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玲:伙伴关系再升级:东盟关切、中国责任与地区秩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 次 更新时间:2022-07-20 09:22:57

进入专题: 中国—东盟关系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魏玲  

   内容提要:在中国与东盟纪念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双方将合作再一次升级,宣布构建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伙伴合作是后冷战时期东亚和平与繁荣的基石,是东亚地区主义的核心。创造战略机遇、构建发展和平、坚持东盟中心这三大原则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是中国—东盟关系富有活力、产生实效的重要原因和基本经验。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非对称性进一步凸显,中美地区竞合中的竞争性不断强化,导致东盟对中国实力增长和地区角色产生了既疑虑又期待的矛盾心态,对地缘政治竞争对地区合作和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高度焦虑和关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东盟更加迫切感到需要强化自身团结、促成大国合作,应对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实现疫后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增长。基于历史经验和东盟关切,构建面向未来的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考虑规范大国权力、承担大国责任和构建协商型地区秩序。

   关 键 词:中国—东盟关系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地区秩序

  

  

   2021年11月,在中国与东盟庆祝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双方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伙伴关系再升级。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正在成为一些域外大国竞相拉拢的对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历史关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相处之道不仅关系到双方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而且将对演变中的地区秩序和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一、中国—东盟关系的成就与经验

  

   二战后,东亚地区兴起了三次长和平进程。一是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东南亚地区曾经被称为“东方巴尔干”,但是自1967年东盟成立以后,其成员国之间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冲突。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东亚发展和平进程。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出现、经济在国家建设中被置于优先地位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实现了东亚经济奇迹和东亚政治稳定,①实现了发展安全的良性循环。三是冷战后出现的大国社会化与地区和平进程。②以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为标志和里程碑,作为地区最大国家和首要的国家间组织,中国与东盟对话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性质,而且成为推动东亚地区文化从冷战的敌视对抗走向后冷战发展和平的重要力量。③

  

   东亚秩序的演变受到两个相互交织进程的影响:一是大国互动,二是东盟中心的地区制度合作,即东盟主动作为,调动、平衡和协调大国的地区过程。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合作同时促进了这两股动力的良性发展。中国对东盟的积极投入带动了地区国家竞相投资东盟的良性竞争,推动整个东亚地区快速走上了一体化道路,对于构建地区战略稳定、塑造东亚和平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④从“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的建设,到达成多个“10+1”自贸协定,再到清迈倡议多边化和即将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亚关键的地区合作架构和一体化进程都是中国与东盟合作推动和引领的,中国—东盟关系是东亚地区主义进程的核心,⑤是“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具活力、最富内涵、最为互利的关系之一,已成为地区合作的典范”。⑥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与东盟不仅实现了双方关系的“跨越式发展”,而且通过合作使东亚地区“摆脱了冷战阴霾”、走上了充满活力的经济一体化道路。⑦这样的成就是如何实现的?主要经验大概包括以下三点,即创造战略机遇、构建发展和平、坚持东盟中心。

  

   (一)创造战略机遇

  

   中国—东盟对话关系不断升级的过程是创造、维护和抓住战略机遇的过程。创造战略机遇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缘起与持续发展的原因,始终视彼此为重要机遇是中国和东盟关系发展的动力。战略机遇是指能够对行为体产生决定性影响、有利于促进行为体长远利益的体系性条件。对国际行为体而言,战略机遇就是能够促进其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体系环境。⑧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基于对两极体系瓦解后国际与地区局势的判断和自身利益的认知,做出相互走近的战略决策。对于中国来说,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在新形势下开拓有利的国际环境,推动非对抗的伙伴关系构建,打破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的遏制与制裁,开拓对外开放与发展的良好环境”。对于东盟来说,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实现‘后冲突时期’东南亚地区的稳定”,⑨将崛起的中国纳入“东盟+”的对话关系过程中,这一方面可以化解冷战后地区权力真空造成的焦虑,化解大国崛起引起的地区权力格局变动对地区秩序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中国发展机遇,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在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构建地区经济共同体。抓住和平的战略机遇发展自己,并在困难局势下,主动创造战略机遇谋求可持续发展,中国与东盟在战略机遇上的共识,使得双方关系进程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

  

   21世纪初,中国密集开展对东盟的外交工作,实施了被称为周边外交“先手棋”的一系列创新性举措,不仅大大提升了双方战略互信,而且为东亚合作的全面发展、地区进程政治与规则基础的强化和地区战略文化的改善创造了条件。2002年,中国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了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并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2003年,中国成为首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域外大国,并在东盟的对话伙伴中率先将对话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中国还成为第一个表态愿意加入《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核大国。通过上述行动,中国逐步树立起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国际形象,被大多数亚洲国家看作“好邻居、建设性伙伴、认真的倾听者和没有威胁的地区大国”。⑩正是这些行动创造了此后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黄金十年”的发展机遇,为推进以东亚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地区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构建发展和平

