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杰 赵京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涉华学术调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1 次 更新时间:2018-08-27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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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杰   赵京华  

以下内容来自东方历史沙龙(第149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涉华学术调查》,2018年8月11日,彼岸书店。嘉宾:知名旅日学者张明杰、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赵京华,特邀主持嘉宾: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言。



陈言:今天由我来担任客串嘉宾。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北京社科院的陈言,主攻中日比较文学。那下面我先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今天的主嘉宾是张明杰老师。张明杰老师旅日有二十多年了,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作品。他最重要的业绩跟今天的活动有关,第一个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一套《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然后今天我们看到的另外一套就是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丛书。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主要作者(我的理解)是一些汉学家、文学家之类的,而且参与整理和翻译的也都是长期从事中日研究的一批学者,像陈力卫老师、陈继东老师,包括张明杰老师本人,国内学者像秦刚老师等等。“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这一套丛书,它的作者主要是偏向建筑史家和美术史家。这两套丛书是张老师这二十年一直是关注的“日本人对中国形象的书写”、“日本的知识生产”这些话题,我觉得背后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学术关怀、家国关怀。所以就是他这一套丛书可能对于我们现行的一套学术研究评价体制来说,比如说可能出版这样一套图书可能都不能算科研成果、每年考核都不合格,但是这一套书是我们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建筑和历史,其实非常重要。

另外一位嘉宾:赵京华老师。赵京华老师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在日本留学十几年,在社科院文学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赵老师的研究范围包括周作人研究、鲁迅研究,之后扩展到整个东亚研究。两位老师的学术风格非常不同,张老师非常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赵老师的学术风格是视野比较开阔、理论思辨能力比较强。两位老师有个共同的特点可以称为“知日派”。感谢东方历史评论和彼岸书店给我们这样一个交流的场所。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老师。

赵京华:我和张明杰老师是多年的老友,我们一起做中日关系研究,特别是近代以来有关日本如何认识中国、知识生产这一类问题,我从张老师这里吸取了很多文献的资料,借此梳理了历史脉络,对我自己的研究非常有帮助。今天明杰兄要讲的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涉华学术调查”,重要的有两点,一个是“时间”,明治维新1900年以来到1945年,日本各路学术精英来华的学术实地调查。大家知道,1900~1945这四十多年是中日关系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日本大陆政策向中国全面展开的这一个时期。第二个是“调查”,这个调查是学术调查,也是情报收集,说穿了是为了帝国的海外扩张目的服务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关于中国的学术调查,任何一个时期的学术调查都是跟政治密切关联的,所以他讲的“学术调查”,有哪些调查,这些调查为何而服务。我们是被调查对象,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些调查者的调查和分析。

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学术”。调查有很多,比如日本陆军早期对中国大陆地形的调查,比如东亚同文书院,是专门培养间谍的,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的调查。在东北还有日本的“满铁”,他还有一个“调查部”,很多日本的知识精英在这个调查部工作,出版了大量调查成果。这些调查有关于中国资源的,有关于中国历史、地理的调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涉华的学术调查。

在20世纪前40前,海外汉学研究中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在巴黎,一个是京都。作为一个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巴黎的“中国学”,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向海外扩张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日本也不例外。京都学派还是一个比较文雅的概念,但是战争时期,京都学派也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服务。这就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19世纪以来的知识和学问的问题。我们今天可能会侧重批判的方面。我们讲人文学科有六大学科:历史、经济、政治、社会、人类学和东方学,按照一般的说法,是1860年前后在欧洲确立起来的(中国的分类和这个略有不同)。其中有三个学科,历史学、人类学和东方学是1870年以后,也就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确立的,这些学术研究自觉或不自觉的都是为殖民扩张服务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起源于欧洲十九世纪中叶的人文社会科学或多或少都带有殖民地的色彩,也就是说,有一个宗主国居高临下的看待殖民地的视角。今天,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时代已经过去,它留下的这份学术遗产我们怎么处理,这也是今天要面对的问题。这就是明杰老师要讲的这个涉华研究的学术背景,它不是在和平年代进行的,不是谋求和平共生、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学术调查。

从文艺复兴以来建立起来的,以科学、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对象,这样一种科学、理性的精神,自然地存在于这个学术调查里面,所以它依然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学术遗产。日本人对中国文物、古迹包括书画的种种的调查,为什么到今天仍然为我们所关注,中国画报出版社来出版一系列的书,是因为它同时还有一套学术方法,这套学术方法,依然为我们所借鉴。当我们去帝国化以后,当我们把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解构以后,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的一个参照。这个意义更重要。

