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曙光:超国家政治共同体:何谓与何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 次 更新时间:2018-09-06 08: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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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曙光  

   内容提要:人能群,国也能群。“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缘于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强烈意志,是国与国之间结成的“有机生命体”。“共同性”构成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身份密码,根据不同的“共同性”,可以分为原生共同体、次生共同体和再生共同体三大类型。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民族国家对于“确定性、安全性和归属感”的渴望,对于自身“完美性”的期待,对于“共同利益”的追求,构成了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创生动力。共同体品类繁多,功能各异,但不同的超国家政治共同体背后有着相同的精神特质,比如,集体主体性、认同感、保守性、团结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超国家政治共同体在维系和平、促进发展、共御风险方面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国际秩序的和谐稳定得益于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积极作为,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有效运转取决于共同体内部的机制安排。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只有当团结与分离、秩序与自主、安全与自由、共赢与利己、界内与界外之间的矛盾张力达到平衡态时,共同体才是善的,共同体生活才是值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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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体(community),意指由某种共同的纽带联结起来的生活有机体。①共同体的生成与人的生命意志相关,“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②是一个充满想象的精神家园。第一个对共同体进行专门探讨的是德国学者腾尼斯,他将共同体分为原始的“植物生活式”的血缘共同体,“动物生活式”的地缘共同体,“心灵生活式”的精神共同体。不过,这些共同体归根结底属于人群共同体,即共同体所指涉的乃是与拥有相同身份、特质、本能、职业、地域、习惯和记忆的人群相关,是人与人结合而成的“现实的有机的生命”。③如果我们将国际社会也比作一个大家庭,每个国家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成员间是否也可以结成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区分标志是什么,创生动力是什么,具有什么精神特质,服从什么样的运作机制,内含什么样的矛盾张力,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功能,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共同性”与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区分


   何谓超国家政治共同体?它不是指民族国家之间无机的集合体,地缘上的邻里关系并非构成共同体的充足条件。“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本质上源于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强烈意志,是国与国之间结合而成的“有机生命体”。超国家政治共同体也可以称之为国群共同体。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超国家政治共同体与跨国人群共同体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是国家间(政府间)结成的共同体,后者是不同国家的人群基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念而结成的共同体,比如全球女权主义运动组织、全球环保运动组织等。

   不同的国家何以结成共同体?不同的超国家政治共同体又何以区分开来?超国家政治共同体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又何以清晰地界定“我是谁”?超国家政治共同体在对待内部成员和外部成员时何以保持内外有别?其实,这中间不是“盲目性”在起作用,而是内在的必然性,即“共同性”在主宰着共同体的生成与熄灭。所谓“共同性”是指民族国家之间在地域、民族、宗教、文化、利益、目标等方面所具有的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或显或隐的“一致性”特质。任何共同体,“共同性”越清晰,意味着边界越清晰,同时,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也越强。相反,“共同性”越模糊,意味着共同体的身份越模糊,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越弱,往往可能因为暂时的需要而结盟,又因为无法调和的矛盾而分崩离析。

   “共同性”构成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身份密码,是维系共同体的纽带,是共同体成其为共同体的存在论依据和合法性来源。但是,维系超国家政治共同体命脉的“共同性”不是唯一的,根据不同的“共同性”,可以将超国家政治共同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原生共同体。基于某种与生俱来的“共同性”而结成的共同体可以称之为原生共同体。与生俱来的“共同性”包括血缘、肤色、地缘、民族、种族等,这类“共同性”具有遗传性和不可重塑性。可见,原生型共同体成员的资格条件在于“‘深厚’的但非理性的继承性认同”。④因此,原生型的共同体,内部成员间的亲密度和情感认同度最强,所需要的外部引导最少,常常是自发结成共同体,“契约”是多余的。

   二是次生共同体。基于某种后天习得的“共同性”而结成的共同体,我们称之为次生共同体。后天习得的“共同性”包括宗教、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这些“共同性”尽管具有遗传性,但也具有重塑性。比如,苏东国家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结成了命运共同体,随着苏东剧变,原来的苏东国家有的加入了北约,有的加入了欧盟,有的划定了新的势力范围,各自又归属于不同的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次生型的共同体,内部成员间的亲密度和情感认同较强,因而所需要的外部引导相对较少,“契约”是可有可无的。

   三是再生共同体。基于某种理性建构的“共同性”而结成的共同体,大致可以称之为再生共同体。理性建构的“共同性”包括目标、利益、任务等,这些“共同性”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遗传的,而是相关国家临时发掘出来的某种“特定义务”或“松散义务”。比如,基于区域合作发展的需要,欧盟、东盟、上海合作组织等一批共同体应运而生;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应运而生,这些共同体都属于再生型的共同体。再生共同体的入门资格条件不是“‘深厚’的但非理性的继承性认同”,而是“‘单薄’的但是通过理性而获得的认同”。⑤再生型的共同体,内部成员间的亲密度和情感认同最弱,因而所需要的外部引导最多,结成共同体只能依靠自觉,“契约”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契约的“绑架”很容易导致共同体的瓦解。

