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农业浪漫主义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 次 更新时间:2018-08-19 01: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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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进入专栏)  

   中国农业今后怎么发展?人们提出了大量对应方略,其中不少有浪漫主义性质。浪漫主义主张的特点,是以少量事实取代全部事实;以小群体偏好取代基础群体的偏好;以一地的政策“成功”推测政策的全部有效性;以小道理压住大道理。一些浪漫主义主张经当事人的渲染,很能吸引公众眼球,对舆论发生影响,进而难免对决策者发生影响。本文对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些主张做一简要评论。

  

   悲观者的农业浪漫主义

   有人认为,中国农业竞争力不可能比得上欧美,尤其不可能比得上美国,因此,现实的路径只有两条,要么通过类似多设置非贸易壁垒的办法,尽量不进口农产品;要么敞开市场,让市场确定一个平衡点。前一个办法不可行,后一个办法已经迫不得已在使用。但事实上,中国农业竞争力提高前景远没有那么悲观。只要改革措施跟进,城市化速度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完全可以保障农产品的充分自给。笔者借一个案例支持这个看法。下面的数据是笔者2014年在江苏射阳调查的结果。

   笔者所调查的这个村在2014年实现一定水平的规模经营以后,成本与收益发生了显著变化。笔者把这个模式称作“农场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的模式。那里的单位规模经营水平从几百亩到千余亩不等。因为产权方面的问题,这个村不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这个变化,而是用合约责任制的办法将耕地交到比较专业的农户手里实现规模经营。这个村以往的模式是“小农户+社会化服务”,这个旧模式虽然比小农户自己耕作的模式效率高,但与目前的“农场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模式相比,效率要低许多。

   中国粮食生产的单位重量成本下降30%左右,并引起价格下降同样的幅度,粮食的进口优势就将不复存在。例如,玉米价格不超过0.7元,就有了竞争优势,而在中国农业规模经营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价格完全可以覆盖玉米市场的全部成本。其他大宗农产品基本也是如此。所以,对中国农业竞争力完全不必悲观。

  

   工业家的农业浪漫主义

   最近一些年,企业家喜欢讲设施农业。他们希望农业尽快采用工业化技术,摆脱土壤、气候和人力对农业的影响,实现食物生产的工业化。

   如果把设施农业定义为人工控制水温光肥条件的农业,那么,这种农业不会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抛开设施农业可能影响生命机理对自然的精密依存关系不说,单就经济预算来说,这是一种导致高成本的农业发展理念。据笔者调查,目前一亩地上建设较好的温室,资本报酬及折旧成本需要1万元左右,常年的管理成本也达1万元,加上其他投入,近3万元。但是,1亩地的温室蔬菜的年收益在很多北方地区平均获得1万元并不容易。辽宁省这个指标在2009年不过0.5万元。但这个省此后仍然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每年政府投入平均在10亿元左右。如果把广东的蔬菜运输到沈阳,1万斤蔬菜的运费不到5000元,综合成本明显低于在辽宁建设温室。北方某些地区也可看到1亩蔬菜产值达到数万元、投资利润率达到50%以上的情形,但这种情形通常很难长期维持,除非有某种自然垄断因素发生作用。

   美国农业高度发达,但在农村地区看到的温室并不多。有温室主要用于花卉栽培。这其实是成本计算使然。为什么中国搞起了那么多设施农业?笔者在某地调研,听到一位从事规模化农业几十年的老板一席话,解开了谜底。他说,中国的设施农业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全部亏损。以笔者判断,除了菌类、花卉栽培、不易运输的蔬菜以及组织培养育种等条件苛刻的特殊农业活动,基本没有必要搞设施农业。政府对设施农业的高额补贴实际上错配了农业资源,降低了中国农业竞争力。

   事实上,大田农业是最经济的农业。我们不必给太阳和雨云付费。在不破坏人居环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力,是高效农业的基础。通过育种技术、平衡施肥技术、机械替代人工技术,提高自然力利用的效能,是降低农业成本的主要路径。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供应品种比较简单,但价格相对低廉?就是因为一些高成本的农产品在没有政府特殊补贴的情况下价格高昂,一般民众买不起。只要确保大宗农产品安全,老百姓也愿意用它们替代那些价格高昂的所谓美味佳肴。中国农业也必须如此,在大宗农产品(主粮、主菜、牛奶、禽肉)的安全上下功夫,让基本大众吃得廉价、吃得安全。

  

   文化拯救者的农业浪漫主义

   有一种论调近年来甚嚣尘上,说中国农村因城市化变得凋敝了,农村空心化了,农村文化衰败了,乡愁的依凭没有了。此论大谬不然。

   悠悠万事,吃饭为最。谁都不能为了自己的乡愁有所寄托,而干预农民的自由选择。农民离开家乡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如果种地不挣钱,农民为什么不能撂荒土地?相反,如果种地能挣钱,能使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年轻人也会去种地。这是笔者在农村调查的基本结论。事实上,承载乡愁的居住形态,在城市也可以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的土地规划管理制度有太多的弊端,才压缩了这种可能性。如果留居农村的农民转变为家庭农场主,农村居民点的形态会发生变化,乡村田野会更加美丽,我们将能更多地领略乡村意蕴。