(20世纪)40年代,中国有个历史学家陈垣,他没有像其他那些大学教授“七七事变”以后南迁或者南下,他留在了北平。他矢志不渝研究中国的历史。陈垣在《给历史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日本学者每当有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寄给我,对我来说,就仿佛一颗炮弹打在我的书桌上。”我们很痛心中国的历史研究不如人家。人家的研究走在我们前面。他总教育他的弟子,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做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要了解一下,日本人是如何认识中国的,日本的研究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我个人是研究汉学的,关注的是政治、历史和文学的方面。刚才说到,我的研究很多都受惠于明杰老师。明杰老师最早是收集、整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到中国的游记,在中华书局出了一套。之后日益精进,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包括寺庙、古迹、雕刻、文化遗产等等的实物调查。所以,我非常期待明杰老师的讲座。



张明杰:我这二十多年一直生活在日本,这些书能出来首先应该感谢国内朋友的支持和出版社的支持。到日本以后,开始最关心的是日本人到中国的游记,这方面我收集的资料可能是最多的。同时,也很关注日本学者学术方面的调查。首先中华书局把游记这套书(即“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系列)出了。去年以来,学术调查这套书(即“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也在中国画报出版社陆续推出。说起来这套书跟大家见面很不容易,开始在一家大出版社压了多年,后来转到现在的出版社。有一些翻译完已经超过十年,我请了很多朋友翻译,有的朋友在做副教授的时候就翻译完了,但是直到退休才看到出版。另外还有一部分边疆调查,是另一个书系,至今还没有出来。

今天主要想以聊天的方式讲一下学术调查。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确实有引人注目的一面,知名学者辈出,研究著述显赫,这也是世界公认的。究其原因,可以说,除了得天时、地利之外,还有一些人为的因素,比如说日本学者那种赶超欧美中国学研究的强烈意识,注重文献考证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治学方法等。日本学者一般都有很好的汉学功底,在解读中国古代文献方面不逊于西方学者。同时又积极参用西方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研治中国学的有效途径。

明治维新以后,与对外扩张的国策相呼应,日本学者纷纷加入到对华实地调查的行列。东京大学与京都学派的学者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我们通过今天看到的这套书——“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就能了解到日本的涉华实地调查是走在西方前列的。

中国的建筑学和日本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的营造学社的历史,也与伊东忠太和关野贞等人有很大关系。当然,我们大学里的大多学科,比如考古学、文学、历史、美术等,跟日本的关系也都非常密切。我关注各个学科的学术调查,当时就有一个意识,就是想重新梳理各学科的学术史。其实,我们应该更早梳理我们的学科学术历史。你不回过头来搞清学科的一些概念,梳理学科的学术历史,新的起点就很难开始,更谈不上学术转型了。要梳理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史,又离不开日本,离不开日本学者的著述。这也是我很早就关注学术调查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是动机。近代日本“中国学”有飞速的发展,跟日本学者当时在中国的实地调查有非常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我就想把近代以来日本人做的这些调查的文献系统地整理出来、介绍到中国来,因为很多已经是经典的东西了。我查了一些我们中国的学科研究,包括部分名牌大学的建筑系,伊东忠太的书都被列入博士或硕士研究生的必读书。但我也问过不少人,你看过吗?回答基本上都是否定的。

梁思成先生1929~1930年期间在东北大学讲课的时候,讲过一门课叫“中国雕塑史”,后来根据他课堂的讲义,整理了一本书叫《中国雕塑史》,我看前几年国内已经出版了。当时梁先生还没有去过云冈、龙门等石窟,包括天龙山石窟进行考察,他的雕塑知识或研究大部分源于欧美学者(包括喜龙仁《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等)、尤其是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中文译名《中国雕塑史》,即出)和已经出版的这套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12卷、中文译名《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等著述,以及一些流失在欧美的实物。前几年国内曾有一些争论:梁思成先生的雕塑著述是自己的原创还是受了国外学者的影响?其实,《中国文化史迹》这套书以及大村西崖的著作想必他们都没好好看过,看完以后是不会存在争论的,梁思成先生自己都承认他是受了国外学者的影响。