  

   经济发展优先是中国与东盟的共识,也是双方关系迅速走深走实的最重要原因。中国对“发展安全”的认识来自自身改革开放的实践。在和平发展的年代,维护政治社会基本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出口导向、高水平投资、制度与市场相互适应与不断调整,创造了大规模脱贫和经济增长的奇迹,“发展就是硬道理”说明了经济发展对于国家安全的根本性意义。中国的发展型安全大战略就是以人均GDP设定阶段性发展目标,追求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相统一。(11)在对外交往中,优先经济发展合作既是为了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也是为了维护稳定和友好外部国际环境,实现发展—安全的良性互动。对于大多数东盟国家来说,一方面,政府在经济发展导向的地区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政治合法性依赖于稳定的经济增长、贫困的逐步消除和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各国不仅通过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制造业带动经济增长,还在国内和地区层面积极推动减贫和缩小发展差距的工作。发展是东盟国家需要解决的最优先议程和要应对的最根本挑战,因此,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动力和最大共同利益。

  

   自2005年起,中国与东盟以《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为行动指南开展全方位合作。至今已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行动计划(2021-2025)》正在执行中。在这份最新的《行动计划》中,经济合作的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十四个大项,涉及贸易、金融、农业、卫生、海上合作、通信、科技创新、交通、旅游、能源、产能、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企业合作等诸多领域。互联互通与可持续发展被单列出来,显示了这两个领域在当前中国—东盟发展合作中的突出地位。《行动计划》还对双方在东盟一体化、东亚合作与次区域合作等领域中的协调配合作了原则性和指导性的规定。(12)

  

   自贸区建设是中国—东盟发展合作最为突出的案例。2000年,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了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构想,并在2001年的会议上将之作为中方倡议正式提出来。2002年,双方将2010年建成自贸区的目标写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自贸区倡议的重要战略意义在于,在东盟域外大国中,中国早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第一个提出了与之建设自贸区的目标和行动计划;这是中国入世后对外商建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目标就是促进地区的稳定和发展。(13)自贸区建设强化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2020年,中国与东盟首次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在30年间扩大了85倍。2021年1—10月,中国—东盟贸易额已达7033亿美元,同比增长30%,全年将再创历史新高。(14)中国与东盟已经基本建成了一个基于规则的、开放的经济发展区。(15)

  

   国家在把经济发展作为优先议程时,其对外政策也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模式,即努力保持外部和内部稳定,采用实用主义策略,在面临争端和冲突时,倾向于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寻求逐步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能够最好地促进地区和国内经济发展为目的来应对安全挑战。在协商困难的情况下,倾向于搁置争议,维护基本稳定;避免直接对抗或诉诸武力,避免对经济发展合作大局造成实质性伤害,不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来解决争端。因而,各国越是优先经济发展,就越能够有效缓解或化解安全挑战和冲突,越能够维护和平与合作。(16)这是中国与东盟践行发展安全的深层次逻辑,也是双方聚焦共同利益,对话解决分歧,构建东亚发展地区主义与发展和平的基本行为模式。

  

   (三)坚持东盟中心

  

   中国—东盟伙伴关系之所以成为地区合作的典范,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参与地区合作的过程中,较好地坚持了东盟中心。东盟中心不仅仅意味着要遵循地区合作的“东盟方式”、维护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制度架构、尊重东盟作为地区议程设置者的角色以及东盟首先内部协商一致、再与对话伙伴协商的决策程序,更为重要的是,在双边和多边互动中要充分考虑东盟的关切。

  

   尽管主权平等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基础原则,但当国与国之间存在较大实力差距时,各方对平等的敏感度是不同的。力量弱小的一方更容易受到互动关系的影响、更容易关注互动关系的得失,在应对互动关系变化时更为脆弱,因此更需要在与大国互动时获得明确的自主权保障,即大国对小国生存空间、身份和利益的尊重。(17)康灿雄指出,二战后美国建立的东亚霸权体系是一个名义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的体系。(18)张蕴岭认为,中国与东盟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互利合作,这种文化与“与一些国家居高临下的‘教导意识’存在本质差别”。(19)正是因为综合实力快速增长的中国充分考虑和照顾东盟国家的利益和关切,才使中国—东盟关系能够实现平等与相互尊重。

  

充分考虑东盟的关切,首先体现为强化与东盟交往的规则基础。与一些西方国家所宣传的不同,中国—东盟伙伴关系的规则基础在东盟所有对话伙伴关系中几乎是最强的。在1997年“10+3”机制启动时,中日韩三国分别与东盟发表了联合声明,但只有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声明写入了双方都认可的规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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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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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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