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杰:江泽民与经济特区初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 次 更新时间:2022-11-30 21: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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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杰  

  

   [摘要]创建经济特区,是经邓小平倡议,党中央、国务院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1980年至1982年,江泽民担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期间,站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直接参与创建经济特区的决策和实践。他多次赴广东、福建两省,投身于经济特区的选址、规划,千方百计地协调解决经济特区在创建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难题;积极参与在广东、福建两省实施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制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工作;率领代表团出国考察出口加工区,总结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为我国经济特区建设和制定系统的特区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建议和依据。江泽民为经济特区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江泽民;改革开放;经济特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邓小平倡议,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兴办经济特区,运用对外开放的条件,加快经济发展。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以他的智慧与魄力,果敢地站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直接投身于经济特区的规划、调整和一系列基础建设工作,积极参与在广东、福建两省实施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制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工作,率领代表团出国考察出口加工区为我国经济特区建设汲取经验。江泽民在经济特区的创建过程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成为参加特区创建的最早的领导者之一。

   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策,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此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1979年4月17日,在中央召开的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会议期间,福建省的负责人也向中央提出了与广东省类似的设想。邓小平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i]。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特区”二字,一锤定音,而“杀出一条血路”,这几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字出自曾指挥千军万马的邓小平之口,更像是突出改革开放重围的一道“军令”。

   6月上旬,广东、福建两个省委分别向中央递交了试办出口特区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慎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7月15日批转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这个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发(1979)50号)的文件中批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为进一步具体谋划、推动和实施对外开放战略,1979年7月30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对外开放有关问题的实施,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管理。并任命谷牧副总理兼任“两委”主任。8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任务和机构的通知》,明确这两个委员会是一个机构,两个名称。新机构成立,急需一批懂政策、懂业务,思想活跃、年富力强的干部充实“两委”的领导班子。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两委”主任谷牧负责组建领导班子。他后来回忆说:“我这几个助手(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几个副主任),都挑得很得力。因为我在国务院工作很久,这些人我都熟。我经常召集八个部的联席会议,那以后就找一个主持日常工作的,就挑的江泽民。我觉得他脑子很新,他是个很有才气的人。”到“两委”以前,江泽民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局长,他年轻、身体好、懂技术、懂外语、懂外事,给人们留下深刻、良好的印象。1980年1月24日,江泽民接到调令赴“两委”上班,任秘书长,2月10日,国务院任命江泽民为“两委”副主任,同时他还兼任秘书长。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试办出口特区”的工作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负责,具体工作由“两委”办理。江泽民从进入“两委”开始,就成为谷牧的重要助手,是“两委”年富力强、任务繁重的领导骨干。作为“两委”的副主任,他主管实施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的工作。试办出口特区,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工作,备受各方高度关注。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循,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僵化的思想观念、传统的体制机制等障碍,使得这一工作处于较多的争论和矛盾之中,在工作中每前进一步就必然要付出无比的艰辛,甚至还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和风险。此后,江泽民多次到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进行考察,研究和解决有关创建特区所面临的一道道难题,创建特区的工作也迅速向纵深发展。

   二

   为了总结在粤闽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及准备试办出口特区的执行情况,并讨论和研究当时提出的问题和措施,党中央、国务院委托谷牧于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了解广东和福建两省贯彻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江泽民协助谷牧主持了这个会议,并在会前带一个先遣组到广东深入基层进行调研,并目睹了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郁郁葱葱的南粤大地所迸发出的勃勃生机。与会同志看到,深圳、珠海两个特区正在积极筹建,深圳的蛇口工业区已开始施工,进度较快。

   这次会议最后形成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指出,特区建设“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这份《纪要》把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会议刚一结束,4月1日至5日,江泽民就深入到汕头、厦门进行调研。经过缜密的调查和分析,对把汕头经济特区选址在龙湖区、将厦门经济特区选址在湖里区等问题,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指示》的文件(中发(1980)41号)。正是这个文件,把1979年中央50号文件提的“出口特区”,正式改为“经济特区”。这个名称的变化表明,我国要办的特区,是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而不是单一经营工业的出口加工区。我国要办的特区,是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它只是在经济上,采取更加开放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去吸引外资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并不是政治上的特殊形式,既不是像将来的台湾、香港,更不同于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

   1980年5月,深圳市委从全国各地邀请了一百多位规划专家来做经济特区的规划。按照深圳方面原来的设想,从福田开始搞起;深圳经济特区筹建时,投入的启动资金很少,规划师们主张将有限的资金首先用于改造罗湖地区。罗湖毗邻香港,既是广州的南大门,也是利用外资开发房地产及商业的黄金地段。但反对者说:罗湖地处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就“把钱打了水漂”。争论中,江泽民于8月8日至12日带领一个小组到深圳、珠海实地调研。主要研讨和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中央50号文件已经向外界宣布中国要办经济特区,要引进外资,急需解决海关关税问题;二是经济特区的基本建设规划调整问题。