日本的涉华实地调查开始得很早。最早的调查应该说是军事调查,其次是产业调查。如果你研究这些早期的军事调查就会发现,后来中日两国关系的走向,包括两国之间的战争,像甲午战争等,其实是难以避免的。明治维新以后,1872、1873年,中国大地上就已经有日本的间谍在活动了。从人员来看,最早来中国调查的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个是商人,一个是书画家,另一个就是军人。而且军人尤其多,大江南北都有日本的侦探。试想,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上有这么多国外的间谍在活动,战争的发生肯定不是偶然的。我写过一篇日本谋华的文章(《读书》2018年第4期),主要就是讲日本涉华军事调查的。

明治维新以后,有多少日本人来到中国、做了些什么、主要留下了什么,有什么影响,可以说是我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关心的问题,这套书也是我一直关注的这一问题的一个部分。关于甲午战争,还有很多基本史实资料我们都还不太知道,没有翻译过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社会是个什么状况,中国是个什么状态,需要我们把这些资料好好加以考察研究。

其次是产业调查。现在大家通常的认识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往欧美一边倒,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些中国的因素。比如一开始的贸易,茶叶和生丝。日本为了把茶叶出口到欧美,很早就派遣官员来华考察,并把中国的技师请到日本去,把日本当地产的茶叶按中国的办法进行加工,然后借助世界博览会卖到西方。比如中国技师指导加工的一款九州的当地茶叶,后来占了日本对外贸易的很大一块比重。日本人曾经从中国买了很多桑树苗带回日本,然后又引进西方现代化的技术,短期内迅速提高了生丝的产量,跟中国也产生了竞争。还有比如水蜜桃。明治初期,日本人到上海,吃到甜蜜的水蜜桃后觉得很好,于是就把水蜜桃的树苗带到日本,在现在新宿那个地方的试验场开始种植。还有一个画家,名字叫衣笠豪谷,也带回很多水蜜桃树苗,在他老家冈山县种植,第二年就结果了,当地人改名叫“冈山黄桃”,再后来经过不断改良就慢慢变成更好吃的桃子。但是现在的日本人都不知道冈山黄桃最初来自中国。另外还有包括鸡鸭的孵化技术,也是日本从中国引进的。当时日本派到中国的产业调查人员都会按要求撰写并提交“复命书”,一般都是手写的,我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地方,找到了一些这方面的手稿。

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调查相对比较晚一些。总体来讲,甲午战前日本学者来华考察还很少见,基本属于个案,如史学家市村瓒次郎、美术学家冈仓天心等。甲午战后,尤其是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学术调查才开始多起来。

冈仓天心甲午战前第一次来中国,因为没有什么准备,收获不大,但是发现从北京到西安的路上,在农田里随便就能找到古代石佛像。第二次来就有很大收获,后来他到了波士顿美术馆当了美术部部长,通过多种渠道,把很多中国的珍贵艺术品搞到国外去。

甲午战争以后,对中国的调查成为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一个部分。有很多公派的调查者,比如搞人类学的鸟居龙藏。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的学问甚至可以说是腿跑出来的。甲午战争刚结束,他就跑到台湾去调查,还背着照相机。之后,也就是1902年前后,他深入到四川、云南做人类学调查,尤其是对苗族进行了重点考察,著有《人类学上所见之西南中国》。他是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我们做国内文化人类学史研究的时候,鸟居龙藏的田野调查可以说是绕不开的。还有关于辽金时代遗迹的考察,日俄战争刚刚结束,鸟居龙藏就跑到东北去开展调查,后来又多次进行实地考察或发掘。有一套《辽之文化图谱》,四大册,就是他多次考察东北及内蒙的成果。我一直想把它介绍到国内来。十几年前在日本旧书市上看到,才五万日元,当时身上钱不够没有买,第二天去就没有了。后来旧书市上再也没有看到过。

可以说,日本是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为契机,加快了中国大陆扩张步伐,与此相呼应,各种形式的对华学术调查也迅速开展起来,尤其是20世纪前三十年,堪称日本对华调查的繁盛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逐渐达到顶峰。顺便说一下,我一直认为我们近代的学术研究,在1931年以前基本上也跟日本同步;三十年代以后,因为战争等原因,没有稳定的环境,我们就逐渐落后了。

日本在1931年之前,对华学术调查相对还是比较客观的,尽管有不同程度的国家主义因素;1931年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多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和较强的政治目的。我们“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这套书所涉及的调查基本都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觉得自己已经“脱亚入欧”,开始傲慢起来,有些看不起中国;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即进入大正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又逐渐发生了细微变化。日本人的这种对华认识及其演变也能从这些调查文献中得到体现。



