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京华:社会革命与亚洲改造的大视野

——尾崎秀实的现代中国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4 次 更新时间:2018-04-01 23: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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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京华  

   【内容提要】 尾崎秀实是二战前日本卓越的中国观察家,他从20世纪社会革命的大视野出发讨论中国问题和中日关系,许多观点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讨论下列问题:其一,尾崎秀实在中日开战前后是如何洞察到中国民族运动的政治意义及其与社会革命的关联,从而形成了综合动态地考察中国社会的视角;其二,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的观察,透露出怎样的远见卓识;其三,在战争极限状态下他对中日关系根本解决之道的思考,与亚洲社会主义构想和世界革命理念构成怎样的内在关联;最后,尝试阐发其遗产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 尾崎秀实,中国论,社会革命视野

  

一、引言:如何解读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

  

   尾崎秀实(1901—1944)是中日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最受瞩目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同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一直以来他还被赋予了多重的身份,如杰出的新闻记者、时事评论家、佐尔格红色国际谍报组织成员,乃至忧国忧民的民族主义志士和国际共产主义者等。1944年,年仅四十三岁的他被日本法西斯处以绞刑。这更使他在二战后成为一个反战、革命的世纪传奇。这个传奇甚至超出了历史和思想学理的层面而在大众传播领域得到一再重述,但大众层面的叙述又始终处在佐尔格这位更为著名的红色间谍和国际主义战士的笼罩之下。因此,尾崎秀实这一历史人物,尤其是他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之真诚理解者,乃至帝国主义批判者和亚洲民族平等联合之倡导者的形象,反而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传记史料和研究文献中变得模糊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尾崎秀实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因此,重新整理和开掘他卓越的中国论遗产,并在20世纪剧烈变动中的世界史语境下加以解读,十分重要。

   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实际上在他的祖国日本,此前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积累。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尾崎秀实著作集》①五卷本的出版,曾带动了一批优秀学术成果的产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战前日本中国研究”学会刊行的《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②这部论文集在二战前日本的中国论述史脉络下展开分析,涉及尾崎秀实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政治外交论、中国农业论、国民政府论、中日关系论,以及他与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联系等,在专题性和基础研究的方面具有奠基意义。

   然而,随着战后民主主义时代的结束,那个曾经活跃于战争与革命年代的中国观察家尾崎秀实,开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在各类研究著述中虽然偶尔也会看到他的身影,但基本上是在以下三种学术脉络和思想谱系中被论述的。一是上述战前日本有关中国认识的历史脉络,③二是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思想谱系,④三是近来出现的新趋势——战前日本国际关系论或亚洲社会论的学理层面。⑤相对而言,有关尾崎秀实中国论述本身的系统化研究,却没有什么更为新颖的成就。2003年时值他就义六十周年前夕,岩波书店重新推出其两部狱中作品——《佐尔格事件:上申书》和《新编:爱情如陨星一般》,以示纪念。一如《佐尔格事件:上申书》勒口文字所示:尾崎秀实以生命为赌注所留下的文字,正等待着六十年后的重新解读。这尤其应该包括他那充满远见卓识的中国论述。

   那么中国呢?我们知道从小生活在殖民地台湾、大学时代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尾崎秀实,自1928年到上海亲身经历并直接参与到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中来,与叶沉、陶晶孙、夏衍、鲁迅、王学文等深有交情,此后一生更以观察和论述中国为志业。他理应得到中国人的关注。然而不然,在二战后的新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到尾崎秀实的名字。直到1983年作家夏衍出版《懒寻旧梦录》,我们才见到对尾崎秀实相当中肯而崇高的历史性评价。⑥而比较深入的学理研究则直到最近才有所展露。⑦其中,王中忱的《左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叙述与档案解密的政治》一文,以详实的资料追溯二战结束前后日本和美国有关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所含政治意图的叙述等,分析了这些政治操作如何影响到人们对“事件”本身和尾崎秀实的认识。这与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最近对以往的研究均从“佐尔格国际间谍案”说起,从而形成仿佛有表里两个尾崎秀实似的这种论述方式所提出的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妙。⑧他们都强烈地意识到拨开重重历史迷雾和政治言说的笼罩,重新回到尾崎秀实本身而还原历史事实的学术必要。这于刚刚开始关注尾崎秀实的中国学界来说,尤其重要。

   从“中国”的位置出发考察战争期间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乃是我在此采取的基本视角。这将与日本学者主要从“日本”语境出发所作的考察明显不同。然而,这同样要面临以下两重困境。其一,就是上面所说的重重历史迷雾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其二,身处于中日战争之极端状态下而追求世界革命的理想,在这样矛盾的纠葛中作为一介新闻记者乃至日本战时国家体制决策的智囊,尾崎秀实公开发表的文字包括后来狱中的审讯记录等,呈现为一种极其复杂错综的形态和迂回隐晦的文体。⑨我们如何拨云见日披沙炼金从而触摸到他的真心实意,这的确是一个考验思想智慧的作业。除了依靠日本几代学者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之外,我们就只有毅然回到他遗留下来的文本以及由文本与历史事实构成的关系本身这样一条途径了。因此,我所谓从“中国”的位置出发,也就意味着要在密切关注他著作的日本语境的同时,更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疾风暴雨般社会革命与民族解放的具体史实,引入对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理解中来,在实证对照和历史逻辑的分析中,体会他的思想真意及其内在逻辑理路。我坚信,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地开掘出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价值和意义。

