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宪群:秦汉之际国家结构的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 次 更新时间:2018-08-16 15: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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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宪群  

  

   国家结构是指“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组成关系的性质和方式”[1],简言之即“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2]。在国家形态研究中,国家结构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特定时期的国家结构是由特定时期的历史特点决定的而不是统治者随意选择的结果。其次,国家结构的合理选择与否与该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能否稳定发展密切相关。最后,国家结构形式是发展、变化的,因为决定国家结构的根本原因,即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国古代国家结构至秦汉时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大体上说,周代是等级分封制的国家结构,周代等级分封制国家结构瓦解后,在周代所分封诸侯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春秋国家,是战国国家的前身,但是战国国家形态与春秋国家形态已经很不相同。[3]春秋国家作为周制整体中的一部分,无论是国家的外部形态还是国家的内部结构都不具有独立主权国家的特点,而且城邦性质明显。战国列国则完全摆脱了周制的影响,各自成为具有独立主权、领土和实施完整、直接行政统治的国家。战国列国的国家结构与秦汉相比较,从很大程度上而言,只有规模大小,集权程度的不同,而无本质的差异。秦统一后,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郡县单一制国家结构,但是这种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只存在了十五年。秦亡后,历史又经历了战国列国的复国运动、以楚为中心的分封制和汉初的分封制。这些变化使汉初的国家结构表现出不同于秦的典型特征。特别是张家山汉墓竹简公布后,其中《二年律令》、《奏谳书》等材料中,有不少牵涉到汉初国家结构的问题,并且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4]但是如何看待汉初的国家结构恐怕还不能将问题简单化,这其中有理论问题,如国家和政权有无区别,也有对史料如何分析看待的问题,所以对秦汉之际的国家结构还应当从多方面来考察和把握。本文并非探讨秦汉之际国家结构中的全部问题,而仅以秦亡汉兴为线索,来探讨秦汉之际国家结构演变历程中的若干问题。而正是这一时期国家结构的形成,奠定了秦汉国家结构的基本形式。

  

一  从“皆为郡县”到“六国复自立”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帝国否认了先秦至春秋以来国家权力被宗法血缘贵族所分割的历史传统,否认了战国列国国家分立统治的历史传统,断然建立了单一制的郡县制统治。统一后,秦统治者从各个方面论证了这种统一的合法性及其意义。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云“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初并天下,罔不宾服”,“六合之内,皇帝之土”,“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殄息暴悖,乱贼灭亡”等等语言,都是秦帝国对统一国家观念的宣扬。但是实际上,战国列国相互并立的国家观念以及更为古老的分封制传统并没有完全被统一的、郡县制国家观念所取代。首先,统治阶级内部对新帝国建立怎样的国家结构本身即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如丞相王绾建议:“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群臣皆以为便。”“群臣皆以为便”,说明在秦廷高级官吏中,赞同分封的人也很多。来自齐地的博士淳于越以“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为依据,从侧面力劝秦始皇“封子弟功臣”,[5]也反映了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的国家结构理想。当然,战国列国本身已经是摆脱了周代分封制影响的独立主权国家,战国秦初人们所言的“诸侯”与西周的“诸侯”已非同一概念,因而秦帝国产生的社会基础与周代分封制的社会基础已大相径庭,秦灭六国与周代分封制的兴衰也没有内在联系。虽然古老的分封制,以及战国列国由周制演变而来的事实仍然会从理想上影响到秦统一后人们对国家结构的看法,但毕竟不能将王绾、淳于越等人关于新建立的秦帝国国家结构的观点理解为“企图恢复西周时期奴隶制性质的裂土分封制”[6],而应当理解为带有战国分封的特点[7]。其次,六国的政治势力、社会势力仍存,恢复列国并立统治的愿望依然十分强烈。再次,统一的社会基础还不牢固,文化的地域性差异仍然十分突出。[8]最后,秦统一后的统治政策造成“天下苦秦”的客观形势。上述因素的综合发展导致了秦的统一局面十分短暂,历史出现了向战国时代回归的典型特征,[9]统一的国家结构也被“六国复自立”的局面所取代。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世被杀后赵高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受王玺。”“六国复自立”和公子婴为秦王“受王玺”,表明自公元前207年始,统一帝国的国家结构已经不复存在。有学者称“此乃战国复活之正式宣告”,[10]甚确。但细译历史,战国复国的历史实起自于陈涉起兵后,我们试析之如下:

   (一)楚的复国。史实证明,秦灭楚后,楚地社会的反秦势力潜滋暗涨,十分汹涌。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的说法,及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11]表明楚地之人在舆论和行动上早有复国的准备。我们可以看到秦末至少有五支起兵队伍是以复兴楚国为号召的:

   陈涉、吴广。《史记·陈涉世家》载陈涉起兵后徒属:“袒右,称大楚。”又云“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陈地三老豪杰亦云陈涉:“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虽未立楚后,但他自立为王后,其政制建设基本沿袭楚制,[12]说明陈涉是以昔日楚国的影响力来号令天下的。

   秦嘉。在陈涉影响下起兵的秦嘉“立景驹为楚王。”[13]景氏亦楚旧贵族。

   葛婴。《史记·陈涉世家》云:“葛婴至东城,立襄彊为楚王。”

