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玲:理解东亚安全和南海问题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8 次 更新时间:2018-09-03 07:16:50

进入专题: 东亚安全   南海问题   现代性   后现代性  

魏玲  

   内容提要:近年来,东亚安全成为热点问题。相关东盟国家的国内政治出现重大变化;地区安全的参与力量、治理架构、规范与议程多元化;南海问题持续发酵,叙事升级,加剧地区紧张。本文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审视和剖析。现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后出现的社会秩序,以理性和普遍性为核心。后现代性以反权威、反正统、去中心为灵魂,以不确定性、否定性、多元性、非连续性为特征,是对现代性思维的质疑和颠覆。论文指出,东亚安全热度上升主要来自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塑造秩序的理念不确定,基于现代思维的主导权之争与后现代去中心进程并存;在安全规范和议程上,地方知识获得更多的本土自觉,主权安全和发展安全并重,协商治理成为可行的规范;南海问题基于实在的领土争议,但又是话语建构的安全热点,服从于霸权护持的目的。面对长期化和不断复杂化的东亚安全局势,论文提出,应参照后现代性的“他者”思维,建设具有包容性和普遍代表性的地区规范和价值体系。

   关 键 词:东亚  安全  南海  现代性  后现代性

  

   近年来,东亚安全问题持续升温,国家和地区层面上都出现了变局与困局,复杂性特征突出。在国家层面,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已经或正在发生重要变化,2015年缅甸民主选举中民盟获得压倒性胜利,成为中南半岛政局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在地区层面,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地区安全规范出现多元化趋势;东亚政治安全合作渐渐提上日程,制度建设出现缓慢进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受到各方重视。南海问题成为东亚安全的热点和突出问题。2010年美国公开介入南海问题,高调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竞争公开化、常态化;南海成为美国加强亚太安全同盟体系的抓手,也成为有关国家平衡中国日益上升的实力和影响力的杠杆;从飞越和航行自由到国际仲裁,从填海造岛到军事化,真命题和伪命题争议不断;南海问题直接影响东盟内部团结,干扰东亚合作进程,但是彻底解决遥遥无期。

   如何透过纷乱复杂的现状去探究东亚安全的本质和核心问题?能否超越形势分析与政策解读去捕捉更深层次、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与规律?如果当前没有走出困局、应对变局的合理有效途径和措施,那么是否可以在更广阔的时空图谱中找到和审视当前的坐标,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只有理解东亚安全背后的根本逻辑,才能从长远角度把握地区安全架构、规范与议程的发展趋势,制定符合历史潮流的战略与议程,化解困局,应对变局。本文拟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对东亚安全和南海问题进行观察和分析。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跟踪梳理了东亚近年来重大的国内政治安全和地区安全变化,以及南海问题的发展。第二部分提出分析框架,阐述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产生背景,两种逻辑与思潮的冲撞,以及东亚情境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与思维。第三部分以前文的经验与理论为基础,提出东亚安全热度上升主要来自秩序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塑造秩序的理念不确定,主导权之争与去中心进程并存;在安全规范和议程上,地方知识获得更多的本土自觉,主权安全和发展安全并重;南海问题基于实在的领土争议,但也是霸权维护和话语建构。最后一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指出东亚安全的复杂性将长期持续存在,并提出应参照后现代性的“他者”思维,建设具有包容性和普遍代表性的地区规范和价值体系。

  

一、东亚安全的变局与困局


   近年来,东亚安全的总体态势可以用变局和困局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在国内层面,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出现重大变化,政治安全成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变量。在地区层面,既有变局也有困局。变局是地区安全从力量、架构、规范到议程的多元化,困局集中体现为南海问题。南海争议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一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对地区合作进程构成了阻碍和掣肘,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得到彻底解决。

   (一)国内政治变局与缅甸大选

   在国内层面,近期最大的政治安全变局出现在缅甸。2015年底的缅甸议会选举结束了由“军人直接执政或扶持巩发党执政”的军政府长达53年的执政权,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以下简称民盟)获得压倒性胜利。①民盟胜选在意料之中,但是一边倒式的压倒性胜利是各方没有预料到的,这表明缅甸的国内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程度之深、覆盖面之广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预期和想象。

   2015年缅甸大选结果主要是四种力量推动产生的,即政治改革、民心思变、社会变化和西方施压。首先,自2011年以来缅甸政治改革顺利推进。军人政权转化而来的吴登盛政府与主要反对党民盟的关系从对抗转向和解,推进了在政党活动、公民权利和新闻自由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有效避免了社会动荡。②第二,民众对军政府和军人扶持政权长期执政的不满情绪经年累积,产生了“换党换人”的心理。③第三,公民社会日渐壮大。尽管缅甸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和政党成熟度都没有发展到政治转型的临界点,④但是民主政治文化通过媒体、社交网络和非政府组织得到广泛传播,理念和规则得到广大民众认可和遵守;大选程序和结果得到国际社会认可,顺利实现权力交接。第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缅甸当局施加强大压力,向缅社会各界输送民主理念和原则,并培养大众的选举参与和监督能力。⑤通过这次大选的过程和结果可以看出,缅甸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说,苏联解体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政治精英的观念变化和“新思维”推动的;⑥那么缅甸政局变化则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社会和民众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此外,中南半岛和湄公河流域的其他国家在国内政治层面也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化。泰国政治自2006年他信被迫解散众议院以来持续动荡,军事政变、司法干政、结构暴动不断,陷入民主困局,政治和解难以实现。⑦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将在2016-2018年期间进行选举,面临领导人更替。越南近年来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深刻变化,越共六大后实行选举革新,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深水期,党政领导权力分散,越共高层在一些政策问题上立场摇摆不定,在政治改革方向问题上出现分歧。2013年柬埔寨举行国会选举,洪森领导的执政党人民党仅以微弱优势获胜,推崇西式民主、自由、人权的救国党迅速崛起,人民党的独大局面已经改变;2016-2018年,柬埔寨将分别举行县、省、国家三级议会选举,反对党挑战较为严峻,非政府组织成为影响柬埔寨政治与社会的重要力量。⑧伴随领导人更替,越老柬国内政局必然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也将对次地区和地区政治生态产生重要影响。