   8月8日,他首先解决了海关关税问题。江泽民跟当时的海关关长讲,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现在还没公布,在公布以前,特区还是实行免税的办法,但海关要办手续。这一问题谈得很融洽,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刚刚谈完走出会议室,就碰上一场大雨,顷刻之间,火车站候车室一片汪洋。香港过来的人在脏水里面行走,女士们把高跟鞋提在手上,穿着袜子趟水。建国已经三十余年的祖国南大门的此情此景,令人触目惊心。

   回到宾馆,深圳市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要向江泽民汇报规划问题。江泽民说,用不着汇报了,老天爷已经汇报了,就这么定了,我跟市委去说。江泽民以他的远见,支持了规划专家的意见。搬掉罗湖山,填高罗湖区。昔日的低洼泽国,变成了现代化的新城。事实证明:优先开发罗湖,是深圳特区的决定性战役,没有这一着就没有今天的深圳。

   建设中的经济特区,是在突破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中前进的。8日下午,江泽民去深圳蛇口工业区视察。蛇口的对外开放和发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与工业区负责人座谈后,针对工业区遇到的许多困难和问题,江泽民指出:“我们在四化建设中确实碰到许多问题。我认为有些是认识问题,因为特区是个新事物,而我们长期闭关自守(也有外国长期对我封锁的影响),对国外新情况缺乏了解,因此,想的,做的,常常是老框框,这些认识问题,我认为是可以原谅和可以说服的;但也有属于封建主义甚至封建割据的问题,有些单位大权在手,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样说他都不同意,对这种封建割据,则要做必要的斗争。”[ii]当时已经有外商来蛇口办厂,但蛇口与香港直接通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蛇口工业区申请自建一座连接港澳的微波通信站,但受到邮电管理部门和海关相关规定的制约。江泽民说:“通讯问题是个大问题,和外商合作建厂,通讯不便是不行的。据了解,香港电话很普及,平均四个人就有一部电话,而且电话安装费很便宜。我们国家落后,电话太少了,申请安装个电话很困难,而且安装费很贵。蛇口工业区为了适应和外商合营的需要,自己筹钱建设由蛇口经深圳通香港的微波电话,是件好事,一定要支持。”[iii]经过江泽民多方面的协调,经济特区第一座微波站建立起来,解决了通信问题,1981年7月终于可以跟香港直接通话了。

   蛇口工业区的创建本意是吸引外资开发工业,特别是外向型工业。这自然就会有不少外商在那里工作、生活,工业区因此想办一家中外合资的购物中心,以便进口一些国内没有和无法供应的收取外汇的商品。然而,向外宾供应进口商品的外汇商店,历来是由国家有关部门指定的国营商店垄断经营的,要在这个渔村加工地的蛇口,办一家外汇商店很难设想。他们便上报省有关部门审批,可是对这种无章可循“破天荒”的事,谁也不愿沾边,互相推诿,杳无音信。除了购物中心迟迟不能批准外,蛇口与香港的海上通航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也无法解决。于是,工业区把遇到的问题设法向中央反映。

   1981年10月16日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第2492期刊登了《深圳蛇口特区建设在两个问题上遇到困难》的文章,反映蛇口遇到的“购物中心”不能开办和蛇口至香港之间不能通航两个问题,使中央及省委关于特区建设的指示无法落实。江泽民见到这份内参后,再一次帮助蛇口解困。经与海关总署、蛇口建设指挥部等有关部门协调,10月24日,他给谷牧同志写了一份专题报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在万里、谷牧的过问下,11月12日,由江泽民签发的国家进出口委《关于蛇口工业区“购物中心”及港口开放问题的处理意见》,下发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外商在特区生活购物和往返交通出现的两大难题,终于得到明确的答复。在江泽民的协调下,中国第一家外资超市被批准在蛇口开张;蛇口与香港之间的直达客轮得以正式通航。

   在经济特区的初创时期,人们对经济特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对经济特区的性质、功能、地位、作用,以及如何管理等重大问题,都存在着不同认识。无数的开拓者充满激情和希望,也有不少人心存顾虑和抵触。江泽民在此期间所协调的类似上述的难题还有许多,遇到的困难也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如果说,解决具体困难需要坚韧的协调力,那么,在事关经济特区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江泽民则体现出开拓者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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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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