   一般来说,构成共同体的“共同性”既可以是单一的,比如,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容;也可以基于多方面的“共同性”,比如,东盟、欧盟的共同性除了“地缘”之外,还包括更为重要的“共同目标、利益和任务”。

   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是分层次的,每个国家都可以归属于多个不同层级的共同体。共同体之间有些是并列关系,比如欧盟、非盟、东盟;有些构成层级关系,处于国家之上的共同体一般称之为“直接共同体”,处于超国家政治共同体之上的共同体即是“总体性的共同体”或“诸共同体的共同体”,⑥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可以将整个国际社会“看作是由各个共同体组成的共同体,其中也包含一定数量的不属于任何共同体的个体。”⑦由于共同体的层级不同,共同体成员的“忠诚度”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共同体成员对于直接共同体的忠诚优先于对总体共同体的忠诚。总体性共同体的优越性在于能够在诸共同体之间更好地保持秩序而无需过多地压制自主。

  

二、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生成机制

  

   人能群,国也能群。国家间之所以结成共同体,有其特殊的生成机制和内生动力。

   民族国家对于“确定性、安全性和归属感”的吁求,构成了“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支撑。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促进了世界的普遍交往,也塑造了一个纷扰不堪、不可预测的世界。面对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面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未来,如果没有了共同体的“呵护”,原子式的国家往往表现得心神不宁,缺乏安全感、归属感,似乎是一个被抛于荒野的“弃儿”。正如西方学者说言,“政治生活的两个伟大推动因素——恐惧和希望”,⑧如果说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恐惧”的话,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出现则代表了“希望”。国家需要共同体,也愿意让渡某些自主权,是因为国家需要安全性和归属感。如果国际社会存在某种“可怕”的东西,那么,“‘共同体’则是一个安全场所”,⑨一个能够摆脱世界上的危险而稍作放松的地方。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出过一本书,其标题就是《共同体: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中寻求安全》。⑩“安全感对幸福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品质,但是我们栖息的这个世界几乎不可能提供这种安全感。”(11)这种不安全感投射到了置身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传递出“不确定性”的强烈信号。共同体之所以今天在全球遍地开花,正是因为“共同体”传递的感觉总是很美妙的,它所表达的是“对意义、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寻求”。(12)英国学者布莱恩直接认为,不安全环境已经主宰着21世纪的全球政治,共同体就是因应外部压力的一种反弹机制,是“在不安全环境中发展出来的一套控制机制”。(13)加拿大学者布赖登则指出,共同体是应对全球化问题、把握全球化机遇的“核心”。(14)外部不安全因素的存在,可以强化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即“共同感”,可以激发民族国家对共同体的归依感。正如鲍曼所说,“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15)。也许正是基于如此美妙的憧憬,美国主导结成了北约、美日韩、美菲等军事同盟,很多国家纷纷谋求加入欧盟、上海合作组织、WTO等各类共同体,首当其冲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增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在不确定性增加的国际背景下提升自身的“确定性”,在缺乏安全保障的国际环境中为自己撑开一把“保护伞”,在无所依归的国际秩序中营造一种“归属感”。但问题是,军事结盟真的能带来安全吗?尽管联盟的初始目标是为了维系自身的国家安全,但是从长期看,同盟同样为国际体系增加了不稳定因素,降低了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整体安全水平。(16)一战、二战不正是发生在不同的军事同盟之间吗?

   民族国家对于自身“完美性”的强烈期待,这是超国家政治共同体得以生成的又一驱动力。单一国家囿于各方面的局限性,很难提出人类自我完善的整体性方案。今天,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所以在全世界产生强烈共鸣,部分原因在于无法期待单一国家独自实现的完美性,却可能通过共同体来实现。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善而建立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17)当然,“完美性”、“共同善”并非是无条件的,由于共同体边界的存在且呈现出固化的趋势,“共同善”和“完美性”能否扩展至非共同体成员,或者说,在共同体之外是否依然有效,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共同体无法担保兑现各个国家对于“完美性”的期待,但在全球化的格局中,共同体依然是无法绕过的,各个国家惟有通过更好地融入由承诺、规则搭建起来的国际网络中,才有可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促进自身的完美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同体承载着各个成员国对于“善”的追求和“完美”的期待。

“共同利益”是国家间结成共同体的内生动力。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有组织的利益共同体,离开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离开各成员国的生命意志,就不会有结成共同体的强烈冲动。特别是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以后,“资本”作为真正的主体在冲破国界走向全球的同时,需要超国家政治共同体为资本的全球扩张扫清障碍、开辟道路,而共同体组织则代表资本实施权力,打破可能危及资本扩张的种种限制。美国学者克雷格·卡尔霍恩指出:“许多集体利益,尤其是长期的集体利益,只有可能是由共同体——那些成员之间联系紧密、足以约束其为整体利益而行动的集体——提供的”。(18)众所周知,16世纪至20世纪初都是欧洲的世纪,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法国、英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一百年。然而,20世纪风云突变,美苏独步世界称王称霸,欧洲各大国从世界舞台上的绝对主角沦为依附的角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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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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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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