   (二)地区安全变局与安全多元化

   地区层面的安全变局可以概括为多元化,体现在安全威胁多元、行为体多元、架构多元、规范多元和议程多元。

   安全威胁的多元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在东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最大威胁,自然和人为灾害、经济和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流行病、跨国犯罪等等给各国造成巨大人员和财产损失,直接威胁到民众福祉,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驱动力,东亚地区一体化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接驱动的,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2011年日本东部大地震等都直接推动建立了地区合作和灾害管理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优先地位。⑨

   行为体多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行为体和国际机制以不同方式进入东亚安全领域,以不同的渠道或形式参与或影响地区安全进程,东盟于2015年底建成共同体,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是跨国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安全层面的影响日益扩大,比如西方扶植的大量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领域推进的生态环境安全活动和民权活动等,已经从低级政治外溢到高级政治,对国家和次地区政治走向构成了重大影响。

   架构多元是指东亚地区安全架构和安全合作进程出现多元化趋势,除了美国主导的安全同盟体系以外,还有东盟主导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以及论坛性质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和香山论坛等等。2015年11月,第三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没有能够发表联合宣言。⑩虽然合作受阻,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各方都将之视为重要平台,都在竞相施加影响力。

   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规范也呈多元化趋势,目前主要包括三大规范。一是美国主导的安全同盟规范,二是东盟主张的政治安全共同体和合作安全规范,(11)三是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与亚洲安全观。这些规范代表了不同的价值理念和利益,共同作用于地区秩序的演进,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在安全议程方面,大国竞争与领土主权争端虽然近年来成为安全热点,但是地区安全合作的务实性仍然很强。东盟强调综合安全,即不仅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更要应对制约发展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南海虽然是地区安全的热点议程,但各方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规则制度建设和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是东盟的关注重点。(12)

   (三)地区安全困局与南海问题

   东亚地区安全困局集中体现在南海问题上。2010年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公开挑起南海问题;2012年7月东盟外长会议上,因为南海问题导致东盟成立45年来首次没能发表外长会议《主席声明》;2015年11月,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因为南海问题未能发表联合宣言。南海问题原本可以控制为几个国家之间的岛礁及其附属水域的主权和权利归属问题,但在国际政治大格局演变的背景下被地区化和国际化,陷入了阻碍合作、破坏地区合作文化,而又难以解决的困局。

   南海争议的地区化和国际化是三个话语议程建构的,即国际法与国际仲裁、航行与飞越自由,以及岛礁建设与军事化。就国际法而言,各方均认同以“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1982)在内的国际法”作为解决南海争议的普遍原则,(13)但是对于主权和权利归属等具体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国际法和国际仲裁解决持有异议,“国际法和国际冲裁”之争被高度政治化和国际化。以2010年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公开发表南海问题的讲话为标志,南海问题成为美国转向亚太和再平衡的抓手,甚至主导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外交。美国开始“干预”南海问题,并事实上“选边站队”,不断强调领土要求不能基于模糊的历史权利,而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声称南海问题的国际仲裁具有法律效力。(14)然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不管陆地,只管海洋,海上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不是其主题事项;且《公约》确认“历史公约性所有权”为划界原则中的合法要素。(15)

   自2009年起,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成为“问题”。当时美国提出,其“无暇”号海监船在南海国际水域受到了中国渔船的“骚扰”,航行自由受到了干扰。2010年以后,美国对南海自由航行的担忧加剧,将海上监测活动受限的问题夸大为海洋准入和公海航行自由问题。中国认为,自己对南海“九段线”内水域主张的是非排他的“历史性权利”,而不是排他的主权权利,不影响外国船舶和飞机按照国际法通过南海国际航道的航行、飞行自由和安全。美国的扩大化解释实际上是以维护“无害通过权”和“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保护其在南海执行侦察行动的能力,维护自己的海上霸权。中国、马来西亚、印尼和印度等国都对美国的解释持反对态度。(16)

2015年以来,岛礁建设和军事化成为南海问题的主题词。美国政策界和学界认为,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速度快、规模大,导致南海紧张局势加剧并出现了军事化倾向。(17)东盟方对于南海岛礁建设也表达了“严重关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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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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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亚非纵横》 , 2016 (6) :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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