下面重点介绍一下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及大村西崖的涉华学术调查。


伊东忠太


伊东忠太是建筑领域最早来华实地考察的日本学者。他是在亚洲讲建筑绕不开的一个人,是亚洲建筑学的缔造者。开始我是在一些日本的杂志看到伊东忠太。比如,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书画杂志《国华》,曾登载过伊东忠太的文章《中国山西云冈之石窟寺》。他的汉学和艺术功底都非常好,在广东等地所做的调查,不仅仅是建筑,很多又跟美术有关。

1913年前后他的《中国建筑总论》就完成了,当时我们中国建筑学的专业术语都还没普及。所以,他对中国建筑学影响非常大。他一生来中国考察不下十次。1925年撰述的《中国建筑史》,是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中国建筑通史,在学界影响深远。当然这一著述的问世,受惠于多次来华实地调查,此前,他已经先后六次来华开展建筑考古活动。

1901年7月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八国联军还没有完全撤离北京,他获准进入紫禁城,对紫禁城进行调查、实测和拍摄。当时他带了一个日本最有名的摄影师,叫小川一真,这个人是最早到欧美学习摄影技术的人。可以说,伊东忠太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紫禁城进行详细调查和实测的外国人,所获得的调查资料,也是最早关于紫禁城建筑的公开文献。直到1920年代,瑞典汉学家喜龙仁才获准进入紫禁城考察。仅凭这一点,伊东忠太在建筑史学上的地位就不容忽视。回到日本以后,编辑出版了大型图集《清国北京皇城》,以及附有大量实测图的《清国北京紫禁城殿门之建筑》等。他的著作还有《中国建筑装饰》,五卷本,第一卷是有关中国建筑及装饰的概说,第二至第五卷为图集,收录九百多幅精美图版,基本上都是他多次来华实地拍摄、手拓或实测手绘的各种图录。我们现在搞建筑装饰的人看了,没有不佩服的。他对我们中国的建筑工艺,做了非常详实的调查和研究。

伊东忠太第二次来中国,是1902年3月开始的长达三年的海外游学时期,踏查了包括中国、缅甸、欧洲等国在内的世界诸多区域,其中有一年多时间是在中国境内考察,足迹遍及十多个省区。中国第一站是北京,接着是房山、大同等地。他根据一些文献记载和实地寻访,找到了云冈石窟,并将这一堙没已久的艺术宝库公之于众,轰动一时。日本国内更是大肆渲染,说伊东忠太发现了云冈石窟。其实我们中国地方志都是有记载的,而且当地人也是知道的。所以,不存在“发现”之说,只能说是他把这个遭人遗忘的云冈石窟重新拉回到人们的视野,或者说是最早“报道”出来。后来有无数的学者、书画家及摄影家到云冈石窟去考察。关于近代日本对云冈石窟的调查,涉及的人员及文献非常多,分量足够写一本书或做一部博士论文。其中,有一本非常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我们的这本《云冈日录》(木下杢太郎著)。这本书原名为《大同石佛寺》,是木下杢太郎与木村庄八1920年游历云冈时的记录,初版于1921年,后遭遇关东大地震(1923年9月),多半焚失。1938年改订出版,两年多时间再版三次,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可以说,在日本云冈石窟真正广为人知,应该归功于木下杢太郎。他用作家的妙笔,把云冈石窟介绍给一般读者。当然,真正大规模的学术调查文献,应该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的《云冈石窟》,有16卷32巨册,是中日战争期间长达七年的调查成果。战后直到1951年才得以陆续出版,是目前为止,对云冈石窟调查最为详细的资料。

不妨说,云冈石窟让日本家喻户晓的是木下杢太郎;而让学术界广为瞩目并接受的是伊东忠太。

1902年,伊东忠太又从北京到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之后沿江至汉口,接着是湖北、湖南、贵州、云南,最后经过大理、腾越以及蛮荒之地达到缅甸,一路考察,大有收获。后来又先后几次来中国,考察了广东、东北、苏浙及山东等地,几乎走遍了中国大部分地方,基本掌握了各地的古建筑实况,并在此基础上,发表有关中国建筑与遗物的论文或报告数十篇,编写了《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装饰》《中国建筑图集》(合编)等。

我们中国营造学社刚成立的时候,他还专门跑去营造学社,拜访朱启钤先生,并在营造学社做了一个题为“中国建筑之研究”的讲演。伊东忠太讲演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大意是说,今后中国建筑的发展其实方向是很明确的,就是以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而孕育出的建筑样式为基础,同时应用新的研究方法以及科学之材料设备等,开创出中国独特的新建筑。(原话是:“鄙人为支那建筑计,以为将来所取之针路,不在模仿外国,必须开拓自家独创之新建筑。独创之新建筑,如何可以出现?曰:以五千年来支那之国土与国民为背景而发达之样式为经,以应用日新月异之科学材料构造设备等为纬;必于其间求得清新之建筑。此为目的,即支那古建筑之研究,亦为当急之务,不辩自明。”)(出自钱稻孙翻译)伊东忠太的这一建议或忠告,在八十余年后的今天来看,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关野贞


