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曙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9 次 更新时间:2022-06-04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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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曙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行”,这既是重大政治论断,也是重要学理判断,蕴涵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间的大逻辑。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学理逻辑,关键在于科学解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逻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生命逻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融通逻辑,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理想同构性。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深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伟大结合,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全部奋斗的伟大传统;在这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在于能用普遍的理论指导具体的实践,真理力量的展示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于中国而言,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现实国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认识到了“结合”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回望百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行”,正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成功结合,正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必须搞好“两个结合”才能展示真理的力量。任何教条化、经院化的倾向,都是毫无用处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结合,是人类文明进步史上的伟大结合,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璀璨篇章。马克思主义自问世以来,从欧洲走向全球,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深深扎根,也在全世界开枝散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作为指导思想存在的,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德里达指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未来是不可想象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左翼思潮和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诊断,始终以其建设性力量参与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今天,马克思主义已经从19世纪走进了21世纪,足迹遍天下,思想之光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族庞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传人遍及五大洲,数以百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轮番登场,以其独特身姿亮相于世界学术舞台。这些人物和流派,有的昙花一现,比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匆匆登台又匆忙谢幕,不过是“五分钟的明星”。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其学术影响力、思想辐射力、受众覆盖面、实践改造力而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为璀璨的明珠。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淌不息有主流有支脉,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主流!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系列理论成果,其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卓著,深刻影响了中国这个最古老的民族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深刻改变了中国这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面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深刻改变了中国这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方位——推动中华民族从世界体系边缘前所未有靠近世界舞台中央;深刻影响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态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迎来从低谷中振兴的重大转变;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格局与趋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足以载入中华民族复兴史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册、人类文明进步史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结合,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全部奋斗的伟大传统,是关乎马克思主义自身命脉和中华民族命脉的伟大传统。自古以来,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吸纳一切文明的优秀成分,冶各文明精华于一炉,为后世留下了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比如汉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开创了具有中国色彩的佛教理论,最终奠定儒释道三足鼎立的传统文化格局,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上,外来文化与本土实际最成功的一次结合当属20世纪上半叶启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传统。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书写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篇章,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紧紧相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既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的历史——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从“东亚病夫”走向民族复兴、从落后时代走向引领时代、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也是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形态。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成功结合,中华民族必定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绝不可能创造如此宏伟的历史基业,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绝不可能在21世纪呈现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绝不可能迎来从低谷中振兴的重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可能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今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优势与希望在我们一边,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理论优势,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传统。  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概念。二者的区别,全在一个“化”字。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则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及中国人翻译、考据、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形式到内容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如同“进化主义”“唯意志论”“实用主义”等西方近现代思潮一样,它们都只是“在中国”,而不是“中国化”,无法“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化为中国的东西。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化”,而进化主义、唯意志论、实用主义等西方近现代思潮只能“在中国”呢?原因在于,进化主义、唯意志论、实用主义等西方近现代思潮只是资产阶级价值诉求的理论体现,具有狭隘的地域性;而马克思主义却是无产阶级价值诉求的理论表达,以解放全人类为理论旨归,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超越了民族的、地域的和阶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成为“一种世界的文学”。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命运与共

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催生、武装、壮大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东方捍卫、践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是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体。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历史启迪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历史同样启迪我们,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飞跃壮大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东方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谷期成功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最大发展中国家努力践行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命运与共、共生共荣之路。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00多年前,一群新青年高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中照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建党先驱们在东方点燃了社会主义火种,为冷清沉闷的旧中国增添了一丝温度;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反复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阴霾笼罩的华夏大地洒下了一抹阳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困顿无望的中国有了方向。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肩负起了捍卫、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马克思主义已经内在地“化”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部分。回首百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列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这部鸿篇巨制里写下了属于中国的不朽篇章,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思想宝库。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只有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没有别的什么理论,能够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程;只有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没有别的什么制度,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制度保障;只有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孕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没有别的什么文化,能够积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今天,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地位的确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矗立起又一座思想高峰,意味着21世纪的中国成为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中心重镇,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在21世纪独领风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21世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世纪,也必将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繁荣兴盛、不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世纪。21世纪,中国对于人类必将有更大的贡献。中国将贡献什么呢?目前,中国贡献正处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的阶段,未来将进一步上升到引领人类精神的高度,向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思想”“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华民族必将在人类文明建构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建设性效应,必将在世界知识体系、话语体系重构中证明其世界历史地位。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只要拥有95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就大有希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火焰就会在世界上熊熊燃烧。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理论兴则党兴,理论强则党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武装下,一步步从弱小走向强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青春永驻,归因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的科学理论武装;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概言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创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归根结底是因为毛泽东思想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创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行。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迎来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归根结底是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行。可见,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自身的命运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紧紧相连。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无不告诉我们同一个结论: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今天;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明天。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国共产党因马克思主义而立,因马克思主义而兴,因马克思主义而强。