   美丽乡村要靠富裕农民来支撑。如果指望农民不动窝留守家乡,过一种“十亩土地半头牛”的苦日子,让你起兴时到农村走一遭,去收获你的乡愁,那不是太残酷了么?留住乡愁绝对必要,但正确的路径是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至于文化传承,也要有一种开放心态。所谓文化,广义地说就是人类行为规则及其艺术化表达。不同的人类群体有不同的文化特性。并非所有文化都是文明;只有对人类进步发挥积极作用的文化才是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一些文化被淘汰了,另一些文化类型又产生了,我们不必厚此薄彼。在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国家的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不是文化没有了,更不是文明没有了。现代城市照样承载文化,发育文明。人们如果对哪一种具体的农村文化类型非常珍爱,而那里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富裕意欲放弃它,我看你可以自己掏腰包给农民,让农民挣你的钱,为你守住那种文化。如果你欣赏的那种文化类型适合大众趣味,我相信它也不会消失,人们不必为此焦虑。

   不要把传统农村文化想得那么美妙!不用读艰涩的科学论著,单去读几遍《白鹿原》《红楼梦》吧!由此去体会传统农村的伦理关系,我们不再会迷恋它。当下中国,抛弃宗法伦理关系肯定做不到,但要将此发扬光大,绝对是开倒车。农民,特别是农村女青年,用自己的脚丫子做出了选择,城里的学者专家不要想着去阻拦他们。

  

   乡村精英的农业浪漫主义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源。但一些乡村精英的脑袋也不精明。他们喜欢上了农业雇工经营,以为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必由之路。中国很多地方的行政村都设立了公司,有的把原本承包给农民的耕地收归集体统一耕作。于是,村主任变成了总经理,书记变成了董事长。

   地方政府大多热衷公司化农业。目前究竟有多少公司型企业涉及到田间生产环节,尚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从进入农业的企业基本都使用合作社的招牌看,数量应该不少。目前中国合作社数量近150万家,其中示范社在10万家左右,而达到示范社标准的多有公司背景。按笔者的调查,公司化不见得比家庭农场有更高的效率。差不多在1000亩以上的公司农业,都会出现土地分包的情形,否则管理成本会非常高昂。反过来说,一个农业生产单位一旦出现土地分包情形,就意味着出现了因规模过大而发生的“不经济”问题。一些公司化农业投资者直接或间接从农民那里以较低的租金率拿到土地,借助政府的财政支农项目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整理,然后再高价出租给实际农业生产者,自己从中净赚一笔。在有的地方,土地的一进一出所产生的差价可以达到3倍以上。这种以套取国家农业补贴为目的的公司不会认真从事农业经营。分包农户因为土地租约期较短,也没有长期经营行为。

   因为公司化农业与庄园经济的兴起,中国农业领域的雇工人数出现增长势头。一些地方官员经常说农民获得了多种收入,有工资收入、租金收入、补贴收入,因此以为好事,遂大力推动农业雇工经营。但据笔者在国内外调研、访问,可认定一般农业田间生产如采用雇工生产方式,其效率会很低。欧美家庭农场的劳动力不足时,也会请人参与,但通常会以聘请“合伙人”的方式来操作,而不是按计时工发工资。

   依笔者之见,为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促进农村社会转型,应遏制农业公司化、农场庄园化、农民雇工化趋势。政府对相关行为可以不强力禁止,但决不可鼓励,尤其不可将支农资金投到这种趋势的当事人手上。

   一概反对村庄成立公司也不对。有的村庄事实上已经不是农业居民点,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土地变成了工业用地,或者变成了大鱼塘,技术上不可分割,成立公司解决一个分配问题,很有必要。但是,就农业耕作来说,家庭经营足以承载起现代规模化农业,不必成立什么公司。

  

   慈善家的农业浪漫主义

   农民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大,是多年来的一个老话题。这当然是一个事实。在我们国家,近半农村常住人口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当然不合理。特别是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与发达国家形成显著反差。怎么办?一种看法就是主张全方位的城市反哺农村,让数亿农民就地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实现收入增长。这个主张很有浪漫主义性质。

   农民收入低,主要原因是农民的平均有效工作日少。在“小农户+社会化服务”模式下,1户农民种10亩谷物需要的劳动时间平均约为60天左右,且为简单劳动。这个年度工作量约是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量的22%。但目前全国农民的人均农业经营收入占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3.3%。要知道,全国平均的劳动复杂程度要比农民高。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本质是就业充分程度的差异。如果单算一个工作日的报酬,农民的收入并不低于城市居民。这也说明,提高农民收入如果主要靠国民收入再分配,甚至靠慈善救济,并不具有公正性。农民收入增长最终出路是减少农村劳动力,使留在农村的劳动者转变为就业充分的专业农民。

   慈善家的农业浪漫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农村女性的关怀。

   当今世界,性别不平等仍是一个突出问题。保障女性平等权利不仅是文明推进的需要,也是发展经济的需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农业发展领域,针对农村女性的发展举措已经有浪漫主义倾向。多年来,在农村扶贫领域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对农村极端贫困人口发放小额贷款,并特别倾向于将农村妇女作为接受贷款的对象。2015年,中国各级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200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但从严格的计量研究看,小额信贷对持续脱贫的效果并不明显。由妇女来签约接受信贷,多少会有利于提高妇女的地位,也多少会避免男子恶习所造成的贷款损失,但总体看作用不会太大。带来一个社会贫困的原因,也是家庭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基本问题不解决,性别权利问题也不会解决,即使有信贷工作者的介入,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权利不平等问题。

解放农村妇女的重要出路是城市化。经验观察表明,女性比之男性更容易获得城市化的利益。在城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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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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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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