关野贞可以说是与伊东忠太齐名的建筑学者,在涉华建筑考古方面,也是一位先驱者,一生来华不下十余次。伊东忠太比较擅长中国建筑史的宏观构筑,尤其注重建筑美术与工艺研究。关野贞则侧重建筑与考古研究,尤其是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建筑及其艺术作详实考证,比较重视微观的研究。可以说,两个人各有所长,互为补充。如果把这两个人的著作(《中国建筑史》《中国古代的建筑与艺术》等)放在一起阅读,就能得到关于中国建筑的比较完整的印象,所以这套书出来以后,可以提供给读者对照阅读的机会。可惜关野贞去世比较早,1935年就去世了,当时与常盘大定合编的《中国文化史迹》还没有编完,后续工作只好由常盘大定继续下去。

关野贞多次来华调查,不仅获得研究上极为重要的感性认识,而且于各地拍摄并制作了大量图片、拓本等,为以后的研究与著述奠定了基础。他与常盘大定合编的6卷本《中国佛教史迹》以及遗稿《中国碑碣形式之变迁》等,就是实地考察成果的具体体现。

另外,关野贞做了很多细节的调查,比如建筑上的虎、兔等雕刻或图案。如果做建筑微观上的研究,看看关野贞的著述会非常有收获。他对山东等地的陵墓、碑碣的调查也是非常详细的,包括碑碣形式的变迁,拍摄了很多照片,并做了详实考察。可惜他生前关于碑碣形式变迁的研究著述没能出版,死后作为遗稿才得以刊出(《中国碑碣形式之变迁》)。关野贞生前有关中国建筑的论考等,也是后来才被汇编起来的,1938年由岩波书店出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中国古代的建筑与艺术》。现在这本书在日本还是经典,很难超越。这本书和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装饰》,一直被日本的建筑学界视为中国建筑与艺术研究的上乘之作。

关野贞1906年第一次来中国,主要是从北京到西安,对沿途各地的古迹遗物,尤其是陵墓碑碣、石窟造像等进行考察;1907年又专程到山东,对建筑遗迹、碑碣、画像石等做了详细的调查,还在当时的“济南府”和嘉祥县分别获得一块画像石,千里迢迢运回日本,成为东京大学非常珍贵的文物藏品,甚至还得到了天皇的“御览”,在当时很轰动。日本搞中国美术的人也都非常惊喜,一些人研究中国美术史,但是汉代的实物的东西极少,所以后来就有不少人来中国找画像石,并在短期内搞走了大概十几块画像石。东京大学就有七块,但是很可惜,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多被烧毁。

东京的大仓集物馆,长期以来被看做是日本最早的私立博物馆(实际上为第二家),早期就收藏了很多中国的佛像等雕刻文物。大仓(喜八郎)发了战争财,财大气粗,看到中国的文物就尽量收购,当然也收过假的,后来在关野贞的指导下,佛像雕刻等收藏慢慢走上正路。关野贞一直是他们的顾问。

另外,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一进门就是来自天龙山和宝庆寺等地的佛像。说起来,很多佛像跟关野贞也多少有些关系。关野贞1918年在华北地区做调查的时候,按照地方志的记述在太原近郊探访到了天龙山,为众多精美的石窟造像所吸引,他放弃当天离开的原定计划,在天龙山上住了一宿,第二天接着攀登巡览,并对多数石窟做了初步考察和拍摄。回到日本以后,马上写了一篇关于天龙山的论文,发表后引起很大轰动。也许正因为如此,日本至今仍有一个说法,说伊东忠太“发现”了云冈石窟,关野贞“发现”了天龙山石窟。可惜,他当时带的照相机的干板不够,很多东西没能拍摄下来。继关野贞之后,又有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常盘大定、田中俊逸等学者先后去踏访考察。后来的调查就比较详细了,尤其是田中俊逸,1922年初从北京出发,带着专业摄像师以及摄影器材、攀登工具等,到天龙山调查了一个星期,后来编辑出版了一个图片集——《天龙山石窟》。关野贞“发现”了天龙山石窟以后,本来天龙山石窟应该得到妥善保护,不料仅7年左右的时间,天龙山造像就遭到了灭顶之灾,现在去看真是惨不忍睹。很多佛像都失去了头部,有的整体被盗。