反观苏联,在改革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1990年,为了克服社会上和党内的危机,苏共二十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决定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革苏联共产党,取消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早在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的理念就“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生了矛盾”。在戈尔巴乔夫看来,马克思主义非但不再是科学,而且已经变成苏联“吸收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思想”的障碍。为了取消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新思维”,强调“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实质上,他不过是主张用去意识形态化来变相强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用模糊的全人类概念代替现实的个人和阶级属性,用抽象的全人类利益粉饰现实的阶级利益。在“新思维”的影响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和个人主义在苏联大行其道,“最具创造性的那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的疏远,大量不相信理想但却很有能量的人涌入苏共,不仅破坏了而且瓦解了党的队伍”。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共产党最终丧失了正确的指导思想,而全面移植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接受资本主义的自由化思潮,带来的是苏联社会的全面危机。苏联的改革在高扬“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彻底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致使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中国共产党依靠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走到了今天,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也必将依靠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走向未来,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真理,是过去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必将成为未来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同频共振,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今天,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启了续写真理之书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全部使命,千秋伟业仍在继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携手缔造的百年辉煌,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未来道阻且长,工作更艰苦、事业更伟大,无限风光还在后头。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融通契合

马克思主义以真理的力量激活了古老的华夏文明,赓续千年的中华文脉得以再度青春化;中华文明涵养了马克思主义赖以扎根生长的文化沃土,来自异国他乡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繁荣兴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建构了亿万中华儿女的独特精神世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共享的文化世界、共同的精神家园、共通的文化信仰,这种文化归属感、认同感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中华文明拥有辉煌的历史,文渊文脉流淌至今生生不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随着西学东渐,中西两种异质文化激烈碰撞、冲突,从洋务运动时的体用之辨,到维新变法时的新学、旧学之争,再到五四时期的孔家店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对抗,科学与玄学的辩论,几十年间从未间断,中华文脉在西风西雨的冲击下面临断裂的危机。

在中华文明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优质基因在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下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赓续千年的中华文脉得以再度青春化。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民胞物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民惟邦本,仁者爱人”的治国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交往理性,“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道德境界,“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人类意识,“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心性修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至高追求,“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实践精神,“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改革逻辑,“过犹不及,执两用中”的辩证智慧,“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的礼治精神,等等,这些思想理念和文化精神历久弥新,不断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协调,与改革开放的时代逻辑相契合,焕发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以其丰厚思想财富滋养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风骨、中国生命,来自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新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党的指导思想、执政理念深受中华文明的丰厚滋养,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民主革命时期,“实事求是”的古语经由毛泽东的内涵再造,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理论精髓,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思想,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江泽民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量,深刻阐释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胡锦涛发掘了中华传统文化“民为邦本”“以和为贵”“和谐万邦”的思想,赋予其时代生命,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新理念新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肯定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历史贡献,高度重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中国理念,无不脱胎于中华文明。100年来,中华文明中蕴藏的“积极向上向善”的优质基因,“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思想精华,“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资源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成分,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成为中国贡献世界、造福人类、安邦济世的珍贵财富。

