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鸠占鹊巢:自由儒学质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 次 更新时间:2018-08-11 22: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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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 (进入专栏)  

   【按:此文系作者于2018年6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儒学的现代转向暨《当经成为经典:现代儒学的型变》新书发布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剑涛老朋友,观点差异一直坦诚相见也不伤感情,这次继续说真话,从态度、方法和目标三个角度,简单说一下。

   《当经成为经典》的经是canon,经典是classic,区别在经是标准、尺度,具有规范的意义;经典是教材系列的文本。儒家思想由经成为经典,意味着孔孟之道由价值降为知识,由实践转为文本,由现实沉入历史。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近代以来持续发生的事实,作为描述,剑涛这里具有某种客观性,但是,他以此作为自己写作思考的起点,说明他真的不是一个儒者,只是一个学者,一个自由主义立场的儒学研究者。

   因为,一个儒者,在看到自己信奉的价值在历史变迁中与社会脱节疏离,他首先去做的应该是通过对经典的体认,对锡安山问题的把握,形成自己的论述和方案,以重建二者之间的联系。因为他相信对于家国天下来说,儒家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孔子如此,董仲舒如此,朱子、康有为等等都是莫不如此。王船山说的六经责我开生面表达的正是以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的自我期许当仁不让的儒者情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还振振有词提供了两个论述,用来证明他描述的这个事实具有必然性、合理性,并且据以建构思想文化新论述的根据,那就是把儒家说成是古典的,所以在现代就应摒弃,儒学是意识形态的,所以在今天它也活该如此。

   传统儒家思想的古典性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说的是,所有古典的传统在面进入现代历史的时候都会面对某种挑战,都会遭遇某种危机。但是,在这个时候,无论基督教、犹太教还是古典哲学的传统,都会从内部发生一些变革,出现一些努力,提供种种新的论述,不仅使这一传统重获生机,也使文明得以延续,使国家社会以及个体身心维持某种必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英国德国甚至法国的所谓启蒙,都是有破有立,并没有因为所谓现代性就趋于同质化。作为儒者,重要的是现在儒家的内部立场,去维持儒学的canon的地位,而不是将其降格为classic。而剑涛这里,却是将现代性赋予了普遍性和绝对性,成为一个确定的思维框架,并据以对儒家进行裁剪改造。

   从政教分离出发,将儒家思想以意识形态定位,然后加以否定,就是这一思维的表现或症候。什么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主要是一个权力的合法性理论,是一个人为建构起来的服务于政治的历史叙事。

   儒学是这样的么?无论对天的信仰还是对礼的强调,都是渊源久远,先于权力、高于权力的概念范畴或命题。在三代作为中国文明的奠基时期,它是一种自治的社会政治,早期文明的典型形态。

   至于其在汉代与政治的重新结合,则是因为秦始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政治和社会之间高度紧张,导致治理成本急剧升高。从降低治理成本、化解紧张,凝聚力量一致对外的需要出发,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与儒家合作,革新更化。

   这其实是国家社会之间的一次共赢合作,各有妥协,由此形成的霸王道杂之的制度结构和治理模式,实际是政统和道统的合作,不仅成就了两汉之治,则成就了中国文明——它所确立的天对于制度的奠基性地位,具有远远超出政治本身的意义。

   这里要指出,作为政治学教授的的剑涛在讨论儒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只是把眼睛盯在权力上,这是有失偏颇的。这是一种五四或西方中心论的东方专制主义论述的影响或局限。

   这一视角可以也应当置于文明论视角来进行考察。近代中国的政治主题是国家和国族建构,所谓救亡,所谓保国保种保教,正是其具体内容,而民主化或反封建则是左右两种意识形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政治化图谋,知识论或价值论上的私心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剑涛对此没有自觉,更谈不上反思。在我看来,今天自由主义话语的边缘化,看不到问题的这一层次是一个内在原因。

   这就引出第三点,所谓自由儒学问题。

   前阵子他在一个所谓自由儒学的座谈上提出,自由儒学今天已经由格义的自由儒学进入到了命题的自由儒学的阶段。这这跟书名正好形成对照,儒学是由经成为经典,自由则是由格义到命题,即由自由的概念研究,转换为实践贯彻,实质就是用自由主义的那套观念价值去填占儒家儒学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曾经的位置。

   这是他的预设和期待,应该也是所谓自由儒学的愿景构思。对此,我想说的是,这种自由儒学是自由主义的前途,不是儒学的前途,因为它是自由主义的中国版,而不是儒学的现代版。

   如果不承认,不服气,那我建议剑涛及其同仁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由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论是个人主义的,而儒学的价值论与方法论则不是,它的古典性表现在对天及其德性的信仰和坚持上。

   另一个是,自由主义只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政治理论,只是西方文明架构中的一个局部板块,而儒家思想则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性架构,二者在文明地位和意义上并不完全对称。

   这两点自由儒学诸君是否有自觉?是否曾试图从理论上进行应对化解?

   最后,我想指出,牟宗三徐复观他们对自由民主进行格义,是为了寻求中西两大文化系统之间在自由民主价值上的汇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丰富性开放性进行论证,进而重建其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有效性,实现自身文化和生命形态的表达繁荣。

   而你这里所谓命题的自由主义儒学,却是鸠占鹊巢不加反思的洞开城门,系统的将一个外部的政治方案植入中国思想、中国社会并力图付诸实施,而不考虑它们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主题与目标的匹配度——这倒跟你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话理解是一致的。

   我跟你跟你们的区别就在这里,希望能听到你们的正面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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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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