我对天龙山石窟遭劫做过很多调查,从结论上来说,这跟日本的跨国美术商山中商会及其大肆收购及转卖行为有直接关系。这个商会的头目山中定次郎两次到天龙山踏访,第一次是1924年。他是世界级的美术商,就像现在最有影响的房地产商,如果这个房地产商看上哪块地,哪块地肯定就会升值。他一去踏访,就等于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原来这些石佛是可以赚钱的宝物。于是,当地的不法分子趁夜深人静,带着照明及盗凿工具,把很多石刻造像都窃走了。1926年,山中商会在日本搞过一次拍卖会,其中就有很多天龙山的造像文物,光是佛头就有45件。当时的拍卖图录上还有关野贞撰写的说明文字。后来山中商会的拍卖会上又多次出现过天龙山石刻造像。天龙山很多佛像就是这样被破坏殆尽的。当时在日本拍卖的天龙山佛头,多被东京的富豪根津嘉一郎购去,有的又被转赠给日本国内或欧美国家的相关博物馆,现在东京上野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和青山的根津美术馆都能见到天龙山的石刻造像,尤其是孤零零的佛像头部。


常盘大定


常盘大定是一位高僧,同时也是著名佛教学者,在佛教实证研究方面很有建树。生前曾来中国七八次,仅1920年代,就五次来华考察宗教文化遗迹。1921年9月至第二年2月,他第二次来到中国,游历山东、河北、河南、江苏、湖北等省区,探访了许多宗教文化圣地,回国后,撰写并出版了《中国佛教史迹——续访古贤之迹》,其中还附带不少地图、拓片及实地拍摄的百余幅照片。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中译本《中国佛教史迹》。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了方方面面,有建筑、考古,也有文学、历史、宗教、美术等等。这里顺便插一句,我们现在的学科分工其实害了很多人,现在的学科壁垒太分明,如果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很多东西其实就忽视掉了。

天龙山石窟他也亲自做过调查。1924年夏季他还委托庆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带着太原“美丽兴”照相馆的人去拍天龙山石窟的照片,因为当时他正在跟关野贞两个人编《中国佛教史迹》系列,需要相应的图片;1925年夏天,他又委派中国留学生去天龙山拍照,结果这个留学生带回的照片令他吃惊,因为很多佛像都惨遭破坏,或少头或缺手,甚至整个都不见了。1924年6、7月份山中商会头目山中定次郎造访天龙山时,石窟造像基本上也还都完好,但一年之后就出现了这种惨状。所以说这就是天龙山石窟遭劫的时间点,跟前面说的山中商会有直接关系。

常盘大定多次来华,基本踏遍了南北各地的主要文化胜迹,尤其是佛教遗迹。他在踏访中,尤其注重对史迹的拍摄、拓制和记录,所作日记也一丝不苟。他每天晚上都点着蜡烛写日记,所以他每次来中国,都留下了一本详细的图文资料。1938年出版的《中国佛教史迹踏查记》,是他多次来华探访记录之汇总,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现状,尤其是佛教史迹或文物的难得文献。他的书不仅资料丰富,记述详细,而且踏访过程中的所得所感也时有披露,读来很有意思。

当然,常盘大定的研究业绩,主要还是刚才提到的,与关野贞合作出版的6卷本《中国佛教史迹》(附评解、1925-1931)和12卷本《中国文化史迹》(1939-1941)。前者可以看做是后者的雏形,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史迹》是在原来《中国佛教史迹》基础上,增加儒、道等部分,扩充而成的。因为关野贞不幸病逝,后来《中国文化史迹》则是由常盘大定完成的。这套书当时是在常盘大定的家里编的,一边编一边拿去出版。后来战争愈来愈烈,日本又进行战时管制,很多杂志都停掉了,拿不到纸。这套书从1939年5月开始,历经两年多,才由法藏馆陆续出版。分为“图录”和“解说”两部分。共12卷(或辑),每一卷都有一百多张图片,都是单张的珂罗版印的,而且采用布面帙装,很精美,总共有近两千幅图片。在当时可以说是豪华版了。由于是限定出版(470套),现在日本的大学图书馆等藏书机构也很少有这套书了。我十多年以前,在日本女子大学教书的时候,给图书馆馆长写了两次信才获准带回家借阅,当时用拉杆箱拉了三次才全部带回去。除全部复印下来之外,还请人扫描了图片。