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以其丰厚思想财富滋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融通契合的条件是什么,内在机理何在?我们认为,从融通的前提条件来看,不同的思想体系必须同时具有开放性、包容性,都向对方敞开发展的空间,都不以排斥对方甚至消灭对方为目的,这是不同文明融通的先决条件。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中华文明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二者均不拒斥对方的优秀成分。如果任何一方的体系是封闭的,融通的前提就不存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因为都具有开放性特征,二者融通才成为可能。从融通的必要条件来看,不同文明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具有可通约性,文化理想具有同构性,这是不同文明融通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就是说,即使同为开放包容的文明体系,如果文化精神、文化基因、价值观等完全对立,二者之间也是不可能融通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因为文化精神相通,文化基因匹配,价值观念契合,目标理想同构,二者融通才具有现实可能性。下面我们对此作深入分析。

诞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文化精神迥异、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中华大地深深扎根、繁荣兴盛?这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能否与各国各民族实际相结合,能否在异国他乡生存发展,成功实现民族化、本土化,万不可忽略文化精神的维度。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明,传入各民族必先图存活、再图发展,存活的关键在于能否揳入该民族的传统之中,与其民族文化相融通;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各民族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产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繁荣兴盛,固然同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相关,与20世纪世界与中国的现实形势相关,但也与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丰厚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息息相关。须知,最好的种苗在贫瘠的土壤中也难以长成参天大树。“5000余年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肥沃土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没有产生排异反应,反而“活”出了新高度,究其根源,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精神存在某种同构性,恰是因为“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中国独一无二的传统文化沃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首要因素,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成功结合的首要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在价值观上,马克思主义主张集体主义价值观,反对原子个体主义,反对极端个人主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相契合的。集体主义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反对将个人置于国家和社会之上,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发展不能成为他人自由的桎梏,“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反对凌驾于集体之上的自由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集体主义的传统,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家国一体、先国后家,推崇舍生取义、精忠报国。尽管这种集体主义属于宗法集体主义,本质是为专制政治、封建皇权和家长制服务的,但在高扬社会责任感、国家使命感这一点上,与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契合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专注于解释世界的思辨哲学传统,从不诉诸词句的革命解决现实的问题,更是反对彼岸世界的真理,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强调实践第一,主张通过生产方式变革、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实践改造消灭资本主义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追求现世的幸福。马克思主义从不承诺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从不将现实生活的苦难归咎于原罪,从不主张将赎罪作为每个人通往极乐世界、开启幸福之门的捷径。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属于入世的文化,经世致用是中国哲学、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注重“现世”“此岸”,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倡导“躬行”“践履”,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崇尚积极进取、求真务实,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经国济民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品格是融通契合的。

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和而不同、和实生物,融通结合具备先天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语道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内在逻辑。当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立足点,“结合”的理论成果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不是21世纪儒家思想。

按照同样的逻辑,为什么诞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出生地难以扎根,这也要从西方的文化精神来理解。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之中,但不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弘扬者身份出场,而是作为西方文明的批判者登上历史舞台。进入20世纪、21世纪,尽管西欧、北美地区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影响也不小,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流派绝不是西欧、北美的主流思想理论,更多是作为一种左翼批判思潮存在。诞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难以在西方扎根、繁荣兴盛?这除了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尚未来临这个宏观背景之外,西方文化的精神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相悖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西方文化中的原子个体主义精神根深蒂固,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不相容;西方文化推崇以自我完善、自我解脱、自我救赎、自我抚慰的宗教精神,这与马克思主义诉诸改造现实世界的解放路径不相容;西方文化崇尚征服自然,做自然之主人,这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相悖;此外,西方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理性精神、法治精神、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科学主义、功利主义等,都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颠覆性重构。因此,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中扎根生长,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依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理想同构

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民族化育千年的天下情怀,世界大同的古朴理想得以再度敞开;社会主义中国伸张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立场,向着未来理想社会敞开的世界历史进程有了来自中国共产党人的方案。

中华民族是一个心忧天下的伟大民族,拥有远大的人类理想。中华民族天然具有世界情怀,天下意识、大同理想、和谐万邦观念内蕴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处,成为中国理解世界的思维范式。自夏商周三代以后,中华民族的天下意识逐渐养成,中原开始形成“万民所向的核心文明系统”。三代之中国不是一个大一统模式的国家,却“是一个在理论上潜在地容纳世界万国的天下体系”。尽管“当时的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却被想象为世界,并且以世界性的格局而存在”。秦汉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开创了万民共在的天下秩序。概言之,古代之“中国”,就其实质来说,就是一个“以天下为内在结构”的国家,换句话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世界情怀和天下意识的国家,心系人类和平与发展,形成了以天下安危、世界大同为己任的人类哲学思维和责任伦理精神。晚清以降,伴随着西方崛起为世界中心,中国的天下体系走向终结,但天下精神、世界情怀并未凋敝,而是“作为遗产”保存下来,“化为中国国家的内部结构”。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之后,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被再度激活,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情怀交互融通,二者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得以敞开。

