益受损。

  

   蒋教授反对理由之三是“企业股份化将产生食利者阶层”

  

   我从三方面反驳:食利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年代专门针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言的,不能套用到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竞争充分的条件下企业股份化后的利润是个不很高的固定数,分到股东名下的利润不可能使其成为食利者;特别是社会还可以通过累进个人所得税加以调节。

  

   蒋教授反对理由之四是“企业股份化后老百性把窖藏货币拿出来买股票会引起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我从四方面反驳:这种观点忘记了我国建设急需大笔资金的现实,不明白股份化是筹措资金的有效手段;而且不明白股份化是世界各国筹措资金、管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通行作法,更不理解发达国家已有成熟的防止投机与欺诈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考虑到国家通过股份化把社会闲散资金收集起来搞建设,恰恰不会引起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特别是,老百性窖藏货币说明了愚昧,现在他们知道货币投资可以增值、不再窖藏货币,蒋先生的经济学观点也就破产了。

  

   四、股份制能不能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1980年代初中期,我国在城市国有企业中主要推行承包制和租赁制两种责任制。承包制和租赁制由于没有解决企业产权明晰以及经营者激励等根本问题,很快便显示出固有弊端。出路何在,改革者提出股份制,遭到了不少反对。如范茂发、苟大志、刘福平发表在《经济研究》1986年第1期的“股份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的方向”。

  

   为了反驳,我写了“联合股份经济——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方向”,发表在《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本来,股份制里已经包涵了资本“联合”之意,“联合股份经济”系概念重复,但责任编辑向翔研究员考虑的是避免别有用心者的非议,真是用心良苦。之后,我又写出“正确认识全民所有制企业股份化”,发表在《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文稿》1986年第9期;“国有企业股份化可能出现的问题”,发表在《经济问题探索》1986年第9期;“股份制与政企分开”,发表在《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当前试行股份制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发表在《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文稿》1989年第1期。

  

   (一)股份制可以解决政企不分

  

   我在研究了1980年代的承包制和租赁制的弊端和股份制的特点后,发现股份制的机制正好可以克服现有国有企业里的政企不分。在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企业里,由全体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体现了股东意志;董事会为企业最高决策机构,监事会为监督机构。由董事会选择聘任总经理(总裁),负责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当然企业还要成立共产党组织,负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股份制这样的组织机构系统,自然排除了政府机构的干预,政企不分随之解决。

  

   (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政府机关放弃产权的过程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时国家投资转变为国有股,这是很自然之事,问题在于由谁代表行驶国有股股权,当时占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政府机关。我和少部分人主张不由政府机关行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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