这次中文翻译版出版时,定名为《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十二卷),中国画报出版社又出重金购买了一套日本原版进行拍摄或扫描,并对模糊图版加以修整,提高了清晰度。原书是每一册单篇的解说,单独放在后面,这样很不利于阅读,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调整了顺序,把解说与相应的图片对应排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方便。刚才说到,编的时候是战争时期,常盘大定又是在自己家里编的,次序上比较凌乱,比如山东省史迹有的在第七卷,有的在第十一卷,利用起来确有不便之处。这次出版也做了相应调整。

这套书是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建筑等文化史迹的大型著录,网罗了十多个省区的文化胜迹,尤其是宗教建筑、石刻雕像等,堪称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上的一大图鉴。从学术角度来讲,它不仅有利于我们的学术研究,而且对于修复和保护文化史迹具有重要意义。大家知道,在经历了长期战乱和无数次运动之后,本应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史迹、文物等多遭破坏,有的面目全非,有的甚至荡然无存,因此,这些视觉资料越发显得珍贵。


大村西崖


大村西崖是美术史学者、评论家,曾为母校东京美术学校(东京艺术大学的前身)教授,还担任过帝室博物馆雕刻科主任。他编写的《中国绘画小史》《东洋美术史》《中国美术史——雕塑篇》等,均对我国产生过一定影响。他还参与审美书院的设立,编辑出版了大量中国书画为主的美术书籍。另外,还与陈师曾一道提倡并致力于文人画的复兴。

1921年后,他先后五次来中国考察或进行学术交流。1923年第二次来华时,与吴昌硕、王一亭等发起创立中日美术俱乐部,即西湖有美书画社,还编辑出版了《禹域今画录》,把包括齐白石在内的十余位中国近现代画家及其作品介绍到日本。齐白石名扬日本,与大村西崖和陈师曾有很大关系。1924年末第四次来华时,大村西崖还应邀在北京大学做了讲演。

1926年第五次也是生前最后一次来华,主要目的是考察罗汉塑像。他通过天津南开大学的秘书陈彬龢得知,江苏吴县甪直镇保圣寺还残存一些古代雕塑,即唐代塑圣杨惠之的作品,兴奋不已,当即决定前往调查。他当时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就是去世的前一年,仍带着照相机跑到甪直镇,对寺庙及其塑像做了考察和拍摄。事后编辑出版了一本线装书——《吴郡奇迹——塑壁残影》。过后不久,这座寺庙就毁于火灾。后来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里也提到大村西崖的这一功绩,说是宋代塑壁遗物以河北正定龙兴寺为重要,甪直镇杨惠之塑壁已经毁掉了,幸亏有大村西崖拍摄的照片留存下来。

大村西崖1927年去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是他在中国美术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也是最早的一部中国雕塑通史。初版于1915年,分本篇(即文字篇)和附图(图版篇)两部分。本篇以日本新铸五号活字印刷,600多页,罗振玉、森鸥外、伊东忠太及关野贞等亲自为其作序。附图共434张,970多幅,珂罗版印制。出版后马上销售一空,1920年再版,仍供不应求。1972年和1980年又复制再版。由此可见其在学界的影响。就连罗振玉都曾大为赞赏。后来叶恭绰在《我国雕塑漫话》的讲演中,也指出要想超过这部著述“极不容易”。

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编著这样一部中国雕塑史并不简单,大村西崖本人也曾披露,为编著这本书,十多年来披览各种文献多达四、五千卷,收集浏览实物拓片无数,仅造像碑铭等就多达一千五六百种。

这部书对梁思成等学者也有很大影响。梁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曾提及。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学界至今仍然将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雕塑篇》、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沙畹的《华北考古图谱》和喜龙仁的《五到十五世纪的中国雕塑》这四本书看作是中国古代雕塑美术的“四大名著”。其中前两部都是日本学者的。

这部《中国美术史——雕塑篇》虽然早在近十年前就已翻译完毕,但因诸多原因,也包括排版困难等,现在还没能看到,中国画报出版社大概会在今年内或明年初出版。

对于中国书画等文物是如何流失到日本的,十多年来,我一直都很关心,也做了大量调查。当然,大村西崖也是一条重要线索。他的日记我也都看过。他几次来中国考察,每天做了什么,看过哪些重要书画,日记里都有记述。比如,当时內府所藏珍贵书画,外人难得一见,可他通过陈宝琛等人,得以借出观览并拍照。另外,完颜景贤所藏唐宋元名画,大多也是通过大村西崖售往日本关西地区的。