马克思主义具有超级宏大的世界格局,直接指向一种以全人类为单位的普遍秩序,自由人联合体目标、实现自由个性与人类解放的终极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就秉持着人类性的立场、承载着世界性的使命,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以建设“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终极使命。马克思主义不管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还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左翼思潮,始终以建设性力量或批判性声音,自觉参与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今天,马克思的“幽灵”依然游荡于人类思想的天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未来是不可想象的,“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当今世界,当代中国,都不能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宏大理想和超越性追求,都不能遗忘通往远方的路。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具有同构性。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剥削、消除压迫,建立劳动光荣、劳工至上,人人平等富足、彼此亲如一家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这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向往的“天下大同”“大同社会”高度契合。古代中国,文人雅士憧憬世外桃源、主张大同世界,农民起义大都高举“等贵贱、均贫富”的旗帜,提出“耕者有其田”等变革方针,这些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深得古代农民阶级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曾推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后来在解放区全面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推行土地改革,进行“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设正义社会的理想追求。关于中国古代农民革命斗争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逻辑关联,马克思早有相关论述。在中国人还不知道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已在关注中国农民革命的前途命运。1850年1月至2月,马克思在《时评》一文中对我国古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革命口号有过敏锐的观察,预言中国革命将会产生“中国社会主义”,将会建立“中华共和国”,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中国未来走向作出准确预判的思想家。马克思基于中国的特殊性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这里,马克思基于中国传统,指出中国农民革命的出路是社会主义,而且这种社会主义有着和欧洲社会主义不同的特点。这一史料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世界历史使命相通,理想具有同构性。  “为天地立心”,这是伟大民族的使命自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秉承古老民族的天下意识,自觉伸张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立场,“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世界历史从此有了来自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强音。新中国对于人类的思想贡献,不再是单一的儒家思想走向世界,更多地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共同性问题的回答,其间灌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本身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这里,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过程中的几个历史性事件和标识性概念。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多次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愿意在和平、互利及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首次完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是新中国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作出的历史性贡献。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为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苏霸权统一战线,指明了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敏锐把握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政治论断,为在复杂变幻国际局势中徘徊不定的国家与民族提供了重要遵循。20世纪末,江泽民科学把握两极格局终结和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态势,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中国主张,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创造世界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21 世纪初,面对全球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复杂形势,胡锦涛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中国主张,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既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世界情怀,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立场,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从世界体系边缘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有能力担负起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文明进步的世界历史使命,成为“世界历史目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中国马克思主义有能力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参与人类前途命运的筹划,参与世界历史的塑造,参与人类共同难题的解决,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理论。21世纪,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在世界历史的当前阶段担负起推动人类进步的先驱角色,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国马克思主义没有理由缺席。与中国的国际方位相匹配,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关怀世界,在站稳中国立场的同时彰显人类立场,在坚守中国向度的同时开启世界向度,“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一体兼顾“改变中国”与“改变世界”双重使命:既着眼于解决中国问题,也要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既要指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要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既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为建构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主张;既要创造中国文明的新形态,也要为重构人类新文明贡献中国理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多样化的中国方案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格局与趋势,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学术的世界使命。针对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习近平总书记秉持以天下为己任、为世界谋大同的担当精神,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提出了筹建亚投行、金砖银行、建设“一带一路”等中国倡议,提出了国际秩序观、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全人类共同价值、新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合作观等中国理念,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全球化方案等中国主张。伴随着中国方案、中国理念、中国主张的密集出场,中国本土的思想创造走出民族性的逼仄处境,开拓出人类性的宏大视野,毛泽东60多年前的期待——“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正在成为现实。


陈曙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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