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能馥:忆恩师沈从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1 次 更新时间:2018-08-19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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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能馥  

我们(夫妻)两个是在1956年认识的,主要是通过沈从文先生。

当时我毕业以后,留在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当研究生。我当时一方面是研究生,一方面在筹建工艺美术学院的办公室当秘书,一边上课,一边当秘书。学校有东欧的留学生,跟我同班的,毕业以后他们应该回去了,但是大使馆不让,说“中国是丝绸之国,你们应该学一点中国丝绸方面的历史回去”。这样,学校当时没有老师,就请沈从文先生来教。因为沈先生是湖南湘西人,口音很重,留学生听不懂,所以学校叫我一方面去和留学生一起听课,一方面做记录。这样就跟沈先生几乎天天在一起了。

当时故宫招实习馆员,陈娟娟高中毕业以后,就去考了,第二天就叫她上班去了。当时沈先生编制在历史博物馆,但主要在故宫上班。现在知道故宫保存着织绣品将近20万件,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博物馆跟丝绸博物馆。但是,1949年后,这些都要重新清点、登记注册,一件件排架,摆到第几号架第几层,都要编号的。陈娟娟她们到故宫,一开始就叫她们做这样的工作,事务性的工作。人家一般就是打开来随便编个号就放回去了,她是看到好的就做记录,记下来,记在心里。这样沈从文先生和一些专家有时候要查丝绸文物,因为数量很多很多的,一般人都记不清楚的,专家要什么文物,哪个朝代的,专家都找不到的,她跑去一下就找到了。所以那些专家对她很喜欢,很重视她,尤其是沈从文先生特别喜欢她。沈先生很多时间到故宫去做研究工作,沈先生老要靠陈娟娟帮忙,不让她离开身边。

当时北京前门外,珠市口、鲜鱼口那些大街小巷,全是古董店,挂的都是古代的,特别是清朝的服装、龙袍、刺绣品,还有一些绣花的、过去小脚的鞋,一摞摞挂在那很多,都很便宜,沈先生去,都带着她去。同时,因为沈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教留学生,有时候带着留学生去珠市口看古董,沈先生每次去,也都打电话叫我去,这样我跟陈娟娟就经常在一起。

主要因为工作上的联系,陈娟娟她也经常到沈先生家里。那时候我们一个月伙食费才七块钱,东安市场有吉士林,吃西餐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沈先生跟师母礼拜六去吃西餐,就打电话叫陈娟娟一起去,就跟自己女儿一样看待。反正一直我们多少年,也经常到沈先生家里去,和陈娟娟都是在一起。

沈先生这个人,过去是很有名的文学家,全世界有名的。但是,他这个人思想有时候比较糊涂。在抗日战争那个时候,郭沫若组织了阳翰笙这些人到国外,他们都是可以随便到国外去,给解放区买药、募捐。当时社会上一些人觉得他们捐了那么多钱,会不会贪污啊?社会上有人这样说,沈先生也糊里糊涂去响应这些人,说会不会贪污?他们都很有名气,这样沈先生和郭沫若之间就有很多误会。他们二人发生误会是在1949年前,后来沈先生写那本书,郭沫若还给他写序,是这样一种关系。

沈先生原来在北大,后来离开北大,后来就到历史博物馆。他很热心,他是当研究员的,但观众多的时候,他就主动去讲解。所以有人说他当讲解员,其实他不是讲解员,他是研究员。他的编制在历史博物馆,但他更多时候是在故宫上班的。那个时候,反正是挺糊里糊涂的,故宫确实有他的办公桌,有书架,都有他的。我以前一直认为他是故宫的,后来怎么知道的呢?沈先生去世以后,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郑院长,郑欣淼,他是研究鲁迅的,他是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就到我家来问我,说“我们故宫档案里头没有沈先生”,问我沈先生在故宫究竟干什么?我说,当顾问的呀,我们那时候都知道他当顾问。后来郑院长又回故宫去查档案。后来,他给我打电话,说故宫档案里也没有,他不是故宫的顾问。那时候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他写这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大概是1956年。1956年周总理在一次宴会上,当时文化部的副部长齐燕铭也在座。周总理说:我们每次到国外去,看到人家国家比我们小,历史比我们短,但是有他们的服装博物馆。我们历史那么悠久,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一部像样的《中国服装史》,我们出国时候可以拿去当礼品,什么时候可以建一个中国丝绸博物馆?齐燕铭就说:沈从文可以干这个。因为沈先生当时老在《新观察》《光明日报》这些上面写文章,他老写织金锦,就是用金线织的锦,美术学院请他来给留学生讲课,就是因为他写的那些文章。这样,周总理就说:“那这个事就交给沈从文去干吧。”这样他就开始写这部书,到“文革”前已经写出来初稿,到财经出版社拿去打印了,准备出这本书。“文化大革命”就来了,那么就停下来了。后来“文革”结束以后,他继续写这本书。