总之,近代日本学者的涉华学术调查及研究,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情况也十分复杂。不管这些学者是否有意识,他们的行为本身都跟国策有关。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动机等,以做出尽可能客观正确的判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调查文献本身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素材。以上只是选取其中几名学者为例,简单述其大略而已。不过,管中窥豹,也可见一斑。

以上语无伦次聊了这么久,记忆中的错误恐怕也难免,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赵京华:明杰老师的学问也是脚走出来的。踏遍了关东关西。遗址、寺庙很多都不存在了。我们可以用这套书做对照,这些学术史料跟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息息相关。使我们认识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研究。


互动环节


单援朝(日本崇城大学教授):这套书首先非常有实用价值,资料的保存。其次是学术价值,比如帝国主义时代学术遗产的继承问题。比如关野贞发现天龙山的价值,结果不是保护反倒是破坏。帝国主义学术的功与罪。西学东渐问题,学术思想和方法。为什么这套学术成果出现在日本而没有出现在中国?我们学的是救国的真理,不是富国强国的方法。

王志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刚才听了讲座收获很多。因为现在在做一个项目和中日文化交流有很大关联,我也是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意识来听的。给我触动最大的就是近代化启动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重新看待当时的意识?现在很多的意识叙述多半是用“西学东渐”这种词,但是如果我们去仔细地去调查当时的一些资料,日本刚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借鉴的经验还不是直接的,当然中国的经验里是不是还有欧美的因素在里面这点我觉得是值得思考的。我们现在说的比较多的是从日本传到中国的这样一种知识谱系的传播。当然相反的也可能有。中国到日本,然后从日本又到了中国。我们今天怎么重新再来看、怎么重新思考中日文化交流,以及重新书写世界史的很多问题都有很有启发性的。

秦刚(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我向明杰兄学到非常多东西。他完全给我打开了一扇窗口。明杰兄问我要不要翻译伊东忠太。在明杰兄的启发之下我也开始读伊东忠太。但是那个时候手中有其他要做的事情没有办法拿出完整的时间来做,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我问一个小问题,就是刚刚提到的大村西崖的《中国旅行日记》。我觉得这个日记太重要了,基本上不用翻译,但是需要做大量详实的注释。而且涉及到大量的中国美术。您刚才说是谁的弟子再做这件事情能给我一些具体的信息吗?

张明杰:对,本来我也想把它翻译介绍过来。后来听东京大学陈捷老师说有人已在做了。可能是东京艺术大学的那一批人吧,但具体是谁我也不太清楚。

沙龙观众: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中国学在日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张明杰:近年中国学在日本和原来是不太一样了。学术继承还是比较好的,但现在和原来那一代比,明显退步了,有名的人少了,不过还是有的。这个问题应该交给赵老师,赵老师会有更好的说明。

赵京华:七十年代以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其实但今天来看相比五六十年代、二战以前是在走下坡路的,在衰退。原因很多。比如二战以前日本人了解中国是为了要征服中国。二战以后,新中国的成立,中国革命的成功在亚洲建立一个新的样板。日本好多左翼研究中国革命,以弥补二战以前只注重研究中国古代而对现在中国没有研究的这样一个不足。以后对中国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包括鲁迅研究、孙中山、毛泽东都非常丰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往新的路发展,日本人也有点抓不住中国大的方向。但今天日本人也在考虑中国究竟在往哪里走。总体上日本的中国学是在走下坡路的。

周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就像刚才张老师在讲座当中说到的,我们这个学科过于细化,导致的一个结果就人为建立的这样一个学科壁垒越来越厚重。这样就让我们在做学术的时候很难做到触类旁通。张老师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他真的是在各个领域收集、掌握了大量的资料。所以我们做学术一个启发就是我们一定要用事实说话,用资料说话,并且我们眼界要放的非常开,不是说我做这个文学家的研究我就只看他一个人的作品。而是这里面会涉及到非常多的内容。我最近也是对冈仓天心非常感兴趣,他正好也是跟伊东忠太同时代的到中国的一员。他们背后其实有很大的历史复杂性。比如说冈仓天心战争期间重新浮出水面,他其实是有战争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导致后面很多人对冈仓天心的评价都是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服务。但实际上这些人他们去中国的背景可能有官方的背景,但是他们很多是出于自己的研究兴趣,而且他们在纯学术的研究领域里确实是有着非常重要价值意义的,这是我今天得到的两点体会。

(刊发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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