   从“中国”的位置出发解读并重构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这是中国学者的一份责任。为了当年他如此深切关注中国革命的那份真情厚谊和改造亚洲追求世界革命的理想,也为了开掘有利于当今中日关系危机解决之道的思想资源。以下,我将首先就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根本特征和内在理路,即有关“社会革命”和“亚洲社会主义”的认识,加以讨论。这两个核心概念,同时也是我试图搭建起来的针对尾崎秀实中国论的阐释架构。


二、社会革命与亚洲社会主义大视野

  

   尾崎秀实革命传奇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与中国息息相关。他出生不久便随出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的父亲来到台湾,且一直生活到十九岁。在此,中华传统文化及台湾人的生活习俗对其深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了他对中国浓厚的亲近感。1919年回到日本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期间,他通过吉野作造门下的“新人会”和大森义太郎主持的布哈林《唯物史观》研究会接触到大量马克思主义著述,同时开始关注中国革命并试图在中国问题的现实发展中发现其世界史的意义。⑩尾崎秀实与中国大陆发生直接的关系,是毕业后进入朝日新闻社而于1928年底被派驻上海以后。1928年,中国的大革命已然退潮,但上海新兴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汹涌波涛还残留着大革命的余韵,这使得尾崎秀实心潮澎湃不已。在此,他不仅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更深深投入到中国左翼戏剧运动和“左联”成立的过程中。除此之外,这期间影响尾崎秀实一生命运的重大事项还有两件,一是通过史沫特莱与共产国际情报人员佐尔格结识,二是通过上海左翼文化人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如王学文等建立起密切的关系。111932年初,尾崎秀实回到日本,开始了其众人瞩目的中国评论活动。期间,于1938年至1940年曾出任近卫文麿内阁的“嘱托”(中国问题智囊),并参与政府外围组织昭和研究会等。直到1941年被捕,他共出版《暴风雨中的支那——转折期的外交、政治、经济》(1937年)、《现代支那论》(1939年)、《支那社会经济论》(1940年)等六部著作。

   在1943年6月向法庭提出的第一份“上申书”中,尾崎秀实回顾了他在上海的经历:

   实际上,我是积极踊跃地奔赴派遣地上海的。……特别是1925年以后的大革命时代,那一个个事件都曾引起我的浓厚兴趣。而从左翼的立场出发来把握中国问题,这样的方法完全征服了我。对我而言,毋宁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引领我去关心中国问题,而是相反,中国问题的现实发展深化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心和理解。另外,与我在上海的体验相关联,后来形成我的思想立场的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这使我对民族解放乃至一般的民族问题抱有强烈的关心;第二个是从各种角度现实地观察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英国,使我相信这才是中国乃至世界被压迫者的最大公敌。12

   可以说,尾崎秀实是在20世纪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感召下成长起来的,而早年积极奔赴大革命后的中国所获得的实际体验铸就了他特有的“左翼的立场”——从实际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抗争的角度观察问题,并在对社会革命的密切关联下思考中国“民族运动”的走向,从而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未能有效地处理民族问题的不足。在上海,他曾亲临“一·二八”抗战现场,目睹国民义勇军的青年男女被日军枪杀或逃出虎口的场面,深切感受到中国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力量的强大存在。13而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底赴香港、上海等地考察战况后,他曾对友人松本慎一吼道:“太悲惨了,中国人啊。难道日本就没有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无产阶级吗?”14这些生动细节亦反映了尾崎秀实真诚同情中国的立场。

   一个观察家或评论者,必定要对客观对象获得整体综合的把握,并以独自的逻辑理路深入其内里,从而发现别人难以观察到的问题面向,这样才能达到卓越。从“国际关系”的视野出发观察中国,这一特征在尾崎秀实那里比较明显。问题在于“民族运动”,尾崎秀实有时也称其为“民族问题”或“民族抗争”等。也就是说,把民族运动的动向作为观察中国社会的主要途径,对民族解放意识的重视乃是其中国论述更为根本的方法论特征。对此,以往的日本研究者并没有形成统一见解。15而在我看来,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整体历史观之,民族解放运动乃是更为总体性的社会革命进程的一环。尾崎秀实并非单纯看到了中国人抵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运动表面上的波涛汹涌,更意识到了其背后的社会革命总进程。因此,用“关注社会革命”来概括其中国论述的整体特征,或者更能说明问题。16

   尾崎秀实自大学时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潮以来,就形成了以政治革命观察世界的方法论。从社会革命视野的形成,到对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持续关注,再到战争格局下亚洲社会主义理念的构筑,使他从思想和信仰上最终成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有关中国的评论活动集中在1936年到1941年期间,这正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导致中国全民族抵抗运动上升的阶段,他对民族运动的关注总是与更为深远的社会革命连接在一起的。也由此,他得以超越“国家”的局限,在剧烈变动的20世纪上半叶,为我们留下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卓越见解。

众所周知,“社会革命”缘起于19世纪末的欧洲,到了20世纪初则波及亚洲全域。十月革命的爆发,更推动了社会革命在亚洲的兴起。这个“社会革命”的进程和政治内涵,在李大钊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十分具体的阐发。他看到了一战导致的“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17而与法国大革命是建立在国家主义之上的政治革命不同,“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18就是说,法国革命还主要是以共和制民族国家之建立为目标,俄国革命则真正开启了世界“社会革命”的新纪元。它打破了国家主义藩篱,具有了真正“解放”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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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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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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