   项氏。项氏“楚将世家”[14],“有名于楚”[15]。起兵后项梁求楚怀王之孙心“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望也[16]”。项氏在爵制、官制和地方行政制度上以战国楚制为蓝本史载十分清楚。

   刘邦。刘邦起兵之地本属西楚,起兵后初投楚王景驹,后投项梁。秦二世元年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17],说明刘邦起兵后不久即成为楚王领导下反秦队伍中的一支。刘邦初期的建制亦循楚制。

   《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臣瓒曰:“时立楚之后,故置官司皆如楚旧也。”“如楚旧”主要是指以上数支起兵队伍而言的,并非包括秦汉之际全部起兵队伍。这几支起兵者与昔日楚地、楚人、楚国皆有密切关系,以楚的国家观念来号令天下,抗击暴秦,目的是复兴楚国。

   (二)赵的复国。秦王政十九年,秦兵入邯郸,赵亡。赵公子嘉率宗族奔代称代王。秦王政二十五年,王贲攻代,代亡。秦二世元年,即代亡后十二年,陈涉“令陈人武臣、张耳、陈余徇赵地”[18]。按秦灭赵后设邯郸郡,此不云秦郡而云“赵地”,显然是以战国政治地图来划分天下的。武臣至邯郸后,“自立为赵王,陈余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19]武臣所建制度虽不与战国赵制完全相同,但不同与陈涉楚制是明显的。后武臣被杀,张耳、陈余求得六国赵王之后赵歇为赵王,因赵地、赵后而复赵国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

   (三)燕的复国。秦王政二十一年,王翦破燕,燕王北迁辽东,秦王政二十五年,王贲攻辽东,燕亡。[20]燕亡后十二年,赵王武臣为扩大地盘,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愿将军立为燕王’。”在燕人的劝说下,韩广“乃自立为燕王”。[21]《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云:“韩广至燕,燕人因立广为燕王。”可见韩广在燕地自立为王与燕地旧势力的复国愿望相吻合。后项羽分封,徙韩广为辽东王,立燕将臧荼为燕王。[22]

   (四)齐的复国。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将王贲攻齐,得齐王建,齐灭。齐亡后十一年,在陈涉大军逼近齐地的情况下,狄人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史记·田儋列传》云:“田儋者,狄人也,故齐王田氏族也。”“同传载儋击杀狄令后云:“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但田儋非旧王族。临济之战中,田儋战死,齐人闻田儋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为相,田间为将,以距诸侯。”[23]以上“诸侯”,显然包括战国国家的观念,田儋是以战国齐国家的观念,并因齐国旧宗族势力复兴齐国的。但最终齐人还是因战国齐王之后立新齐王,足见齐的国家观念在齐人心中远未消亡。

   (五)魏的复国。陈涉起兵后,“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市)欲立魏后故甯陵君咎为魏王。时咎在陈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陈王乃立甯陵君咎为魏王,遣之国。周市卒为相。”[24]《史记·魏豹彭越列传》云:“魏豹者,故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秦灭魏,迁咎为家人。陈胜之起王也,咎往从之。陈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曰:‘天下昬乱,忠臣乃见。今天下共畔秦,其义必立魏王后乃可。’齐、赵使车各五十乘,立周市为魏王。市辞不受,迎魏咎于陈。五反,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秦灭六国,迁其后,目的是防止他们在本土的复辟活动。陈涉起兵后,咎往从之,乃是企图借陈涉力量复国,意图甚明。但陈涉本非六国后,他自立而不立楚后,以及他不欲立魏国后为魏王,皆说明六国后的复国与张楚政权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形所驱使。

   (六)韩的复国。秦灭韩,韩地复仇之风未灭。《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云:“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云:“韩王信者,故韩襄王孽孙也,长八尺五寸。及项梁之立楚后怀王也,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后项羽分封,以韩王成“不从无功,不遣就国,更以为列侯”,但汉王刘邦复立信为韩王,将兵略韩地,项羽乃另立郑昌为韩王以距汉,信击败昌,“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 [25]韩之复国是项梁、刘邦欲因韩之旧王族平定韩地,以昔日韩国之影响团结韩地之人成就自己的事业。韩在六国中复国最晚。

   从陈涉起兵至六国复国,前后不过一年时间。如果算上秦帝降为秦王,则战国七国皆得以因故地、故族而复故国。七国之复国,使秦所宣扬和建立的统一的国家观念及结构迅速瓦解,各国均从主权国家的意义上建立了政权并且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也使秦统一后所建立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复向战国回归。这深刻反映了战国社会巨大的历史惯性及其在秦末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影响。从“皆为郡县”到“六国复自立”,使国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的本质特点是由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结构向分裂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结构转化,但不意味着向周制或宗法血缘贵族政治的复归。因为战国列国本身已经建立起区域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我们不能证明,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些旧贵族在复国的疆域里实行的是早已被他们祖先所抛弃的旧制度。

  

二  “霸天下”:楚的国家结构及其性质


秦末虽然出现七国复国的政治格局,出现了向战国历史复归的倾向,但在当时国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楚[26],楚人的政治观念也支配着当时国家结构的新走向。这是因为秦末起兵反秦的首发地在楚,楚地之人的反秦浪潮不仅声势浩大,而且力量最强,政治建制完整,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27]的政治理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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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先秦秦汉史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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