那时候全国找沈先生的人特别多,一些工艺美术厂找他要资料,要古代图案的资料,老找他。那时候国家给他分配宿舍,因为当时都是比较远的地方。他住在东堂子胡同,房子比较小。他说:“我不搬,因为人家该找不到我了,到郊区去住,不去。”他那时候写文章,稿费挺多的,比现在多。我记得那时候我画一个小手册的封面40块钱,我们一个月伙食费七八块钱。一张那么小的封面就40块钱,拿回来就买个收音机。他一有稿费,就到琉璃厂去买书。记得有一次坐三轮车回家,车上全是书,他就坐书上面,往家里拉。另外,像前门外古董店里头一些明朝佛经的封面,都用织锦做的,拆下来卖,那时候挺便宜,他就一批批地买。粉彩的瓷器,现在都贵得不得了,那时候很便宜,他买回来不往家里送,而都送到工艺美院,送到北大,送一批给故宫。在中央美术学院讲课的时候,有讲课费。有一次美院财务叫我送80块钱讲课费到他家里去,我就领了钱,送到他家里。他说:“你赶快给我送回去,我是有工资的,你给我退回去。”他就是那么一个人。

一般都说言教身教,身教对人是最深刻了,他就是身教。有时候他给我们讲,也不会讲大道理,最多就讲一句“不是为个人”。因为我跟娟娟老到他家里去,各地出土一些文物的照片,他就给我们看,给我们讲。他讲得很广泛的,比方讲古代中国的扇子,从汉代的扇子怎么样,唐代的扇子怎么样,给我们看照片。比如丝织物,我们从古代就有,丝织物的图样怎么变过来,我们都从他那里看的,图书馆里看不到。生活上别的也没什么,主要从学术上,考古材料他拿给我们看。比如《万里江山图》,他说那个是后来人画的,根据画里的家具,跟朝代对照起来看,说是唐代的,但是家具是宋代的,他说这个画是宋代的。他的这个讲法,有些人也不服气,但是他坚持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都是从他亲身所做的事情中学到真知。

我写第一本书,那是“文革”以前,叫《中国印染史话》,是吴晗的《历史小丛书》里面的一本,印了几十万本。当时一毛钱一本,挺便宜的。《历史小丛书》编委会找到学校来,叫我们学校写这方面的书。当时我是在《装饰》杂志,这样学校叫我写。因为第一次写书,我是在考古研究所的图书馆找了一些材料。当时日本人对这方面有很多研究,也出好了多书,研究中国的服装史什么的。日文本来我也不懂,但是他越深的书,用中文的资料特别多,所以我一般基本上能看懂。我从考古所收集很多材料以后,组织写这个稿子。写出来以后,就去请沈先生给我看一看,改一改。其中有一段,我写着“据说……”怎么、怎么的话,因为第一次写书,也不知道要有根有据的,就是“据说”。沈先生看到以后,用红笔在那个稿子上画了一个大问号,旁边写着“据谁说”。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对我就教育非常深刻。以后就知道写历史不能随便、没有根据,你要么是什么书上什么根据,要么出土的什么东西是什么根据,没有根据的“据说”,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沈先生在学术研究里头是很不客气的,就这稿子他画一个大问号,那么大的,用红笔画的,旁边写“据谁说”。那是对我一辈子的教育,所以后来不敢随便说的。

生活上他也特别简单。那时候住的房子小,他爱人也住不下,儿女都根本看不到。他儿子、女儿我都没有见过,她爱人我见过。早晨他去文联的宿舍他爱人的住处吃饭,中午他就用个小篮子带回来一点,在蜂窝炉里烤一烤,晚上就那么吃,就是特别简单。有钱他不是花在穿衣吃饭,穿衣服挺一般的,也不买新衣服,不买新鞋,他爱人也是这样子。都是买书,摆在书架上让人家来看,因为当时图书馆都是封闭的,所以国内一些工厂的美工都来找他。我们所以尊敬他,并不是说跟他生活上怎么来往,我们去也不买东西,没钱买,每次去他都给我们泡一碗茶,就是这样。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去问他,也没地方问,只能问他。

有一次,我跟娟娟到他家里去,那是“文革”刚结束,他到社科院以前,工作很不顺,身体就不好,眼睛红斑出血,血压非常高,下不去。家里就他一个人,也没人管他。我们每个礼拜去只能看看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当时看到他这个情况,我也挺灰心的。我们俩回家的时候,路上我跟娟娟说:“沈先生在社会上这样有名气的人,现在都这样子,我们将来还有什么奔头。”娟娟背着我,去告诉沈先生,结果沈先生一听就生气:“你马上把黄能馥给我叫来。”这样我就去了。沈先生当时只有一小间房子,门也没有关,就有一张小桌子,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架,自己钉得挺高的,一把椅子,蜂窝煤搁在门口。我去的时候,他是冲着墙躺着,门也没关。我就“沈先生、沈先生”叫了几声,他回过来朝我看了一看:“你来了。”过了半天,他说:“听说你不干了?”我一下心里冲动,就哭了。沈先生就说:“你来啦,听说你不干啦?”我也没说什么。后来他就说:“眼光要看远一些。”就跟我说这个。这个事情对我教育非常深,这一辈子,因为不光是他这句话,因为他平时的为人以及他的遭遇,一辈子教育着我,言教和身教。他说的不多,但是他平时为人处事对我教育非常深。


本文由黄能馥口述,张倩彬、全根先采访整理,选自商务印书馆10月份即将出版的《锦绣流光——黄能馥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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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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